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risten R. Ghodsee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系教授，创作了多本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及其后果的著作，其中包括近期的《红色宿醉：20世纪共产主义的遗产》。

　　美国人想起东欧的共产主义时，想到的是旅行限制、阴郁的灰色混凝土建筑、悲惨的男人和女人们憔悴地排着长队在空荡荡的市场上买东西、安全机构窥探公民的私生活。虽然这些大多是真实的，但我们对共产主义生活的集体刻板印象并没有展现事情的全貌。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苏东集团”的女性享受过当时自由民主国家的女性所不知道的很多权利和特权，包括国家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大量投资，完全被纳入劳动力大军，慷慨的产假津贴和有保障的免费托儿服务。但是，有一个优势很少受到关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女性享有更多性乐趣。

　　1990年两德合并后进行的东西德社会学比较研究发现，东德女性获得的高潮次数是西德女性的两倍。研究人员对报告的性满足度的这种差距感到惊讶，尤其是考虑到东德女性要承担起正式工作和家务这臭名昭著的双重负担。相比之下，战后的西德女性呆在家中，享受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各种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但是，与排队买卫生纸的女性相比，她们的性生活较少，令人满意的性生活也较少。

　　如何解释铁幕背后的生活的这个侧面？

　　以保加利亚的安娜·德切娃(Ana Durcheva)为例，2011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65岁。她人生的前43年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她经常抱怨称，新的自由市场妨碍了保加利亚人发展健康恋爱关系的能力。

　　“当然，那时候有些事情很糟糕，但我的生活充满了浪漫，”她说。“离婚后，我有工作和工资，我不需要一个男人养活我。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很多年，德切娃是一位单身母亲，但她坚持认为，自己1989年之前的生活比她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女儿所过的充满压力的生活更令人满意。

　　“她总是不停地工作，”德切娃2013年对我说，“她晚上回家后，太累了，没力气跟丈夫一起做点什么。但那没关系，因为他也很累。他们像僵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我在她这个年纪时，我们的乐趣多多了。”

　　去年，我在前东德的大学城耶拿采访了刚结婚的30多岁的丹妮拉·格鲁伯(Daniela Gruber)。她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出生和长大的母亲正在对她施压，想让她早点生孩子。

　　“她不明白现在的生活要艰难得多——在墙倒下之前，女人们的生活太容易了，”她对我说。她指的是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她们有幼儿园和托儿所，可以休产假，单位给她们保留工作。我的工作是从一份合同到另一份合同，没时间怀孕。”

　　1989年之前和之后成年的母女之间的这种代沟佐证了女性在共产主义时代的生活更令人满意这个观点。她们拥有这种生活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政权将妇女解放视为自己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

　　虽然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在二战后需要女性劳动力，以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方案，但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基础其实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9世纪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接管苏联后，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ksandra Kollontai)在建国初期实现了性革命，柯伦泰认为，爱应当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

　　1917年，苏联实现了女性普选权，比美国早了三年。布尔什维克还放开了对离婚法的限制，保障了生育权利，并尝试通过投资公共洗衣房和人民食堂，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女性被动员加入劳动力，从经济上独立于男性。

　　在1920年代的中亚地区，俄罗斯女性力主解放穆斯林女性。这个自上而下的运动遭到当地族长的激烈反弹，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姐妹、妻子和女儿摆脱传统束缚。

　　在1930年代，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禁止堕胎、鼓励核心家庭，从而逆转了苏联在女权方面取得的大部分早期进展。然而，二战后男性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促使其他共产党政府推行各种女性解放计划，其中包括对女性性行为奥秘的政府资助研究。大多数东欧女性不能前往西方或阅读自由新闻媒体，但科学社会主义确实为她们带来了一些好处。

　　“早在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性学家便开始研究女性性高潮，在1961年，他们举行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捷克共和国马萨里克大学教授卡特琳娜·莱斯科娃(Katerina Liskova)告诉我。“他们强调男女平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女性快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人甚至认为男人需要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否则就不会有良好的性生活。”

　　华沙大学人类学副教授阿格涅什卡·科申斯卡(Agnieszka Koscianska)告诉我，1989年以前的波兰性学家“并不把性爱局限于身体的体验，他们强调社会和文化背景对性快感的重要性。”对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国家社会主义的答案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有压力或过度劳累，为自己的未来和财务状况的稳定而忧心忡忡，即使受到最舒服的刺激，也无助于获得快感。”

　　所有华约国家都实行一党制，因此全面重新修订与家庭相关的法律也得以加速进行。共产党人在教育和培训女性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保障了她们的就业。国有妇女委员会试图重新教育男孩，将女孩完全视为同志；并试图说服同胞：男性沙文主义是社会主义之前社会的残余。

　　虽然性别工资差距和劳动力隔离仍然存在，共产党人也从未能彻底改革国内的父权制，但共产主义国家的女性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立自主，是西方女性很少能够想象到的。苏东集团国家的女性不需要为钱去结婚或上床。社会主义政府满足了她们的基本需要。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还提供额外的资源，为单身母亲、离婚女性和寡妇提供支持。除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些显著的例外情况，大多数东欧国家确保女性可以接受性教育，并享有堕胎的权利。这降低了意外怀孕的社会成本，也降低了成为母亲的机会成本。

　　西方一些自由主义女权分子勉强承认了这些成就，但是她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格外挑剔，因为它们不是通过独立的妇女运动产生，而是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解放。许多女权主义学者如今赞美选择权，但同时也接受一种由交叉性的要求所决定的文化相对主义。任何试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女性平权等普世主义价值观的政治方案已经严重过时了。

　　不幸的是，其结果就是在前华约国家内，女性解放所取得的许多进展已经被丢弃或是遭到扭转。已成年的德切娃的女儿和格鲁伯的女儿现在正在努力解决共产党政府曾为她们的母亲解决过的工作与生活问题。

　　“共和国给了我自由，”德切娃告诉我，她是指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民主却把一些自由带走了。”

　　格鲁伯对于东德共产主义的残暴毫无幻想；她只是希望“现在的一切不那么艰难。”

　　在国家机构中拥有职位的共产主义女性可以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因为她们提倡工作中、家庭里和卧室内的性别平等，并且愿意执行这一点。但她们所实施的解放彻底改变了全世界千百万人的生活，其中就有许多我们身边的女性，她们的子女或孙辈已是欧盟现有民主成员国中的成年人。那些同志们坚持政府干预，这对于我们的后现代意识来说似乎有些粗暴，但有时必要的社会变革需要自上而下的解放宣言，它们也会很快被视为事物的自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