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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柬埔寨的古代交流——从扶南帝国至吴哥王朝

2016-10-15 10:14| 发布者: lisan| 查看: 141729


中柬交流自古有之。崔豹在《古今注》中记载,“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匹,軿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意指在距今三千年前中柬两国就可能有过接触。然而,《古今注》中的这段记载与今日学术界公认的扶南建国时间——公元1世纪——误差较大,或不足采信,但亦可推论,中柬两国的接触自公元前后就已经开始。从扶南时期到吴哥时期,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从开端到成熟,从成熟到互信的三个阶段。

真腊风土记中文


开端:扶南时期(公元1世纪至6世纪中叶)


  公元1世纪初,中国正值东汉初年,在东南亚中南半岛出现了首个由村落联盟演变而成的国家——高棉人的扶南国。

首次接触:公元1世纪至3世纪


  据《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肃宗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究不事”即指扶南国。这次入朝有文字记载的扶南国首次向中国进贡的记录,从无到有,开辟了两国遣使访问的通道。公元三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值曹魏、蜀汉、孙吴政权鼎立的年代。东吴地处东南沿海,碍于曹魏和蜀汉的阻隔,难以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与外通商,唯寻海路求得贸易。而此时,扶南已经发展为南海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国家,对于取道马六甲海峡的抑或那些可能为数更多的由马来半岛各地峡过境的航海者,它都成了一个必经的中转站。


  公元225年和243年,扶南王范旃遣使朝贡吴国之后,孙权于公元244年至251年之间委派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两国使者一来一往,结成互访开端。孙权的使团受到了扶南王范寻的热情接待,双方还缔结了邦交。回国后,朱应著成《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成《吴时外国传》,两部著作详细记录了扶南国当时的土俗和国情,增进了国人对东南亚国家的了解。这两部著作也是后人研究柬埔寨和东南亚的珍贵资料,可惜两部著作佚失,在《南齐书》、《梁书》、《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后作中得见引述。  


  汉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也肇始于此。据《梁书?卷五四?列传第四八?诸夷》载,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时,“(扶南)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范)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漫也。”文中“干漫”与现代高棉语中的“krama”同音,而”krama”如今已经成为柬埔寨人生活常备品——“水布”。


  随着两国邦交关系的建立,扶南与中国的联络开始增多。《晋书》中还记载了自西晋建立以后的20多年间,扶南国曾向我国派遣了一系列的朝贡使团,向我国馈赠方物,领受赏赐的情况。可以说,中柬朝贡关系发迹于这个时期。


扶南后期: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叶


  自公元4世纪开始,中柬两国的交流范围扩大至军事、宗教等诸多领域。两国之间的朝贡关系趋于稳定,中国开始册封扶南王。中国的史籍忠实地反映了扶南的发展和变革。


  《晋书?卷八?帝纪第八?穆帝》载,“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春正月,扶南王竺旃檀献驯象”。《宋书?卷五?本纪第五?文帝》记载,扶南王恃梨陁跋摩曾分别于公元434年、435年和438年遣使向宋文帝献方物,朝贡中国。公元431至432年,这位扶南王还顶住压力,拒绝了邻国林邑王范阳迈提出的借兵攻打中国交州的提议。恃梨陁跋摩的决策改变了以往扶南王的做法,亦成为后任国王的典范。这是两国彼此互信和默契程度渐深的表现。早在公元270年,时任扶南王范寻虽已与东吴结盟,却也曾帮助林邑王范熊侵掠当时中国的西南领土。历经十载,以失败告终。恃梨陁跋摩之后,鲜有扶南国略袭中国领土的记载。


  公元5世纪后半叶,阇耶跋摩继任扶南王。他曾遣商贾至广州贸易,但归国途中遭遇海难,唯有随船的天竺僧人那伽仙返回扶南。那伽仙带去了来自中国的消息。公元484年,扶南王遣其出使南齐,商齐武帝出兵支持扶南对林邑的作战,因为“臣有奴名鸠酬罗,委臣逸走,别在余处,构结凶逆,遂破林邑,仍自立为王。永不恭从,违恩负义,叛主之愆,天不容载”。齐武帝“以文德来远人,未欲便兴干戈”婉拒了扶南的诉求。随后,南梁武帝于公元503年册封阇耶跋摩为“扶南王”,这是中国第一次册封柬埔寨国王。《梁书》中还记载了阇耶跋摩于公元511年、514年两次遣使朝贡的经历。公元517年至539年间,继任者留陀跋摩也曾多次遣使中国,奉表贡献。


  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扶南当时虽以婆罗门教为国教,佛教也非常流行,两国互动频繁。期间,两位精通梵文的扶南僧人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曾前往中国弘法和定居。僧伽婆罗译有《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僧伽婆罗与曼陀罗(仙)共译了《宝云经》等。公元535年至545年间,梁武帝遣使团赴扶南,希望扶南王汇集佛法经典,派遣高僧前往中国弘法。印度僧人波罗末陀(拘那罗陀)受命,携带240束经典,于公元546年到达南海(今广州)。拘那罗陀先后在建业(今南京)、豫章(今江西),临安(今杭州)等地译经传教,于公元569年在广州入寂。他的事迹被载入中国史册,被誉为佛教史上著名的译僧之一。


  留陀跋摩虽是阇耶跋摩的继承者,却也是一位篡位者。他去世以后,湄公河中游的拔婆跋摩和质多斯那兄弟崛起,建立了真腊国。公元7世纪中叶,扶南曾多次遣使向唐朝朝贡,并申诉扶南国已被真腊过侵占殆尽,“治特牧城(扶南都城),俄为真腊所并,益南徙那弗那城。” 


成熟:真腊时期(公元6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初)


  扶南国疆域广阔,从属众多。真腊初兴之际,以盘盘、狼牙修为代表的附属国纷纷独立,与中国建立关系,不再承认高棉人的宗主权力。真腊初建之际,拔婆跋摩和质多斯忙于平乱和征战,恢复扶南时期的统治地位,在近60年的时间里,与中国往来极少。直到伊奢那跋摩一世于公元611年即位后,才恢复了与中国的交往。这段时期,中柬之间的朝贡关系已成常态,两国往来频繁,相互了解不断加深,两国关系步入成熟阶段。


真腊初建:公元6世纪初至8世纪初


  伊奢那跋摩一世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隋朝寿命太短,真腊再次朝贡之时,已为唐朝取代。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初,真腊于公元625年至707年间七次遣使进贡。《新唐书卷?二二二?真腊传》记载:“自武德(公元618年至626年)至圣历(公元698年至700年)凡四来朝。”可见,随着唐朝基业的稳固,真腊主动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朝贡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形式。通过朝贡,两国的交流频繁而有规律,形成常态。

真腊风土记中文


  宗教方面,求法僧人义净撰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记录了高棉人改朝换代而至宗教信仰变化的现实状况。公元7世纪末,“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恶王今并除灭,迥无僧众,外道杂居”。由于扶南为真腊取代,原先广为流传的佛教遭受除灭,转而独尊湿婆教。


水陆真腊:公元8世纪初至9世纪初


  公元8世纪初,由于阇耶跋摩一世无嗣,真腊陷入王权争斗,一时间诸侯林立。虽然女王阇耶提鞞被确定为统治者,但分裂局面已定。真腊国一分为二,南部多滩涂,被称为水真腊;北部多山丘,被称为陆真腊,中国史籍亦称为“文单国”。由于中柬交往已成常态,分裂并没有导致真腊与中国暂停交往。


  水真腊内部又继续分裂,若干诸侯国鼎立。中国史籍中仅有几次水真腊的朝贡记录。据《册府元龟》记载,公元710年,“文单国、真腊国朝贡还藩,并降玺书及帛五百疋赐国王。”。“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真腊、文单、新罗、靺鞨、中天竺国并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六月,……真腊国遣使献犀牛。”这些记载中将文单国与真腊并列,意指唐朝已将真腊(水真腊)和文单视为两国。到了8世纪下半叶,爪哇夏连特拉王朝的崛起对中南半岛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爪哇人常经由海路袭击占婆等半岛沿海国家。水真腊紧邻占婆,亦未能幸免。水真腊与中国的交往被阻隔。


  而文单国则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交流。公元753年,文单国王子率领26人使团朝贡,被册封为“果毅都尉”。这位王子还随同唐朝大将何履光出征阁罗凤统治的南诏东部,“事讫,听还番”。公元771年,“王婆弥来朝,献驯象一十一”。婆弥王受到热情接待,唐代宗“宴文单国王婆弥等二十五人于三殿”,还宗册封婆弥王“开府仪同三司”和“试殿中监”,并赐汉名“宾汉”。公元798年,唐德宗册封文单国朝贡使李头及为中郎将 ,这是对文单国朝贡的最后一次记载。

互信:吴哥时期(公元9世纪初至公元15世纪中叶)


  公元802年,阇耶跋摩二世创建吴哥王朝。他在巴肯山举行提婆罗阇仪式,宣告了吴哥从爪哇控制中独立,也彰示了柬埔寨宗教与王权的结合。吴哥初代数位国王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平息贵族叛乱、恢复宗主国地位和进行国家建设上。公元12世纪初,吴哥已经基本统一;国内建成了因陀罗德达格、耶输陀罗德达格(东巴莱)等大型蓄水池和辅助的水利系统,波列科寺、巴孔寺、洛莱寺、东梅奔寺、班迭斯雷寺等一批神庙建筑拔地而起,吴哥王城的雏形耶输陀罗补罗也初现规模。公元约900年左右,在耶输跋摩一世统治后期,吴哥的疆界拓展到,“北至中国、东至占婆、西至印度洋,并包括马来半岛北部远至盘盘”。之前800多年的交流使得中柬关系日趋成熟,形成常态,吴哥王朝建立以后,两国关系继续提升,逐渐达到互信。

高棉的微笑


吴哥初建:公元9世纪初至12世纪初


  吴哥初期,中国适逢五代十国乱世,两国关系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朝贡记录外,没留下什么痕迹,也没有中国遣使出访记载。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载,公元813年,“十二月……是年真腊国遣使李摩那等来朝”。公元814年,“九月,真腊国遣使朝贡”。


  虽然史籍中记载极少,但是中柬之间的联系未曾中断。北宋熙宁年间,宋朝与安南在边境展开军备竞争,引发了宋越熙宁战争。宋朝“因以兵邀,占城、真腊之众,同力攻讨” 。真腊常受安南滋扰之苦,考虑到将与宋联盟可以对付宿敌,曷利沙跋摩三世应邀出兵,帮助宋朝在义安省牵制安南部队。虽然真腊的军事支持未能对战争的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这次战争是中柬有史以来第一次联手对敌的纪录,也是两国关系走向联盟、互信的证明。

巴戎寺浮雕汉军帮助高棉人抗击入侵者

吴哥中兴:公元12世纪初至公元13世纪末


  公元1113年,苏利耶跋摩二世即位以后,迅速加强与中国联系。宋朝也非常重视真腊来使,除了回赐物品外,往往官封其王,规格高过以往。公元1116年,苏利耶跋摩二世派遣进奏使奉化郎将鸠摩僧哥等14人朝贡宋朝,宋徽宗“赐以朝服”。公元1120年,又派遣郎将摩腊、摩秃防再次朝贡大宋,宋徽宗“官封其王”。而公元1129年,宋钦宗曾册封苏利耶跋摩二世“检校司徒”,并荣誉性地加衔“食邑”。中柬关系的稳固一定程度上成为苏利耶跋摩二世对外征战的政治资本。他曾对大越国、占婆国和孟人国家展开大规模进攻,被西哈努克誉为“柬埔寨的拿破仑”。在商贸方面,据《文献通考》记载,两国官员曾在1131和1147年商讨解决了一些贸易问题。


  1155年,真腊向宋“贡驯象”,后陷入王权争斗。占婆人趁虚而入,于1177年攻陷吴哥城。在阇耶跋摩七世的带领下,真腊军队于公元1181年夺回国家主权。公元1190年,阇耶跋摩七世委派在吴哥避难的占婆王子毗多难陀那为指挥官,一举攻陷占婆首都佛誓城,将占婆一分为二。其中,毗多难陀那王子统治南占婆。柬埔寨占领占婆全境长达近20年之久,这段绵延100年的吴哥、占婆恩仇录,已经成为柬埔寨广为传颂的历史传说。在中国的史籍中也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五月望日,占城主以舟师袭其国都,誓必报怨。庆元己未(公元1199年),大举入占城,更立真腊人为主。占城今亦为真腊属国矣。” 


  元朝期间,中柬关系亦相对平稳。忽必烈即位后,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王族到京城朝贡。“(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冬十月庚戊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干不昔国”就是柬埔寨。如其它国家一样,吴哥王阇耶跋摩八世对诏谕的态度非常谨慎。据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公元1281年,忽必烈派“索多(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百戸、一金牌千戸同到本国,竟为拘执不返”。1285年,为了缓和与元朝的紧张局面,阇耶跋摩八世适时地遣使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 ,理性地化解了危机。与缅甸、爪哇、占婆等国相比,元朝对柬埔寨的态度相对宽松,对于拘扣官员的事情,也没有再进行报复。


周达观眼中的两国关系

真腊风土记(2012年修订版)


  公元1296年,元成宗铁穆耳遣团出使真腊,周达观作为使团成员同往。他从家乡浙江温州出发,在吴哥生活逾1年,详细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翌年回国后,撰成《真腊风土记》。这部书被柬埔寨学者李添丁翻译成柬文,于柬埔寨出版发行。


  《真腊风土记中》对中国华侨的在柬情况作了大量记录。“异事”则中,周达观曾遇见温州同乡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贸易”则中记载,为了方便做买卖,华侨到达真腊“必先纳一妇人者”。当地人见到中国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流寓”则中讲述了中国的水手因为当地“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常常来到这里定居。在“死亡”则中记载了土人丧葬往往“擡至城外僻逺无人之地,弃掷而去。俟有鹰犬畜类来食,顷刻而尽”,但“亦渐有焚者,往往皆唐人之遗种也”。在“走兽”则中,记载了鹅由中国传入柬埔寨的情况,“在先无鹅,近有舟人自中国携去,故得其种”。


  可见,到13世纪末,中柬民间交流已经颇具基础。华人住蕃,在柬经商和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况不在少数。而且,前往真腊的华人人数逐渐增加,华人沿用中国的传统习俗,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   


吴哥后期: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中叶

吴哥夜晚


  13世纪上半叶,吴哥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西部泰族势力日渐强大,侵蚀真腊国土,掳掠真腊人口,真腊国的税收和劳动力受到极大影响。在素可泰王国建立以后,吴哥王阇耶跋摩八世完全无法应付泰族人的进犯,寺庙修筑工程逐渐停止,兵役和徭役也大幅减少。从上至下都开始改宗信仰锡兰大寺派上座部佛教。至14世纪30年代,真腊国已无梵文碑铭,国王和朝臣改奉上座部佛教,巴利语成为上层官方语言。吴哥社会的巨大变化影响了中柬关系的发展,加之中国亦值朝代更替,两国之间的交往直到14世纪70年代才再次见诸纸上。此时的真腊国早已因长期内忧外患而羸弱不堪。明朝以降,出于对中国的传统信赖和寄希望于明朝的帮助,真腊主动加强了对华交往,两国关系出现了短暂的高潮。而在中国的史籍中,也对此时柬埔寨发生的变化作了详细的记载。


  《明实录》记载,公元1371年和1373年,真腊国巴山王忽尔那向明朝两次遣使进贡。这与阿瑜陀耶王拉玛铁菩提于1369年攻陷吴哥城,并占领6年之久的记载相吻合。由于暹罗的占领,吴哥王不得不将都城迁至至巴山(在当时的斯雷桑托省)。之后,加罗弥王的继承人甘卡收复了吴哥城。他与明朝的往来颇为频繁,《明实录》中称他为“参答?甘武者持达志”。甘卡王于公元1377年、1380年、1383年和1387年遣使纳贡,而明太祖除了当面回赐使团外,常常特意安排额外赏赐。公元1383年、1386年和1387年,朱元璋就曾安排使者出使真腊国给予额外赏赐,1387年前往吴哥的使臣还带去了赠予吴哥王的一枚镀金银印 。1388年,甘卡的继任者达摩卡罗阇 派使臣携52头大象朝贡明朝,途中被占婆人劫掠四分之一,奴役使臣15人。为此,明太祖曾派遣专使董绍前往占婆国谴责占王阿答阿者(制蓬峨)的盗匪行为。这一事件见诸《明实录?卷一九〇》记载:四月,壬子。遣行人董绍往谕占城国王阿答阿者曰:“……今年四月,复得安南奏云,行人刘敏道出占城,真腊所贡象五十二只,占城令人诈为强寇,攘夺其四之一,并奴十五人,益知尔居南夷不知尊敬中国,但以劫虏为生,且强寇虽日行不义,尚识长幼尊卑之序,均分后出之理,岂可为一国之长而可肆侮天下之大君哉?且如往岁所进象奴二人,自送尔子还,竟藏匿不遣,尔之所为若此,一则无以小事大之心,一则失交邻国之好,信义俱亡,何以保国?尔其涤虑改图,毋贻后悔。”


  1389年这一年中,真腊先后派遣三个使团前往朝贡。如此频繁的朝贡频率,也恰恰反映了当时吴哥城再次被暹罗入侵时的紧张局势。


  吴哥与明廷的频繁互动,客观上提升了两国的互信。这种信赖关系不只表现在朝贡关系上,也表现在两国的海上贸易中。明初,为了肃清沿海反明势力和防范倭寇海盗,明太祖朱元璋曾实行极为严格的海禁政策,一度杜绝海上贸易,但却真腊网开一面,“……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


  公元1389年,真腊王蓬黑阿?亚特首次将都城迁至扎多木(金边)。约在公元1444年,真腊王放弃了吴哥城,吴哥王朝亦随着吴哥城的废弃而终结。继任的国王们为了阻止暹罗的入侵而绞尽脑汁。15世纪中叶,仍有零星真腊国朝贡的记载。17世纪以后,随着越南加入分割柬埔寨的争夺,曾经在中南半岛盛极百年的帝国遭受东西两面夹击,领土沦丧。西北省份割让暹罗,东南省份割让越南。暹罗还一度成为柬埔寨的宗主国。殖民时代,柬埔寨国王急求法国援助牵制越南、暹罗的意愿,反被法国利用,名正言顺地“保护”了柬埔寨。由于正常无法行使国家主权,柬埔寨的对外关系不是由宗主国控制,就是由殖民者代言,整整500年的时间里,中柬关系完全停滞。


  中国与柬埔寨的交往已逾千年。交往的范围随着对彼此了解加深而不断扩大,从政治互访到经商贸易,从军事合作到文化互补,均有涉及。有唐以降,扶南、真腊对华十分友好,唐人前往柬埔寨住蕃生活,受到当地人的尊敬,也与当地社会相互融合,将中国的习俗和文化带到了柬埔寨,形成了早期的华侨群体。两国的交流经历了从开端到成熟、从成熟到互信的逐步升华的过程。可以这样说,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结交的第一位朋友,两国的友谊跨越千年,两国的关系也早在500年前就已经稳定。虽然在近代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柬交往曾被迫停滞,但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使两国领导人在建国和独立后,迅速认识到恢复两国关系和正常交往的必要性。雨果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如今,中柬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的政治合作、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丰富而广泛,相信中柬两国定将承续千年交流历史,互融互通,合作互信,携手为中华民族和高棉民族的崛起而砥砺前行。

转载自公众号《高棉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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