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努克家族连载（21-25）

21　阴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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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里玛达的崛起
　　　　朗诺和山玉成联手
　　　　西哈努克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飞机刚一起飞，施里
　　　　玛达便说，这是废黜他的最好机会……
　　　　亲王去法国，朗诺回金边。
　　　　家里起火——朗诺煽动骚乱。
　　　　在坦克包围的议会厅内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的决议

　　1969年8月以后，柬埔寨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角，这就是西索瓦·施里玛达。施里玛达比西哈努克年长9岁。和西哈努克一样，他是在西贡的沙土鲁·罗巴中学受教育的。在那里他同朗诺成了好友。他们二人在二战前就开始了政治生涯。施里玛达在50年代初担任过军队和内阁的职务。后来又出任过驻外大使。他是皇室家族的一个旁系，虽然也享有亲王的称号，但不可能是皇权的继承者。从家族关系上看，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兄。西哈努克形容施里玛达“是个阴险毒辣、不守信义、嫉妒成性的恶棍，但是个聪明人”。施里玛达一直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自60年代前半期，西哈努克宣布进出口贸易国有化以后，他就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一直渴望恢复同美国的关系，其亲美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自施里玛达上台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他们终于又发现了一个值得下赌注的柬埔寨政客。从此，他们又开始干起了1959年屡遭失败的那种勾当。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利用达春颠覆西哈努克政权失败以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流亡在泰国境内的山玉成身上。美国投下了大笔金钱来训练他手下的这批自由高棉武装，打算用这支武装入侵柬埔寨，推翻西哈努克政权。
　　朗诺对亲王的表面忠诚骗取了西哈努克的信任，其实他早在觊觎最高权力。1966年大选产生的国会，成了右翼势力的大聚会，成了他敢于进行政治冒险的强大后盾。1968年8月，他再次当选首相以后，便着手实现他的野心。1969年9月，他同山玉成进行了秘密联系，对推翻西哈努克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好几个月，朗诺就开始接纳山玉成派来的、伪装成向政府投诚的自由高棉士兵。开始是小股的“开小差”的士兵来“投诚”，而后是成批的“投诚者”越过边界。当时任武装部队参谋长的朗诺把这一情况归功于他对卖国贼的宣传工作的成果。他向西哈努克建议：“我已经说服了那些突击队投降了，他们已经反悔了。他们承认是受了美国人的利用，并表示愿意为柬埔寨的中立而战，希望得到您的宽恕。我们收留他们吧？”亲王信以为真，说：“收留他们。”就这样，亲王再一次上了朗诺的当。朗诺把这些武装人员安置在邻近泰国的马德望省。他甚至还把其中的一部分吸收到金边卫戍部队和宪兵里来。被愚弄的西哈努克还专门拿出一百万瑞尔作为他们的安置补助，同时也鼓励更多的人学习他们的榜样、但他们拒绝收这笔钱，声称他们是“出于爱国的理由而逃跑的”，从而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忠诚。但后来西哈努克才知道，那点补助金远远无法同他们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收的美元相比。
　　据西哈努克从美国方面获得的消息，在朗诺和施里玛达成为首相、副首相以后，中央情报局就为他们拟定好了一个政变的计划。剩下的事就是由他们两人确定政变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他细节了。
　　9月3日，胡志明逝世。西哈努克决定参加他的葬礼。当亲王的飞机刚一起飞，前来送行的施里玛达便转过身对朗诺及其同伙耳语——现在是罢黜西哈努克最好的时候。但是，那时，他们的准备工作显然不成熟。而且朗诺的妻子刚刚去世不久，他正在忙于按照佛教的传统办理丧事。
　　但是在这之后不久，朗诺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肩部受伤，不得不离开柬埔寨到巴黎郊外的一所美国医院就医。这样，他们的行动计划就拖延了。
　　尽管如此，遥远的距离也没有阻止他们的密谋。就在朗诺住院的同时，有几个美国“病人”也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些“病人”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制造政变的专家。朗话通过电话，每天同金边进行联系和发出指示。
　　这期间，在金边的西哈努克处境已日趋难堪。朗诺离开之后，施里玛达便代理首相职务。他通知各大臣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禁止他们直接送任何文件给国家元首。一切文件都须首先送到首相办公室，先由他对文件进行审查挑选之后，再送国家元首。谁如果违反了这一指令，就将受到“严厉的处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把西哈努克架空了。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施里玛达改弦易辙，公开修改西哈努克的政策。他废除了国有化措施，放松了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结束了国家对酒、药等商品的生产垄断权，允许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经营活动。
　　对于施里玛达的倒行逆施西哈努克非常气愤。他最后决定用他的王牌——他在人民中的威望来扭转他的被动局面。于是他于12月21日举行了一次例行的、用以体现民意的国民大会。他要让人民代表在西哈努克和施里玛达之间进行选择，要他们对双方的政策做出裁决。他相信，他能够赢得人民。
　　为了破坏这次国民大会，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让一些渗入金边卫戍部队的自由高棉分子混人代表中间进行捣乱。但是红色高棉却动员了他们的支持者，来捍卫西哈努克的政策。当大会投票表决的时候，反对施里玛达的倒退政策的意见控制了整个会场。自由高棉分子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也随大流投了西哈努克的票。表决结果是全体一致反对施里玛达的措施。
　　这次大会开过后几天，西哈努克就住进了医院。他够累的了。政治斗争把他拖垮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多种疾病折磨着他。住院后不久，即1970年1月7日，他便携夫人莫尼克以及包括宾努亲王在内的随行人员离开了柬埔寨，到法国进行他例行的治疗和休养。
　　为什么西哈努克在这政治斗争最关键时刻离开柬埔寨？最可能的答案是他还没有估计到，事情会严重到发动政变把他废黜的程度。当然，也有其他因素。这就是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说明的，即让施里玛达面对将要出现的烂摊子自作自受，自食其果。他写道：“就让施里玛达和他的支持者们放手去干，让他们看看通过废除我的政策，他们能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怎样，那对他们将会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我打算在接受治疗后到巴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政治性访问。在这些访问中我将寻求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回国后可以有力量作出新的努力，依靠我们自己的办法和我们的真正的朋友的帮助，对我们的经济进行整顿。我深信施里玛达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准会让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以致于这个国家将会很高兴地回到在独立初期所制定的路线卜来。”
　　1970年2月18日，朗诺回到了柬埔寨。这时，西哈努克正好在法国。这为他们的阴谋创造了方便条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有时他们在朗诺或施里玛达的家里举行会议。为了避免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发现，有时则在行驶中的小汽车里举行秘密会议。
　　2月底，朗诺同山玉成进行了联系，并相互见面商定，在推翻西哈努克问题上双方相互支持。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们决定把西哈努克与越共的友好关系作为推翻西哈努克的借口。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柬埔寨人的心里深深地埋着对越南人的世仇，只有这一点才能煽动起民众对西哈努克的不满。为此，他掀起了一股反对越共的浪潮。
　　朗诺和施里玛达指示教育部长巧索康在驻有较多北越军队的柴桢省发动反越示威游行。然后，再使反越活动扩大到金边。3月9日，根据教育部长的指示，在柴桢市和该省的“鹦鹉嘴”地区的五六个小城镇里、进行了主要由教员和中小学生参加的反越游行示威。朗诺当局欺骗示威者，说这样做可以加强西哈努克亲王在莫斯科和北京谈判的力量。示威者手里举着政府事先制好的标语，上面写着：“国父亲王万岁！”“越共滚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领土！”
　　3月11日，金边开始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参加者主要是那些反西哈努克的大中学生，其中领头的是朗诺当局的支持者。他们闯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政府的大使馆，大肆抢劫和破坏，捣毁了办公室，焚毁了汽车和家俱。
　　在法国的西哈努克收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断定，这是朗诺当局及其弟弟朗农上校唆使部分军人蓄意制造的。之后，他向哥沙曼王后发了一封电报，谴责这一暴行是“那些把他们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之上的人们的行动”。他对右派发动政变也发出了警告，并声称，他回国后将同这些人斗争。他还表示，要立即回国，让人民做出选择。如果人民支持朗诺，他就辞职。
　　很快，王后回了电报，称：“你别回来了，朗诺已经用那些突击队中的假柬埔寨人取代了王家卫队，他们将会害你。”
　　后来，西哈努克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报，讲述了一旦他回到金边，将会发生的一切：“在机场上，我将受到假王家卫队和外交使团的欢迎。在外交使团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还不敢马上对我下毒手。当我乘上官方的汽车，汽车将不是开往金边，而是把我带到离金边300公里远的一个山区，假王家卫队在那里将我处决，再把我的尸体埋在森林里。”
　　直到发生了11日在越南使馆的打砸抢事件，以及收到了王后的电报，西哈努克对朗诺政变的企图仍将信将疑。因为就在前不久，朗诺还在法国向亲王重申了对他的效忠。也许西哈努克估计还不至于真的发生政变；也许他真的担心回去以后惨遭毒手，他改变了立即返回金边的决定，准备继续他原订计划的旅行：莫斯科——北京——河内。（后来，他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称：“当时，我已得知美国人作好了暗杀我的一切准备，我不愿意使他们的这一企图得逞。”）
　　3月13日早晨，巴黎仍是春寒料峭。西哈努克及其随行正坐在驶往巴黎机场的汽车上。亲王心烦意乱，情绪低沉。为了活跃亲王的兴致，他的一个助手冲他打趣说：“亲王殿下，您今天不应该动身。今天既是星期五，又是13号。”根据西方的习惯，这两个日子都是不吉利的。亲王强打起精神，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西哈努克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只是一个佛教徒。他毅然在这个双重不吉利的日子搭乘了飞往莫斯科的班机。
　　在莫斯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在机场迎接了他。因为不是正式的国事访问，只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
　　苏联领导人对金边的局势已了如指掌。他们很担心朗诺集团的反越浪潮继续发展，特别担心柬埔寨落入美国人之手，那样就会改变整个印度支那战争的形势。他们清楚地知道，西哈努克这种带有亲共色彩的中立立场的重要性。他们希望西哈努克尽快回国以控制局势。因此，就在欢迎仪式之后，波德戈尔内就对亲王说，他们已准备了一架飞机等着把他直接送回金边，希望他第二天就能动身。
　　然而西哈努克却并不那么紧张匆忙。他要实现他来莫斯科的意图。西哈努克感到他这时遇到的压力太大：美国和西贡不断从东面侵犯柬埔寨的边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支持自由高棉从西面入侵柬埔寨。为了对抗和平衡这些压力，他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给予更大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建议苏联派一支像美国最初在南越的军援顾问组那样的小型军援代表团，到金边考察军事需要情况，并为柬埔寨培训武装人员。
　　经过谈判，苏联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援助。但苏联方面要求西哈努克“必须防止朗诺和施里玛达从背后捅民族解放阵线一刀。如果他们竟敢这样干，我们永远不会饶恕他们。……您给了民族解放阵线以宝贵的支持。您已经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将来也指望着您”。西哈努克保证一定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和他们的独立斗争，决不动摇。
　　这期间，亲王也收到了周恩来发给他的一封电报。中国对金边的形势也极为关注，尤其是亲王的态度。
　　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许诺之后，西哈努克向母后发了一个电报。其目的是要母后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他特别强调了柯西金的一段话：“您的越南盟友是不会健忘的。正如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在他们斗争非常艰苦时给予他们的支持一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极右派在他们反对美帝的斗争的更加艰苦、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对他们的恶毒打击。如果右派继续对我们的盟友进行这些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战争。”
　　王后收到电报后，立即召见朗诺和施里玛达，传达了苏联的警告，并要求他们停止反越暴行。但他们对此置之不理，决定继续按他们的计划行动。
　　这之前的3月16日，柬埔寨议会再次开会，主要目的是要罢免亲西哈努克的国防部长翁·马诺林和公安部长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斯上校的职务，以铲除他们的行动障碍。与此同时，朗诺又组织了一次反西哈努克的示威游行。当局希望这次游行能对议员们产生影响。一批示威者企图闯入议会，但被忠诚于西哈努克的。警察拦住了，并逮捕了20名学生。
　　当天晚上，朗诺决定动用陆军逮捕效忠西哈努克的公安人员。与此同时，金边的公安局长布奥少校和忠于国防部长翁·马诺林上校的军官准备先发制人，以制止政变。然而为时已晚，而且马诺林已被软禁起来。接着，朗诺的卫队逮捕了马诺林上校和布奥少校，而且还逮捕了王国陆军参谋部的彭潘伊上校、伞兵司令顾桑拉上校等十几名高级军官和几名重要省长。
　　关于3月18日议会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过程，一位当时参加会议的女议员方炳桢夫人作了详细的描述：
　　“3月18日，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于上午9时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怎样宣布国家正面临着危险以及授予政府最高权力的问题。国会议员和王国议会议员……看到议会被坦克包围，感到极大的不安。会议厅里也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会议开幕前10分钟，议会的总务主任郑簧在过道上向议员们散布说，政府打算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并选出那些不受反对的人来接替。接着，郑簧、屋艾、何来思和柏隆星先后登上讲台控诉西哈努克的‘罪行’……他们建议罢黜亲王。王国议会议员冯山先生胆怯地登台颂扬‘国父亲王’，并提醒大会提防一切轻率的行动。他马上被拉下讲台，并当着施里玛达的面进行威胁，要他立即当众改变主意。
　　“13时，叛乱者们赢了。国民议会采取恐怖手段表决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的决议……
　　“接着，又开始了赞美新制度的宣传战。朗诺出钱要议员们出门走访所在各地区的佛教僧侣的首领，请求他们参加‘反对西哈努克’的活动。在各省，他们的阴谋失败了；他们所联系的和尚都拒绝同他们合作……在各省，到处发生反对政变的示威游行。”
　　朗诺—施里玛达政权上台以后，揭开了柬埔寨历史悲惨的一页。

22　流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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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王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周恩来紧紧拥抱亲王：“您仍然是国家元首！”
　　　　范文同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说：“你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
　　　　苏联——亲王的空秤盘。
　　　　亲王的《告高棉同胞书》传遍柬埔寨
　　　　西哈努克主持三国四方会议
　　　　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在
　　　　北京成立。

　　西哈努克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于18日下午离开莫斯科，前往北京。就在驶往莫斯科机场的汽车上，送行的柯西金总理对西哈努克说：“你们的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是什么意思？”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已被废黜了！”西哈努克毫无表情地答道。
　　“您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进行反击。”
　　柯西金表示将继续支持他，但怀疑中国是否会采取同样的立场。不过，西哈努克对中国充满信心。他对柯西金说：“我将继续前往北京，取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对我的支持。然后我将返回莫斯科。”
　　“不管您怎么干，您都可以指望我们支持您。”柯西金回答道。
　　到了机场后，西哈努克召集随行人员，宣布了他的决定：他将考虑成立一个政府来组织抵抗运动。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西哈努克就开始筹划他的抵抗运动。他同宾努亲王以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开会研究，最后一致决定呼吁柬埔寨全体人民开展抵抗斗争。
　　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所遭受的感情打击要比她丈夫大得多。作为一个女性，她不仅是自己丈夫的忠实伴侣，而且坚信和支持他的爱国事业，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竟落到如此地步。她痛苦极了，几乎有点绝望。她无可奈何地对丈夫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你已经把你的一生贡献给了你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却废黜了你。或许我们退休到法国去住会更好一些。”
　　“不！”亲王坚定地回答，“这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隐退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任柬埔寨不仅变成一个军事独裁国家，而且还将再次沦为殖民地，那历史将会谴责我们。我整个一生都在梦想着我国的独立，并为独立进行战斗。我从法国人手里赢得了独立，并不是为了想在现在又加以放弃。我们的君主政体现在决不能袖手旁观。美帝国主义肯定要在印度支那被打败，而我们必须参加这一斗争。越南人、我们的红色高棉以及我们，将在一起打败美国人。巴特寮也将在老挝取得胜利。和人民站在一起是君主政体的责任。”
　　莫尼克理解这番话的含义，更理解自己丈夫的决心，她当然会全力支持他。在此后20年的岁月里，莫尼克始终伴随在他的身旁，成为他精神支柱的一部分。
　　飞机在西伯利亚1万米的高空飞行，莫尼克就坐在他的身旁。他正准备起草一份进行抵抗的宣言和告人民书。在这柬埔寨民族危难的转折关头，西哈努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突然感到自己正扶着历史的舵轮，并意识到，此时，整个民族正需要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很自然，他一生敬仰的伟人戴高乐的形象在他的脑海浮现了。看来，历史也注定要给他一个成为伟人的机会，于是，这位被废黜的亲王在飞机上奋笔疾书，写就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就是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抵抗宣言《告高棉同胞书》。
　　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以后，亲王走出了机门，第一眼就看到了周恩来正等候在舷梯旁。考虑周密、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似乎早已觉察到了这位被“抛弃”、被废黜的亲王渴求支持的迫切心情，因此他邀请了几乎所有驻京的外交使团来迎接亲王。西哈努克看到这种阵容庞大的欢迎场面，感到万分激动，顿时充满了力量。
　　周恩来大步跨向前去，和亲王紧紧拥抱，用铿锵有力的声调说：“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的唯一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和中国报纸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承认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那天到机场欢迎的共有41个国家的代表。这是细心的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为了表示对西哈努克的承认，他通知所有驻华外国使节到机场欢迎。结果，几乎所有的在京使节都到了。
　　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亲王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
　　“亲王陛下，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周恩来平静地问。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那么我们就全力支持您。”周恩来显得格外坚定。他接着说：“不过您在精神上要有充分准备，在获得必然的最后胜利之前，这条道路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您在途中还会遇到挫折。”
　　“我知道我的想法也就是所有高棉爱国人士的想法。他们将同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亲王似乎仍充满着自信。
　　第二天，西哈努克的声音通过北京广播电台传向了世界。从此，北京电台成了他战斗的喉舌，北京则成了他活动的国际舞台的中心。西哈努克的形象频频出现在中国的新闻记录片中，为全中国人民所熟悉。
　　西哈努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越南总理范文同来到北京。见面之后，他们俩相互紧紧拥抱。范文同对亲王说：“我们从此是战友了。我们对您参加到我们反美斗争的阵营里来感到骄傲。”
　　“我们能够帮点什么？”范文同平静了一下。把对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军事教员，我们不缺人力，而且中国人已经答应提供武器。我们缺乏有训练的干部，打我们将要打的那种战争。你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有训练的干部。”西哈努克坦率地讲了他目前最大的需要。
　　“我会告诉武元甲派几千名最优秀的干部给你们。”范文同十分慷慨地满足了亲王的要求。之后，他们详细讨论了协调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斗争的最好方式。召开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最高级会议的想法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产生的。
　　中国对亲王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定的。西哈努克刚一到北京，周恩来就在迎接他的汽车上做了非正式的保证。不久，在正式会晤中，周恩来正式表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周恩来还特别阐述了中国的这种支持和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严格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
　　周恩来强调：“中国是中国，柬埔寨是柬埔寨。中国将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柬埔寨应该保持它的中立。”
　　西哈努克听完这番话后感动不已。他没有想到，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仅能在柬埔寨这个小国身处危难之时慷慨相助，而且对他这位落魄的亡国之君也如此尊重，这使他深深感到中国的真诚。这件事成了亲王同周恩来友谊发展史上的巨大的里程碑。如果说自万隆会议以后，两人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只是几首序曲的话，那么这以后二人的交往则是恢宏雄壮的乐章。这就是西哈努克亲主至今对中国怀有厚爱的原因之一。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多次同亲王会见，对这位爱国的王公十分欣赏和敬佩。这年五一节，西哈努克作为贵宾享受了中国人所给予的最高礼遇。他被邀请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他登上了天安门，站在毛泽东的身边，接受几十万人的欢呼。历史好像开了一个并不令人开心的玩笑。就在前一年的10月1日，当朗诺代表西哈努克来参加中国的国庆盛典时，他也享受到了这样一种礼遇。但那一次，朗诺没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次登上天安门之前，毛泽东同西哈努克谈了好几个小时。毛泽东很详细地询问了朗诺的情况，对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以及亲王在柬埔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都十分关心。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宁可同您这样的爱国的亲王握手，而不愿同像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您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您可以当一个共产党员了。”西哈努克感到这是毛泽东对他所能表达的最高的敬意。
　　毛泽东以一个大战略家所特有的胸怀继续说：“您必须告诉我们您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您。我们给您的任何东西，同您通过您领导的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
　　西哈努克不仅需要中越的支持，也需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十分欣赏河内的外交艺术，它能在中苏对立中获得双方的支持。他说：“他们的天平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另一头是苏联，保持秤盘的平衡。现在我们的秤盘里一头是中国，可是另一头却是空秤盘。”
　　实际上，中国并不反对西哈努克寻求苏联的援助，相反还鼓励他这样做。
　　精明的西哈努克心想，他不会比越南人干得差。他抓住了在离开莫斯科时柯西金向他作出的非正式保证紧紧不放。他要以这一点为突破口，使苏联兑现它的诺言。
　　西哈努克到北京后的重要外交活动之一，就是接见苏联代办。在谈话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到了他同柯西金在车上的那段谈话，并以激将法的方式提到，中国已经正式表示了对亲王的支持，欢迎苏联根据柯西金所作的非正式保证的大意，发表一项公开声明。
　　苏联代办似乎面有难色，但忽儿作了一个自以为机智婉转的答复。代办说，由于西哈努克现在在中国境内，让中国人首先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比较好。苏联将会接着这样做。这使亲王有些不解。他想，最先发表支持声明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本来想把这个机会让给苏联，然而却遭到了冷遇。
　　这年4月，周恩来访问了平壤。他在同金日成的讲话以及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都对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所提到的高棉民族统一战线和西哈努克本人表示了最有力的支持。这时亲王再次会见苏联代办，向他指出中国的支持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和正式的了，希望他的政府也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
　　这位代办居然拿出了新的理由回避亲王的要求：“但是支持（柬埔寨）的声明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发表的。”
　　亲王立即反驳说：“如果柯西金总理在波兰或捷克的领土上发表类似的声明，我也不会反对。”
　　一个月以后，西哈努克在北京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20多个国家给予了正式承认，而苏联却没有给予承认。
　　出乎亲王意料并博得他欣赏的，是古巴政府对他所表示的支持。柬政变后不久，柬埔寨驻哈瓦那大使求见古巴外交部长罗亚。这位外交部长像往常那样接待了他。
　　罗亚劈头问这位大使：“你是不是将站在西哈努克亲王的一边进行战斗？”
　　“不。他被赶下台了，而且人人都支持朗诺。”
　　“滚出我的办公室！”外长怒斥那位大使，“别再玷污了我的椅子。我限你在24小时内离开哈瓦那。你不但背叛了西哈努克，而且也替你们柬埔寨人民丢尽了脸。不——我不同你握手，而且我还因为在你进来时同你握了手而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西方大国、美国的盟友，法国不可能支持西哈努克的反美斗争。但它毕竟是西哈努克所尊敬的国家，因而法国政府采取了两边讨好的做法。法国驻北京大使交给亲王一封法国政府的信。信上说，如果亲王隐退到法国，他们将为他提供一座别墅、一辆小汽车和一名司机。亲王谢绝了这番美意，但他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隐隐的侮辱。因为他在法国治病时，在街上曾听到了巴黎人带着轻蔑的目光，耻笑被废黜后在巴黎流亡的前越南皇帝保大。而在北京，他听到的是另一种议论。他说，一次他在北京街头散步，有人认出他后，说：“您为我们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立了大功。您帮助越南的抗战英雄。现在柬埔寨人民参加了这个斗争，而您是他们的领导人。”这番话使亲王感到自豪。北京肯定不如巴黎舒适和华丽，但北京肯定比巴黎使亲王坦然和从容。因此，他对法国人说，谢谢法国提供的一切，不过，“中国政府刚为我提供了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头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是对我的事业的支持。因此，我必须接受他们为我提供的包含两部分内容的建议，而拒绝你们的建议。”
　　中国兑现了自己的一切诺言，包括在北京东交民巷的那套西哈努克官邸。他至今仍常住在那里。

　　对西哈努克来说，除了战斗别无选择。
　　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即1970年3月23日，西哈努克通过北京的电台，向全世界和他国内的同胞发布了《告高棉同胞书》和一个郑重声明。他庄严宣布解散非法违宪的朗诺政权。他呼吁。“我们将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在柬埔寨的形势恢复正常以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协商会议。它的成员将包括一切爱国、进步并且具有反帝倾向的佛教僧侣、军队、警察、省防军、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及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力生活的人、工业家、商人、政府职员和妇女的代表。”
　　“我们将建立一支民族解放军，把祖国从朗诺、施里玛达和郑兴为首的卖国贼集团和亲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独裁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与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民族团结政府、协商会议和民族解放军将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它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和在胜利后重建祖国的双重责任。”
　　亲王呼吁：“一切不能再容忍叛逆者的不公正的压迫，并且具有解放祖国的勇气和爱国的子民们（包括军人）到丛林中去打游击，以便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如果你们已经有了武器，并已掌握了军事的话，我可以向你们及时提供弹药和新的武器。如果你们手里没有武器而又想学习军事的话，那么，我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你们到距离你们的兵营和村庄较远的、敌人不能发现和找到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里去。侨居欧洲附近的子民（同胞们），如果愿意参加解放军和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话，就请你们到北京找我。”
　　第二天，亲王又写信给各国政府，呼吁它们支持他的民族解放斗争，拒绝承认金边的朗诺政权。
　　西哈努克的《告高棉同胞书》发表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柬埔寨境内的各收听站收听和录制了通过北京向河内广播的亲王的呼吁，然后又在国内广泛传播。最初人民对朗诺的政变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何反应。他们不了解真相，无法听到亲王的声音，无法弄清究竟谁是卖国贼。当朗诺巧妙地利用柬埔寨人对越南人的世仇大肆鼓噪西哈努克把柬埔寨出卖给越南人的时候，他们迷惑不解。一旦听到了亲王的声音，他们便明白了；真正出卖祖国的是朗诺，是他把柬埔寨出卖给了美国。
　　他们看清了事实真相后，立即发动了示威、反抗和起义。在磅湛市，全城各个角落都是示威者。他们在汽车上张贴“西哈努克万岁”的标语，向司机散发亲王的照片。由50辆卡车和轿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示威者向金边进发。他们要求解散国民议会，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的职位。有两个国会议员奉命向群众解释驱逐西哈努克的理由，但被愤怒的群众打死。这导致警察向群众开枪，结果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朗诺的兄弟朗厄在磅湛省有一个橡胶园遭袭击，他本人被碎尸万段。在茶胶和贡布两地，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抗和暴力事件。
　　随着人民的觉悟，成千上万的青年和学生进入丛林，参加了抵抗力量。朗诺的政府军也迅速瓦解。数以千计的政府军，或者弃甲回乡，或者投奔红色高棉的游击队。
　　从战略的角度看，美国人策动朗诺政变以及随后对柬埔寨的入侵，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一个莫大的错误。它不但为自己树起了更多的敌人，而且使所有的敌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力量变得更加强大。首先，越南和柬共被美国推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原来，二者的战略目标和斗争对象并不完全一致。越南主要是针对美国，柬共主要是针对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协调。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和西哈努克的被废黜，使柬共的革命任务和对象发生了转移。美国成了越柬的共同敌人，共同的斗争使他们互相紧密地靠拢。
　　

其次，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这一对抗的双方的关系，也由于美国的干涉而发生了质变，一致对外的民族矛盾掩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西哈努克坚定不移的反美救国立场使柬共迅速修改和调整了它的路线和战略。在这一民族危机之时，首要任务已不再是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而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因此，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成了战友。
　　就在西哈努克发布告同胞书的24小时之内，于1967年逃人丛林，加入了柬共革命领导核心的三位左翼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作出了积极的响应。这是他们在金边失踪后三年来第一次出现。尽管这三人遭到了西哈努克的错误对待，但他们仍然不计私仇，出于民族利益，积极支持亲王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纲领。他们在声明中称：“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宣言。我们呼吁我国城乡的全体同胞，不要在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一伙卖国贼的军警中充当炮灰；不要给他们交税或遵守他们的残暴的法律；忠诚地和紧密地团结在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周围；建立村、乡、县和省级的新的抗战行政机构。”他们还呼吁士兵和公务员支持人民的斗争，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们的号召下，投身到丛林游击战中去的青年更加勇跃。甚至连驻在桔井的第六军区副司令丁乃英少校也加入了游击队。
　　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没有使它摆脱在越南战争中的被动地位。相反，它正面临着整个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反抗。
　　印度支那三国联合斗争的想法，是西哈努克最先倡导的。早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同范文同会谈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后来，通过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以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协商，达成一致，并于这一年的4月24日至25日在中国广州举行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参加会议的四方代表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以及越南北方代表范文同，所以通常称这次会议为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各方代表邀请西哈努克主持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西哈努克在开幕式上十分感动地说：“尽管我们不能像1965年那样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你们还是邀请我主持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你们的这一邀请，雄辨地证明了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对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尊重、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我国历史和国家生活面临着黑暗和痛苦的时刻，你们的这一邀请就更有意义。”
　　亲王向会议表达了以他为首的抵抗力量的决心。他说：“今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我和我的反帝战友们成了流亡者，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便重新获得昂首返回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权利。”他强调：“柬埔寨将同其他两国兄弟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并肩战斗，直到重新享有自己的主权、自由和独立。”
　　会议就印支形势和共同斗争交换了意见，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最后，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声明还规定各方今后将随时在必要的时候举行最高级会议。
　　会议闭幕后，周恩来设宴招待了三国四方代表。他在讲话中说，7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人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
　　此后，联合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柬共停止了对西哈努克的攻击，并着手同他建立联盟。与此同时，越南也开始同柬共武装力量进一步协调与合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动将存放在柬埔寨境内的大量武器分发给柬共游击队，同时他们在柬境内的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可以更加自由地防御和打击敌人。当4月底、5月初，3万多美军和4万多南越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柬埔寨行动，在柬东部搜寻和围剿越南武装力量时，越方人员早已转移，撤到了柬埔寨内地的安全地带。美军本打算，在柬埔寨的东部地区，由美军和南越伪军同朗诺的政府军从东西两侧形成钳形攻势一举击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但是，作为这个钳子的西钳牙的朗诺军，根本无法同柬共和越共的军队对抗。当美军到达庇护所地区时，他们发现扑了个空。
　　三国四方会议还为柬埔寨各抵抗力量建立中央统一领导机构铺平了道路。
　　5月初，柬共最高领导人沙洛特绍以及其他各派重要的政治领袖汇聚北京，共同商讨成立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问题。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是一个核心问题。承担该纲领起草工作的，是在留法学生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秀木。他早在1946年就留学法国，曾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进步组织和活动。他在法国旅居24年，直到朗诺政变，西哈努克向海内外爱国者发出抗美救国的呼吁之后，才于4月来到北京，积极支持西哈努克的救国斗争。他参加了三国四方会议。最初，他起草的一个纲领比较激进，除了主张佛教的国教地位、信仰自由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以外，还提到社会主义等内容。这个纲领提出来后，沙洛特绍将“社会主义”划掉了。关于政治目标，也只留下了“为国家解放而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选举西哈努克为统一战线主席；并选出由11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政治局。与此同时，产生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直与西哈努克同行的宾努亲王被任命为团结政府首相，乔森潘为副省相兼国防大臣，胡荣任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符宁任新闻、宣传大臣，原驻开罗大使沙林察任外交大臣，秀木任财经大臣。内阁共有12名阁员。
　　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领导机构分成两部分，即国内解放区部分和北京部分，而且在职能方面各有侧重。解放区部分主要负责国内的直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而北京部分则重点负责争取国际支援和国际斗争。在分工方面，他们还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北京有一个大臣，在解放区就有一个相应的副大臣。在解放区的三个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驻北京的代表。他们还决定，只有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那半个政府才有权根据所掌握的必要情况来决定，哪个大臣，包括国家元首，应该在国内行使他的职权，以及何时回到国内。 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常驻北京，主要承担在国际舞台上从事外交、情报和宣传方面的职责。对此，外界的新闻记者提出了一些非难：为什么亲王不离开北京，回到柬埔寨去领导战场上的抵抗部队？
　　西哈努克对这些带有挑拨性的问题回答道：“当纳粹入侵法国时，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在他自己国内领导抵抗运动嘛！他是在伦敦进行领导的，因为英国是个盟国，而且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后方根据地。事实上戴高乐是一直到法国解放之后才口到法国去的。难道有人怀疑过戴高乐的勇气和爱国主义吗？”他说，“由于通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我们在北京同我们在柬埔寨境内抵抗运动总部的联系，也许比戴高乐当时从伦敦同他在法国境内抵抗根据地的联系要迅速得多、经常得多。中国人让我们自由使用一套极其卓越的电讯联络设备。”
　　实际上，亲王的爱国热情远远高于他对享乐的追求。他说，对于那些百般挑剔的人来说，“我只能这样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上去。”只是因为考虑到斗争的需要和安全问题，乔森潘等国内领袖们才劝他留在北京。不过，西哈努克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的半个政府驻在北京，将使他的人民和抵抗战士感到一种鼓舞，使他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了一个坚强的后方根据地，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鼓舞的源泉。”
　　实际上，北京并非仅仅起到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作用。这一点西哈努克心里十分清楚。他说：“在这么辽阔的世界里，我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更理想的首都，来建立我们得继续设在国外的另一半政府呢？中国的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把武器送到我们战士们手里，一直是极其慷慨的。就像以前的经济援助一样，他们在给我们物质支持时是那样谦虚和周到，以致使我感到我们接受这些援助是帮了他们的忙似的。”的确，中国政府是极其慷慨的。中国向亲王提供官邸，以及一个从文书工作人员到汽车队的服务系统。在这次商讨成立联合政府的会议期间，中国表示，将提供武器装备。
　　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正式拉开了柬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

23　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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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7月初，金边军事法庭开始对西哈努克进
　　　　行缺席审判。
　　　　哥沙曼王后被软禁
　　　　纳拉迪波被判刑
　　　　证人在法庭上突然反悔

　　1960年6月修改后的柬埔寨宪法第53条规定：“最高国家元首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意味着，国民议会是不能把国家元首废黜掉的。同一条款规定，所有议员应在每次立法会议开始时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宪法第95条规定，遇有重大宪法危机时，应举行公民投票。宪法第115条还规定，在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时，不得涉及君主制的内容。
　　3月18日，朗诺利用国民议会投票的方式废黜西哈努克的行动，违反了宪法的所有这些规定。显然，朗诺的新政权缺乏合法性。在人民心目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合法的国家元首的法律观念，时时威胁着朗诺政权的稳固性。因而，它必须从法律程序上彻底摧毁西哈努克的神圣地位。为此，它在金边上演了一幕对西哈努克缺席审判的闹剧。
　　1970年7月初，金边的军事法庭开庭审理西哈努克的“叛国罪行”。对于审判过程，法国《世界报》作了报道：
　　“对西哈努克的起诉进行了三天，其结果成了通常预先写好台词式的审判；整场闹剧的必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局指定的律师拿被告寻开心，引得法庭哄堂大笑。政府召集不到多少群众来为这次审判增添一些真正的分量。顺便说一句，自从3月28日政变以来，还没有过任何自发地支持朗诺的群众示威游行。
　　“如果那些罪名还有点实际意义的话，那末事实上就等于是给现政权——前政权的直接继承者——定了罪……他们指控西哈努克‘未能使柬埔寨保持和平’，可就是闭口不提1953年至1970年这段期间里，西哈努克在使柬埔寨不卷入印度支那冲突方面比谁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被B－52轰炸机、毒气、美国与南越……军队的军事行动所蹂躏的农村居民，在法庭上没有发言权。他们都知道，随着西哈努克的被解职，和平在3月18日就宣告结束了。”
　　指控西哈努克的罪名包括独裁、破坏国民经济、帮助越南共产党人占领柬埔寨领土、煽动柬埔寨士兵投敌等。所有这些罪名都是在美国后台老板的策划下罗织出来的。法庭在对西哈努克进行了三天丑态百出、滑稽可笑的审判之后，便不得不草草收场。法庭最后宣判，剥夺西哈努克柬埔寨公民权，并判处死刑。
　　政变之后，朗诺集团还未打算立即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只是想让西哈努克成为他们的傀儡。当他们的要求遭到王后的厉声拒绝之后，才打出了“共和国”的招牌。他们怂恿一批右翼青年和军官“代表人民采取行动”，递交要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西哈努克和王后画像从所有的建筑物上取了下来，挂上了诸如“君主往往都是卖国贼”等标语牌。
　　由于西哈努克没有落入政变集团的手中，他的母亲哥沙曼王后便成了他们出气解恨的对象。但王后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始终没有被征服。
　　西哈努克对他母亲的坚韧性格和可贵的爱国精神，有许多记忆犹新的回忆。他这样形容他的母亲：“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可怕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他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哥沙曼王后不断地提醒西哈努克：“在法国或其他列强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同时，哥沙曼王后又是一位宽厚、仁慈、与人为善的国母。她不想参政，但她常常能以她母性的爱和善意去弥合高层的政治裂痕，去化解党派间的不和与摩擦。对反叛的山玉成，她劝儿子对他宽恕；对与西哈努克有歧见的沈法，她劝儿子对他宽容。
　　哥沙曼没有政治野心。她是一位艺术家。她成为王后之后，多半精力都放在发展柬埔寨的古典芭蕾舞艺术方面。她要亲自挑选演员，并亲自训练。王后年轻时也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她擅长用高棉笛子演奏乐曲，有时也演奏手风琴。她的芭蕾舞团曾享誉国内外，曾为许多国家元首表演过。
　　这位外柔内刚、宽厚善良、多才多艺的高贵女性在柬埔寨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但是政变后，朗诺集团开始对这位国母百般侮辱。首先是强迫她离开王宫，但她拒绝搬出。后来，他们又派人去威胁王后，说：“如果你不离开王宫，我们就把人民处死的越南人的尸体堆在你的房子外面……你把国家出卖给越南人，所以我们就把越南人的尸体拖来，堆放在你的窗下。让这些尸体腐烂发臭，把你熏出来。”
　　“用不着把那些尸首——那是你们犯罪的证据——拖来，”王后厉声道，“我会离开王宫。把我儿子诞生的那所房子还给我，让我搬到那里住。”
　　那座房子早已交给了国家，做了国家博物馆。最后，他们不得不让她搬进了那所房子。但是，对王后的新居严加看守，周围布满了宪兵岗哨，对于一切来客都要严加搜查，同时尽量减少她同外界的接触。这种严密的软禁，封锁了王后的一切消息。在政变后的几个月里，亲王在国外听不到任何关于王后的消息。只是到了后来，有位见过王后的人到了法国，才捎给亲王第一个口信。王后告诉亲王：“孩子，你尽管放心，别为我过度悲伤。我知道怎么做。我进行了回击，而且我一定战斗到底。孩子，你要战斗下去！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恐怕不能再见你一面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正是这个口信儿和后来不断从各种渠道听到王后鼓励西哈努克战斗的豪言壮语，才更坚定了亲王斗争的决心。
　　王后的确是位勇敢而坚强的女性。在被软禁日子里，她饱经了侮辱和折磨。对她精神打击最大的是1970年10月9日朗诺宣布成立“共和国”那天。一伙朗诺的突击队员抬着西哈努克的模拟像到塔仔山去焚烧。在焚烧之前，他们抬着模拟像故意从王后窗下走过，用最粗鲁、最令人恶心的污言秽语侮辱亲王和他的母亲。那些人好像在相互比赛，看谁能骂出最粗俗、最无礼的脏话。
　　那些人为什么要那么无耻地去侮辱他们曾经崇敬过的王后呢？后来，西哈努克才了解到，在当时朗诺高压政策的统治下，许多青年都想离开柬埔寨，但只有得到政府批准，才能离开。而最有可能获得这种机会的，只能是装得对政变当局最亲、对西哈努克骂得最厉害的人。这些得到出国机会的年轻人，往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便高呼“打倒朗诺和施里玛达！”“亲王万岁！”通过这种办法来到法国的留学生，70％的人一到巴黎机场，就宣布效忠民族统一战线。
　　政变集团软禁和折磨王后实际上另有所谋。他们深知，西哈努克深深爱他的母亲，为了他的母亲，他可以放弃一切。于是，他们打算扣押王后做人质，迫使亲王放弃斗争，回国归顺政变集团。当王后要求准她流亡国外时，朗诺则提出了条件，即西哈努克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辞去一切职务。
　　当西哈努克听到这一消息，愤恨交加，但也左右为难。作为儿子，他爱自己的母亲。他知道，她处境恶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他有责任解救她。但他再一想，只有他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只有他是民族重获新生的希望，他只能战斗，别无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终于痛下决心，以民族大业为重。使他快慰的是，他的母亲也大义凛然，鼓励他的战斗选择。她捎信给亲王说：“你一定要战斗，否则，我会永远责备你。”
　　正如他的母亲为她的儿子骄傲一样，西哈努克也为自己的母亲而自豪。
　　为了制服亲王而监禁王后的卑鄙行为引起了世界的公愤。一些美国人写信给国务院，一些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纷纷写信给美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要求美国政府向朗诺集团施压，释放哥沙曼王后。尼克松政府则冠冕堂皇地声称：“朗诺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柬埔寨是个独立国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我们过问了，那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不可容忍的干涉。”这令西哈努克义愤填膺，他反问道：“难道还有比这更虚伪无耻的吗？在美国支持朗诺推翻一个合法政府的时候，柬埔寨的主权哪里去了？”
　　后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由于西哈努克的强烈要求，华盛顿不得不悄悄地指示朗诺释放王后，允许她流亡国外。直到1975年4月末，哥沙曼王后在北京逝世，她都同西哈努克亲王生活在一起。
　　这位不屈的老人，终于心满意足地合上了双眼，不无欣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她去世的几天前，红色高棉解放金边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她终于看到了柬埔寨的曙光。
　　西哈努克的被废黜也株连到他的所有留在柬埔寨的孩子们。最初，朗诺政权只把他的两个儿子（纳拉迪波和拉那烈）软禁起来；后来，他的女儿波东帕花也被以“叛国罪”逮捕。朗诺政权威胁要把西哈努克的两个儿子处以死刑，来为他们的父亲抵罪。
　　波东帕花的所谓罪过是辱骂了“共和国”。波东帕花是西哈努克同蓬姗莫尼所生的幼女。亲王的这个女儿被捕时19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这位弱女子从未参与过政治，只是咒骂了那些残无人道的杀人强盗才被扣上这一罪名的。
　　朗诺集团对王族成员大开杀戒。一天，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波东帕花最尊敬的一个叔叔被朗诺的一个军官枪杀了。这个军官还扬言：“要以共和国的名义把所有吸血的亲王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波东帕花对此忍无可忍，她在她叔叔的葬礼上大哭大骂：“这是什么共和国？这是匪徒的共和国！法律何在？在这个共和国还有一点正义吗？”
　　被杀害的波东帕花叔叔是一名少校军官，也是施里玛达的堂兄弟。然而，施里玛达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以叔侄的关系，强迫波东帕花收回自己的话：“你侮辱了我们的共和国。你必须赔礼道歉，收回你的讲话。”这位弱女子这时无所畏惧，厉声道：“我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收回！”于是，她的这个叔叔就把她送上了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当局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证人出庭。此人是波东帕花从前的女仆。警察要求她出庭陈述波东帕花的“罪行”。不料这个证人却在法庭上控诉了警察如何折磨她，强迫她做伪证。这位可怜的女仆因此而被判处10年苦役。
　　据说，美国担心对这位弱女子的继续审判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美国在干预下，当局释放了她。
　　波东帕花的丈夫是西索瓦·杜萨迪亲王。政变发生时，他在金边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部任职。由于与西哈努克的亲缘关系，他被革职了。后来，在妻子的鼓励下，他逃到了解放区。
　　后来，波东帕花同杜萨迪离了婚。她又嫁给了空军军官索波塔。不久，他也成了一位反朗诺的不屈战士。1973年，他驾驶着美制飞机轰炸了朗诺的总统府。之后，他又驾着同一架飞机带着妻子、孩子飞往中国，投奔了西哈努克。他们在北京一直住到1975年朗诺政权垮台。最后，他们又随西哈努克一同返回柬埔寨。
　　亲王的两个儿子纳拉迪波和拉那烈被指控为“雇佣土匪”散发宣传品和投掷手榴弹。结果，两人都被软禁起来。在审判时，纳拉迪波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把情报提供给敌人”。
　　据西哈努克分析，对纳拉迪波的逮捕和审判是出于政治目的。
　　诺罗敦·纳拉迪波是西哈努克同西索瓦·莫尼盖姗所生。也是他们俩的独生子。这个孩子很不幸，他出生后几个小时，他的母亲便与世长辞了。他是西哈努克所有孩子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政治家，亲王把他送到北京学习。他先在北京芳草地小学学习。那里是外国驻京外交官子女云集的地方。小纳拉迪波活泼可爱，同中国孩子以及各种不同肤色的孩子友好相处。他聪明伶俐，很快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
　　后来，他考入北京灯市口中学，即现在的25中。中学给年轻的纳拉迪波展现了一个充满知识的世界。他开始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生里程。
　　纳拉迪波酷爱中国的语言、文学。他阅读了许多中国著名文学作品。他欣赏《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深入虎穴的智勇双全，他为《红岩》中江姐的坚强意志所感动。
　　他对农学也颇感兴趣。他知道他的祖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方面的知识肯定对柬埔寨有用。为了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他居然同中国同学一样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
　　周恩来对纳拉迪波关怀备至，有时还把他请到家里来做客。每逢这时，邓颖超就把中国风味的饭菜端上来让他品尝。周恩来则像一位慈父款待久别后的儿子，不停地给他夹菜。周恩来不时向这个年轻人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北京干燥的天气，你适应吗？”“中国同学对你热情吗？”“爬过香山的‘鬼见愁’吗？”“将来回柬埔寨做什么？”
　　在周恩来身边，纳拉迪波不仅感受到父爱，而且聆听到了人生教诲。周恩来告诉他：“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坏人；好人中还分两种，一种是对社会贡献大的人，一种是贡献小的人。你应该是前一种。柬埔寨很需要这种人。”
　　西哈努克决心让纳拉迪波在北京上大学，但这一计划落空了。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被迫中断了学业，回到了他的祖国。后来，他成了他父亲的秘书处一名称职的译员和一家国营中文报纸的编辑。
　　西哈努克对纳拉迪波格外欣赏，并寄于无限限希望。他曾多次公开表示，万一他自己有什么不幸，纳拉迪波就作为他的“政治接班人”。
　　很显然，纳拉迪波的存在是朗诺政权的潜在威胁。
　　拉那烈是甘霍为西哈努克生的一个儿子。甘霍和西哈努克共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儿，叫帕花·黛维。她后来成为高棉古典芭蕾第一号女演员。第二个孩子拉那烈后来成为法学博士，曾在法国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任教。
　　拉那烈被捕后，给他定的罪名是私藏颠覆性材料。其实，那些材料只不过是法国《世界报》的一些剪报。后来，他被释放了，是王后花了一大笔钱把他赎回来的。他是王后最喜欢的一个孙子。
　　在审判西哈努克的两个儿子时，当局事先安排了两名“证人”。他们用拷打迫使这两个证人做伪证。当开庭作证时，这两个证人居然当众揭露了真相，说出了他们被迫做伪证的经过，其中一个还脱下了衣服让人看他受电刑落下的伤疤。他推倒了他先前的所有证词，并声称，所谓散发传单的事由他一人负责。结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西哈努克另外两个儿子拉威旺和克马努拉逃离了金边，没有落入朗诺的魔掌。拉威旺是蓬姗莫尼为西哈努克生的次子。他逃离金边后，钻入丛林，投奔了红色高棉。但是很不幸，就在解放金边的前两年，他病逝在抵抗营地了。
　　克马努拉也是蓬姗莫尼所生，是西哈努克的幼子。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后，他也投奔了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新闻部长符宁的手下工作。1975年9月，西哈努克从北京回到金边后，克马努拉回到他父亲的身边。
　　对西哈努克缺席审判的同时，还对他的一些支持者进行了缺席判决，其中17人被处死刑，11人被判20年监禁。

24　解放区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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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经由胡志明小道到了解放区
　　　　　　　胡志明小道传奇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莫尼克和亲王在解放区的“白宫”

　　西哈努克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不论是作为平民青年，还是作为国王、元首；也不论是在朝执政，还是流亡异国，他惦记、思索和苦恼的都是他的国家。流亡北京之后，他昼思夜想、为之日夜操劳的，更是他的国家。为了它的独立，他奋斗过，成功过，因而也自豪过。他为柬埔寨能在他手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而骄傲。和他的先王们相比，这不亚于吴哥时代苏利耶跋摩二世国王修建的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如果说记录这位先王伟业的是这座寺庙，那么记录西哈努克伟业的则是树立在金边的独立纪念碑。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哪怕他一生就做了这一件事也足够了。这就足以使他有权利在移交权杖的时候，对他的继承者说：“请接受吧，这是一个独立的柬埔寨。”
　　然而，现在他却流亡在外，根本没有发生那种郑重庄严的权力移交仪式。柬埔寨也失去了它的独立地位。这怎么能不让这个亲王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呢？怎么能不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渴望回到、看到他的祖国，亲吻它的土地呢？
　　亲王丝毫没有被抛弃感，因为废黜他的不是他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一小撮卖国贼。每当他想到这个伟大的古国再次被出卖，它的人民被愚弄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离开北京，亲自去拯救他的人民和国家。难怪他说：“我本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急于想回到我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上。”
　　因此，从一开始，西哈努克就要求把民族团结政府的根据地全部建在国内，并要求回到柬埔寨。但是在国内领导抵抗运动的乔森潘劝他，为了民族斗争的利益，还是留在北京。他留下来了，但短期访问柬埔寨的解放区的念头却没有打消。但是，柬埔寨之行，必须得到越南人的同意，因为必须经过那条唯一通道——胡志明小道。
　　当西哈努克向范文同表示想途经越南北方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范文同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能送您去，美国人轰炸得很厉害，至少有60％的死亡可能性，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
　　“你们让我冒这个险吧！”他恳求道。
　　“不，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范文同拒绝了。
　　西哈努克又给乔森潘拍了一个电报，说：“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殿下，没有必要去冒险，应该等待。”
　　后来，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停止了，西哈努克又向乔森潘拍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你们那里要我去吗？”乔森潘回答说：“我们太欢迎了。”这时，河内也同意了，说：“现在安全的可能性达到了90％，我们将助您一臂之力。”
　　1973年2月底，北京的早春，乍暖还寒。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英萨利特使的陪同下，离开居住了三年的北京，经由越南前往柬埔寨，开始了一次秘密的解放区之行。
　　到越南后，河内专门为亲王的旅行组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车队。护送的越南人有150人之多。范文同派出了一支装备有重炮的防空部队和一个流动医院，以防不测。医院条件完备，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护士和抢救用的血浆等等。范文同甚至还派出一个炊事班。随行人员乘坐卡车，而西哈努克夫妇乘坐刚从莫斯科运来的苏制吉普车。吉普车相当漂亮，令西哈努克吃惊。
　　车队在越南土地上行驶了几天便靠近了老挝边境，到达了举世闻名的胡志明小道的北端。
　　胡志明小道真是一条神奇的路。它是越南抗美战争中诞生的一大奇迹。它就像维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把战略物资和补给品从北方输往南方。可以说，它是南方革命的一条生命线。
　　最初这里无所谓小道，只不过是可以通行的丛林地带。　　1964年，第一支越南的部队出现在这条小道上时，行走起来还十分艰难，根本不可能行车。开始是人背肩扛，逐步发展到能通自行车，牛车、板车和用大象运输。1965年以后，越南抽调大批人力来修路，道路基础越垫越厚，路面越开越宽。后来，中国的解放牌大卡车也可以通行无阻了。在小道两旁，每隔3英里就有一个隐蔽在从林中的卡车停车场，以及散布在各处的燃料、食品和弹药库。
　　这里有一个庞大的护路系统，只要某处被飞机炸毁，连夜就可得到修复，第二天照常通车。这些被称作“抗美救国青年突击队”的护路人有5万人，年龄在15岁左右，每人志愿在这里服务3年。
　　据美国人估计，在1968年初，有15万越南人通过了这条小道。在1970年间，有6.8万吨物资通过了小道，有2.1万吨最后到达目的地，平均每天60吨。
　　这条盘绕在三国边境地带的巨蟒般的运输线，自始至终成了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和华盛顿的战略家们难以割除的一块心病。这条路最终成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之路。
　　为了封锁这条小道，从1965到1971年，美军的B－52轰炸机在这条小道上投下了约223.6万吨炸弹。对小道的空袭高达每天500次。但这条路仍畅通无阻。为了切断越南抗美战争的这条生命线，华盛顿绞尽了脑汁。他们调集了最强大的科技力量，利用最新电子技术，发动了一场“电子战”。由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军事战略家们组成的半官方的白宫思想库的“贾森小组”承担了可与“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相比的电子战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寻找摧毁胡志明小道的办法。
　　他们先后制定了多种设计方案。先是搞“钮扣炸弹装置”。人只要一踩上那种小如钮扣的装置，就会粉身碎骨。结果，由于一名空军爆炸专家被炸瞎了眼而告吹。而后是一个“拉瓦计划”，目的是寻找一种能使小道潮湿的泥土变成滑溜溜的油脂状物的化学配方，但未获成功。后来又是一个“鸽子计划”，其目的是让鸽子携带爆炸装置。但效果也不理想。以后又搞了一种代号为“白色圆顶建筑”的超声武器，这是一个连接计算机、飞行器的遥控爆作系统。还有什么“人迹嗅探器”，这是一种挂在树上的有嗅探人体体温和体味的遥感系统。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切断那条来往奔忙的运输线。
　　美国人久久不能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如此强大的美国空军力量为何切断不了一条小道？一位研究越战的加拿大记者大概说出了其中奥秘：在一场常规战争中，“人最后一次比机器活得更长，或者最后一次用智慧战胜了机器”。
　　当西哈努克一行来到胡志明小道上的时候，飞机轰炸已大大减少了。但偶尔还能碰到“鬼怪式”、F－105和B－52轰炸机在他们上空盘旋。战争是残酷的，近10年的轰炸，处处是弹坑，有的地方的土地被翻腾了多次，被炸断的树木枝干比比皆是。他们不时地停下来排除地雷，因为小道上还有不少地雷。晚上，西哈努克夫妇就在两棵树之间张起尼龙吊床睡觉。他们的车队在丛林中艰难地行进。
　　到了第九天，他们踏上了柬埔寨国土。西哈努克异常兴奋。他跳下车来，使劲地呼吸了一口柬埔寨土地上的新鲜空气，恨不得用全身的力气去拥抱大地。这是他1970年离开这块国土以后，三年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国土。
　　越南的车队胜利完成了护送西哈努克的任务。与柬共的游击队接上头之后，他们便掉头返回了。
　　在西哈努克夫妇到达柬埔寨边界后，民族团结政府的新闻、宣传大臣符宁代表该政府的国内部分官员前来迎接。在一条两旁布满树林的小道上，符宁大臣满面笑容，同西哈努克紧紧握手。在上丁省的森林里，亲王会见了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乔森潘。西哈努克夫妇还在飞流直下的瀑布前，在著名的大卧佛寺前，同内政和乡村改革大臣胡荣夫妇、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宋成，以及符宁亲切合影。他们肩并肩、手挽手排列在一起，显示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政府的紧密团结。
　　在符宁等人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离吴哥不远的荔枝山。在这里，他们为亲王夫妇特别建造了一所房子。莫尼克公主描写道：“它是我们在解放区的白宫，我们非常喜欢这座高棉式风格的建筑物。房间装饰得相当漂亮，有一间书房和一个小沙龙，一道帘子把这些和卧室分割开来。地板上甚至还有地毯，窗户上挂着窗帘，还有一个盛汤水的大饭碗。……真的，我们被我们国内的兄弟们惯坏了。我真想能够同亲王在这里呆到解放。”
　　随后几天，亲王夫妇出席了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亲王还第一次在国内主持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吴哥附近举行的，会场设在森林中的一间简易棚子里。棚子一边挂着柬埔寨地图，西哈努克同乔森潘等领导人围坐在一张桌前，讨论着国家大计。
　　举世闻名的吴哥窟是亲王原来常去朝拜的地方。这次也不例外，尽管离朗诺的控制区仅一公里，他仍然前来朝拜。在这里，他让摄影师以古老的吴哥精美的建筑为背景，为他和夫人拍下了许多镜头。他后来在一张照片上写道：“吴哥是柬埔寨和高棉民族永世相传和永放光芒的象征，今天则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伟大胜利的象征。”
　　3月23日，柬埔寨人民迎来了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西哈努克夫妇到吴哥附近的荔枝山下，参加了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举行的万人庆祝大会。柬埔寨王国国旗在会场上空迎风飘扬。西哈努克夫妇身着武装战士的军装，健步跨进了庆祝大会会场。会场的通道上整齐地陈列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武器。出席大会的指战员和各界群众列队鼓掌欢迎亲王夫妇。然后亲王夫妇、英萨利、乔森潘、胡荣夫妇、符宁、宋成、沙洛特绍、乔帕纳莉等走上主席台就座。西哈努克在会上庄严地发表讲话。
　　西哈努克亲王在祖国的解放区的一个月时间内，足迹遍及上了省、柏威省和暹粒省。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视察。这次视察中有一张照片特别具有象征意义。那是在从上了省通往金边的一条国家公路上。路旁立着一块留有弹痕的里程碑。在这里，西哈努克夫妇同正在国内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乔森潘副首相和符宁大臣并排站在一起合影留念。这座通往金边公路上的里程碑，正是柬埔寨人民团结战斗，继续由此向前挺进，直到解放金边的象征。
　　西哈努克返回北京之后，搞了一个照片展览，向全世界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在今年2月和3月取道一条历史性小道，进行了从河内直到我们柬埔寨极其辽阔的解放区的长征。”这一消息使人们意识到金边政府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柬埔寨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柬埔寨解放区一个月的视察，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几乎看到了新生的柬埔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视察解放区的一个月中——轰炸是昼夜不停的，这可决不是游山逛水——我亲眼看到在本书前几章里谈到的那种灿烂的新生活确已成为现实。它甚至超过了我远在北京所收到的那些热情洋溢的报道。这不仅是一种真正的民主生活——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委员会决定日常事务，而且是丰衣足食的生活，尽管空中袭击是不停的。我们的抵抗政府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创造了奇迹：以前是一年一熟的稻米，现在是一年两熟；以前的荒地，现在长上了稻谷和蔬菜；以前野兽漫游的地方，现在到处是猪、鸡和水牛。”
　　视察中，亲王看到上述这些新气象时，对红色高棉领导干部的能力感到惊讶。他心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同一个乔森潘、同一个符宁和胡荣，他们都在我的政府中任过职，分别担任过经济、卫生和教育大臣。可是，他们在我手下任职时，从不开展工作，为什么在这里他们能管理得如此有条不紊呢？他曾不解地责问过乔森潘：“怎么搞的？你们都有能力、有才干，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时你们不这样做？”乔森潘答道：“殿下，如果我们那时好好为您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将有助于您变得更加强大。这样……革命岂不断送。”西哈努克不禁哑然失笑，但心中却怏怏不乐。他自言自语道：“西哈努克，你是多么的天真幼稚啊！”

25　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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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万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元首
　　　　亲王确信未来的柬埔寨将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亲王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
　　　　“粉红色”，“粉红色”。
　　　　“他们就像吐樱桃核一样把我吐掉……”
　　　　“战争结束后，我去吴哥。”

　　从1970年到1975年，西哈努克常住北京。这五年，恐怕是他一生最忙碌也最悠闲的时期之一。
　　忙碌，是说亲王在为国家解放忙于国际事务。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国际舞台上为柬埔寨的解放和自由奔走呼号，在一切国际场合争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与理解，通过各种手段寻求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他频频到各国访问，穿梭于巴黎——北京——平壤之间，不时地接近各国来访者。西哈努克夫妇、宾努首相夫妇的形象，频频在中国新闻媒介上出现。亿万中国人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外国元首的音容笑貌熟悉到像对西哈努克这样的程度。
　　悠闲，是指亲王在国内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仍在北京出席各种宴会和文艺演出，笑容可掬地同宾客们谈笑风生。他几乎游历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各处的名山大川令他心旷神怡。他时而作曲弹琴，时而高歌吟诗。在他到达北京的最初三年中，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期间，他写了多首歌曲。这位吹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的高手，这时没管儿可吹了。但是，周恩来给他送来了一架钢琴，这使他能够继续弹奏并作曲。他的歌曲有些是歌唱中国的，和当时的中国政治形势特别合拍。例如有一首歌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歌中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
　　　　　　　　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
　　　　　　　　它的全力支持使我完全相信，
　　　　　　　　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然一扫而光。

　　这无疑是抒发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也唱出了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写了许多歌曲，不光有献给中国的，还有献给朝鲜朋友、越南朋友、老挝朋友、非洲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
　　亲王酷爱电影，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当时还是禁止放映西方影片的时候，亲王夫妇却可以看到法国的、美国的和意大利的影片。他还常常参加体育运动，例如打乒乓球。
　　当然，亲王在中国的旅行绝不都是游山逛水，娱乐消遣。这其中也有调查研究和参观学习。他访问过中国的许多农村，参观过不少人民公社，尽管那时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已经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他仍然试图寻找一切积极的东西，以便革命胜利以后引入柬埔寨。他尤其欣赏中国农村出现的科学种田、技术学校、赤脚医生。以及人们相互帮助友爱的传统美德。
　　尽管有消遣、有娱乐，但在北京的这几年，西哈努克精神上绝不轻松。这不仅是由于他远在异国他乡怀念他的国家和人民，而且还在于他同他原先的敌人——红色高棉的那种微妙、复杂、难以理清的关系。为此，他时而犹豫迟疑，时而又坚定勇敢；时而消沉失望，时而又乐观向上。西哈努克天生反复无常、捉摸不定，这是他性格上的一大特色。但是以往的几十年中，他从来没有像他在北京的那几年那样，情绪如此多变，思想如此矛盾。
　　他知道，他是一个流亡的亲王，如果不同红色高棉站在一起，那就别无出路，只能在历史上静悄悄地消失。他不愿那样做，不愿像南越的保大那样让人嘲笑，也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去支持和赞美自己原先的敌人，心里难免不快。好在他在北京住得久了，耳孺目染，对马克思义、共产主义的词句熟多了，加上中国人那诚实好客和注重友谊的人情味，使他感到共产党并不可怕。
　　来自红色高棉的一个又一个关于解放区的新气象新形势的报告以及战斗的捷报，使这位亲王对他们的厌恶感越来越淡薄。他越来越为他们的智慧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在西哈努克看来，阶级、政治意识形态是第二位的，而国家、民族是第一位的，只要有爱国主义，一切其他的阶级仇恨、个人恩怨都可忽略不计。这一点在以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没有顾及红色高棉对他子女的限制以及对他个人的软禁，他仍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重新站到红色高棉一边，再次支持他们。
　　在解放区之行以后，亲王对红色高棉更加充满了希望。在他看来，在柬埔寨，除了他们，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拯救这个国家。他为解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感动至深。他甚至完全把柬埔寨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他说：“未来掌握在年轻的进步分子手里，他们的动机和爱国主义的纯洁无瑕是我向来都承认的。自从我们在抵抗斗争中团结合作以来，我的这种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在北京我就和政府内部的左派成员有过长谈，也曾同英萨利——前面提到过他是早在1963年就开始改造老根据地的头一批红色高棉成员之——有过长谈，我们对于彼此的动机和目标都很了解。有了我们这些青年进步分子，柬埔寨的未来就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亲王十分明智地估计了柬埔寨的未来。他确定无疑地认为，未来的柬埔寨将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他对此没有丝毫的懊恼，他说：“就算变成共产党国家也是公正的，因为红色高棉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的革命是成功的。我是在亲眼目睹后才相信的。红色高棉游击队都是办事认真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建设国家。他们取得了我从未取得的成果，如消灭了贪污和贿赂。在我领导下的柬埔寨，存在着贪污和走私。在朗诺统治下的柬埔寨，连医院中的药品也被盗卖，而红色高棉游击队解放了柬埔寨，这些现象都已不存在，社会是干净的，人民遵纪守法地工作。啊！他们现在已不能与西哈努克执政时期相提并论。那时，人人都懒洋洋地呆在棕搁树下或香蕉树下，哼着西哈努克的小调。也许战争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也许行乐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我知道他们学会了辛勤劳动，这样也就不会挨饿。解放区不缺肉类，不缺蔬菜，不缺水果，不缺大米，也不缺衣服。尽管有战争，但稻米生产增长了一倍多。我当国家元首时，每公顷土地上只生产稻米一吨半，而现在每公顷土地生产两吨半到三吨，而且品种优良。尽管人们使用同一种货币——瑞尔，但物价低廉。解放区没有因营养不良而死人。金边则不然，因为它现在只能依靠美国人空运食品，或由阮文绍的军舰运来食品。当人们看到解放区的成果时，应该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人有权管理国家。”
　　西哈努克已做好了准备，到战争结束那天，他将对柬埔寨共产党人说：“你们是有才能的人，应该永远掌权，没有人能替代你们，西哈努克也代替不了，他再也不该取代你们掌权，因为他没有能做你们所做的事。他愿意这样做，也梦想着这样做，但他无能为力。再说，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即使到了你们赶走他的那天，他仍坚持着现在的看法。是的，他是个古怪的人，但他不是个无耻之徒，也不是个傻瓜。”
　　听了上述这些话，不能说他不明智。他的态度的确诚实而公正，而且无怨无憾。“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爱国者的伟大胸怀。
　　西哈努克承认共产党人的能力，钦佩红色高棉的理想。这方面他无话可说。但他自己毕竟是另一类人。他十分清楚，他同他们格格不入。尽管毛泽东劝他读马列的选集，尽管他也确实领会了一些毛泽东思想，但他从不愿意成为共产党人。他要坚持他的“粉红色”。他说，我虽然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西哈努克也十分清楚，他同红色高棉的矛盾将来总有一天会激化的。他认为他们所以欢迎他是为了利用他，他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他知道，他们仍将是他的敌人。但是他娴熟地掌握了中国人的策略：分清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懂得和次要敌人站在一起去反对主要敌人。他说：“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咳！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咳！我十分清楚，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是因为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吐樱桃核那样吐掉。”
　　西哈努克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红色高棉的憎恶情绪。他对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小姐说：“小姐……在这里（北京）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咳！我知道这个人是我最可怕的敌人，而且他使我产生反感！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战斗吗？……小姐，我对共产党不抱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我还可以说他们是我的敌人，就像那个寸步不离我左右的讨厌的家伙。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义上，我都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他说，要分清重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的敌人。”
　　谈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亲王相当坦然。他声称，他已没有任何野心。他说：“我早已决定好了，一旦入侵的敌人被赶走了，一旦卖国贼被彻底打垮了，我就退休。我丝毫没有继续掌权的愿望……”但他难免也流露出了一丝对命运的抱怨。他说，他对政治厌倦了，“我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得到的是恶报，这意味着我在无谓的努力中虚度了青春。既然如此，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种无谓的努力呢？今后我能贡献的最大力量是把我这个人、我的声望和知识用于柬埔寨，我自己洗手不干了……今后我可以少问政治，少去冒险。我将生活得很好。过于活跃是错误的，在生活中不应该做过多的事，否则就有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
　　不过，亲王仍感到无愧。他说，“即使如此，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荣而死。我打发走了法国人，我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我为代表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他不无自豪地说：“在柬埔寨面临2000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考验中，给了我曾经领导我国人民走向胜利这一道义上的酬谢，这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对于未来，西哈努克也并不完全消极。他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尽他所能之劳。他说，他将根据红色高棉领导人的请求，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只要这种请求是真诚的，人民是支持的。建设新国家的任务是艰难的，如果真的需要，”他愿意继续作为人民团结的象征发挥作用，特别是他可以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充当桥梁。他说：“我还将把我30年来在外交和与各国政府、元首打交道方面的经验贡献给我们的国家。对于26个曾经支持我们并在法律上承认我们的国家中的许多国家，我们要进行访问。我们还要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和其他贵宾。但我决不再领导政府工作，也不再行使国家元首的行政权。充当我们团结和高棉国家的象征就够令我心满意足的了。”
　　当一个记者问他，战争结束后到哪里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去吴哥。我将设法买一辆梅塞德斯·奔驰小轿车，在吴哥安身定居。我再也不该去执政。即使在红色高棉挽留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在吴哥定居安身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我对金边深恶痛绝。这个负心的城市使我作呕。我过去爱它太深，为它做的事太多。我把它打扮得美丽动人……在法国人统治时期，那里原是个村庄。是我建造起了花园、街道、林荫大道和高楼大厦。这个可憎的城市，我为它费尽了心血，而它却以咒骂、诬蔑和背叛来报答我。我愿住在吴哥。它是那么漂亮。……即使红色高棉游击队不再愿意让我当国家元首，我也愿意住在吴哥。我不愿意去法国，也不再爱它，因为它抛弃了我，凌辱了我，因为它承认朗诺。”
　　谈到这里，西哈努克似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引用了一句柬埔寨成语：“患难之中识敌友。”他不愿到抛弃他的任何国家去，其中也包括苏联，因为它同朗诺政权的关系保持了好几年。当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传话给西哈努克说，战争一结束，他们将派大使来，很高兴地重新同西哈努克言归于好。西哈努克一听，火冒三丈，怒吼道：“勃列日涅夫先生！蓬皮杜先生！请你们守在自己家里吧，别来自讨苦吃！”
　　的确，对于西哈努克本人来说，他真的别无所求。他严守着他的那条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战后，他真的兑现了他的所有诺言，但历史并没有公正地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