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连载（26-30）

26　合作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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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笋向沙洛特绍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总司令部。

　　　　武元甲向未派了军事顾问团

　　　　亲越南的2000名高棉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

　　　　英萨利前往北京

　　　　不驯服的柬共

　　　　柬共把自己排在共产党国家的第三位，仅次于中国、

　　　　阿尔巴尼亚，而越南是第七位。

　　　　柬埔寨人解放金边比越南人解放西贡，早了13天。


　　三国四方会议之后，柬、越、老三国人民的救国斗争进入了团结抗战的新阶段。但是由于柬越两国之间的历史隔阂，特别是两党之间长期存在政治分歧和不信任心理，并没有使这种团结抗战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又合作又摩擦的状态。

　　早在1969年，柬共中央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支持朗诺政变。一旦政变发生，将对革命有利。于是党开始制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准备把革命的主要对象转向美国及其走狗朗诺集团。

　　这年底，柬共领导人沙洛特绍率代表团再次访问河内，就未来的革命战略问题交换意见。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黎德寿、武元甲和阮维桢等。他们仍坚持把柬埔寨革命纳人以越南南方斗争为中心的印支三国斗争的全局之中，这遭到柬共方面的拒绝。会谈未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沙洛特绍离开河内前往北京访问，这时，恰逢朗诺政变。当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后，双方握手言和，表示要共同对付美帝及其傀儡政权。紧接着，三国四方举行了最高级会议。在制定了柬埔寨统一战线政治纲领和建立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后，沙洛特绍途经河内返回柬埔寨。

　　到了河内，越南领导人向沙洛特绍提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越柬军队总司令部。武元甲对他格外热情，对他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越柬老三个兄弟团结在一起了。黎笋也对他说，他们将向柬武装部队提供5000支枪，同时，也建议成立总司令部，让沙洛特绍担任总司令。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无权决定，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执行的并不是这个任务，途中正好碰上政变。等我先向中央汇报后再说吧。”

　　沙洛特绍经胡志明小道回国途中，发现越南军队在柬境内招募柬埔寨青年，并编人他们的部队。这使沙洛特绍心中产生不少疑惑。

　　据柬共后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柬共历史的《黑皮书》称，在沙洛特绍访问中国期间，越南人曾试图就建立联合指挥部问题同宋成、英萨利进行磋商，同时也许诺对柬共提供援助。

　　沙洛特绍回到柬共根据地总部后，于1970年9月在磅湛省的斯栋特朗县召开了柬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同西哈努克联合建立民放团结阵线、反对朗诺政权的方针，决定组建自己的正规军，对同越南合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结果，基本统一了认识：决定不成立联合总司令部。越南在柬埔寨需要打就打，柬埔寨自己打自己的，柬埔寨的军队是属于柬埔寨的，柬埔寨的政权是属于柬埔寨的，越南无权染指。关于越南在柬境内组织起来的部队要归还柬埔寨的问题，后来对此进行了两年谈判，才最终达成协议。

　　成立联合指挥部的建议被拒绝，确实是对越南方面的一个打击。这大概是后来两党分歧愈来愈大以致最后决裂的起点。不过，在军事合作方面，确有进展。在三国四方会议以后，武元甲应西哈努克的要求，派去了大约一两千军事干部，称作军事顾问团，从事柬共游击队的训练工作。据西哈努克说，这些人的质量的确是超等的。他们不但有军事技术，而且人品也不错。他们完成任务后就口去了。从后来一些参加过训练班的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训练的人不仅学军事，也学越南话，而且用越语进行思想讨论。

　　联合的军事行动也有，主要是在柬越边境地区。在其他地区，柬越军队也并肩作战。在金边西南的第25号地区，柬共军队在越南人的指挥下进行战斗，直到1972年。

　　但是，这种军事合作总是小心谨慎的，始终严格遵循三国四方会议决议的精神，即每个国家的解放是该国人民自己的事，必须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在部分边界沿线，越南占据了一块无人居住区，以便保护他们的南北交通。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进行军事行动。

　　这种谨慎态度还反映在各自的内部宣传文件中。这里，可以看出双方的不同政策。柬共在发给其成员的一个学习文件中强调，他们的革命对象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而不是越南所强调的帝国主义。在谈到同越南的合作时，则强调了他们的独立性。该文件说：“我们必须与越南合作协调，以对付美帝国主义者，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特色，为我们的人民造福，团结一致反帝，同时反对干涉内部事务。”

　　越南党则把合作看作两党两国长远的义务。它的一个文件强调了越南对柬埔寨的作用。该文件说：“我们应该使（柬埔寨革命者）认识到，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我们。我们帮助他们是我们的一项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柬埔寨是我们军队活动的基地。柬埔寨的革命弱小，其组织也松散。”

　　这两种不同的合作政策，注定了这种合作的有限性和摩擦将不断发生。

　　这期间，最大的摩擦之一，是1954年撤往越南的柬埔寨老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问题。这些人共有2000人左右。他们在越南住了16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高（棉）友谊学校接受训练，所修的课程有越语、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们有强烈的亲越倾向，有些人完全越南化了。1968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并给予重用。但柬共未予同意。1970年政变以后，他们起程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们每100人组成一个支队，徒步沿胡志明小道向南跋涉。走完这段艰难的里程，共花了三个多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于飞机轰炸、疾病和意外事故。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有的人职位很高。但是回来以后，他们并不被信任和重用。一位少校级的军官说，他必须“声明已经脱离越共，而忠实于红色高棉和柬埔寨人民”。有的人还必须宣布断绝与“高棉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派”的任何联系。他们还必须放弃他们原来的军衔，而服从柬共的安排。

　　1971年7月，柬共在普农山图克的总部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有60多名代表出席，包括来自各战区和河内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柬共中央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作为国内派出的代表。他就是西哈努克说的那个不离他左右的人。在国内，对西哈努克的地位也在宣传上作了限制。一个党的文件称，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西哈努克，而应归功于人民武装部队，归功于党。同时，中央还讨论了对越南的关系、对从河内归来者的态度，以及近期和长远的政治目标。关于那些河内回归者，采取了排斥、撤职和清除的政策。从1971年底起，那些归来者开始被清洗。1972年，在西南地区，这些人已被清除出去了。

　　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柬共中央倾向于尽快解放金边，尽可能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就解放金边。后来这个问题使越柬两党矛盾进一步加深。1972年越美在巴黎的停火谈判已进行了4年。为了协调越柬的立场，两党代表定期进行会晤。越党希望柬党响应美国的要求签署停火协议。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巴黎和谈的范雄到柬解放区，“强行要求”柬同美和谈。但柬党认为，柬的革命形势很好，不准备停火。柬埔寨对越南说：“你们想进行谈判，我们不阻止，只有预祝成功。”“越南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有行动的自由，我们也一样，也有自由。我们的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柬对越的动机深感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柬党的决定是正确的。越南之所以强行要求柬接受和谈，是因为美国向河内代表黎德寿许了愿：如果越南人能说服柬停火，作为战后重建基金，美国将向越提供3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当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订巴黎协定后，柬共公开声明继续战斗。

　　河内对柬共这种步调不协调的行动深感恼火，因而就在提供武器方面进行拖延。据后来波尔布特说，黎笋许诺的5000支枪一支也没给。连中国提供的武器大部分也没收到，都被越南人扣下了。

　　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柬共的反越情绪愈来愈强烈。胡荣在谈到柬越关系时说：“1970～1971年，越共和北越人抢掠农村百姓的财产，剥削和掠夺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弱小，缺少武器，没有正规军时，他们压制真正的红色高棉干部。”红色高棉称越南为共产党国家中排行第七位的朋友。至于他们自己，则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后来到了1973年，在越军几乎全部撤走以后，来共的干部开始称越南人为他们的头号敌人。有的地区的领导人还公开号召：“只要有可能，就秘密地消灭第七号朋友。”

　　1975年，当柬埔寨的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越南人特别紧张，十分担心柬埔寨会先于越南取得全国胜利。这年初，柬共军队准备发动解放金边的攻势。这时特别需要武器，但越南有意拖延把外援的武器运交柬共。越南人对柬共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党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宣称，等越南军队解放了西贡，再把坦克调过头来，24小时内就可以解放金边。越南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样，河内就有资格在未来的柬埔寨指手画脚了。

　　柬共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决不能让越南“帮助”他们解放金边。因此，柬共不顾一切，一定要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拿下金边。结果如愿以偿。柬共在4月17日占领了金边，”比越南解放西贡早了13天。

　　随着两国革命的胜利，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给两国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27　朗诺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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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腊二号”军事行动

　　　　美国导演的金边“换马”戏

　　　　袭击朗诺住宅的飞机把两颗炸弹丢偏

　　　　金边已成孤城

　　　　1975年1月1日凌晨1时，总攻开始。

　　　　桑园宫总统府门前凄凉的告别仪式

　　　　一个身穿黑色军装的红色高棉年轻军人向前来投降

　　　　的部长、将军们喊道：“我是政治局委负，我的上级

　　　　是乔森潘……”


　　朗诺对西哈努克作了缺席审判之后，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军事方面。他依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空军的掩护，于1970年9月发动了一个代号为“真腊一号”的军事进攻行动。其主要战略目标，是消灭从金边到磅同的六号公路沿线的柬共和越共军队，特别是要消除对磅同的军事威胁。朗诺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他们沿六号公路北上，只遇到了越军的抵抗。在美机轰炸的配合下，朗诺的军队较容易地到达了磅同。

　　这次行动的成功使朗诺得意忘形。于是，他又于第二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称作“真腊二号”。这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柬共的武装部队，重新控制被柬共武装截断的六号公路和六、七、二十一号公路之间的最富庶的三角地带。这里柬共的力量相当强。柬共决定同朗诺军队在这里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他们投入了相当大的兵力，分三个阶段战胜敌人。金边政府也投入了巨大兵力，共2万余人，都是朗诺的“精锐主力部队”。到这年底战役结束时，朗诺丧失了1万2千人。

　　这次战役是柬埔寨战场形势的转折点。从此朗诺的军队一蹶不振，而柬共武装力量和解放区却迅速扩大。到1971年底，柬埔寨80％的地区已获得解放。柬共武装已控制了金边周围的乡村和高地。朗诺政权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三年多，一是靠美国的空运援助，二是因为柬共武装还缺乏足够的武器来攻打金边。因为越南拖延对柬的援助，不愿他们在越南之前取得全国胜利。

　　对于金边的失败，朗诺指责美国的援助还不够。而实际上，根本原因在于朗诺政权的腐败无能、丧失民心和众叛亲离。朗诺集团的贪污令人吃惊。曾经是朗诺亲信的沈法，称朗诺时期的贪污“比西哈努克时代严重100倍。”朗诺和施里玛达及一小撮人控制着美援的主要渠道。从五角大楼来的成百万美元流入了这些人在国外的银行帐户上。军队的贪污最严重的是吃空额。朗诺号称有20万军队，实际真正能动员起来的只有10万，真正有战斗力的也只有3万人。军队花名册上包括了大量十来岁的儿童，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假人名。军官则把空额军饷装入自己的腰包。有许多军官为了发财，竟把武器弹药卖给柬共游击队。

　　朗诺集团的腐败，使大批青年感到绝望。他们纷纷逃离金边，加入柬共武装。朗诺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抛弃金边政权。例如，1971年1月对金边波成东机场两次成功的袭击，就是按照朗诺军队中的一名工程兵军官拟定的袭击计划进行的。后来他投奔了解放区。这次打击摧毁了朗诺95％的空军。朗诺连气带恨得了中风，半身瘫痪了好几个月。

　　随着朗诺政权颓势的到来，权力核心开始分崩离析。1970年10月9日，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实际上政府机构没大变化。到1972年3月，朗诺宣布自己为共和国总统，挤掉了1970年政变时取代西哈努克的“国家元首”郑兴。朗诺同施里玛达的矛盾日益尖锐。施里玛达一直是政变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在朗诺中风治疗期间曾代理过总理、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他时时在觊觎最高领导权。朗诺的弟弟朗农一直是军队的实权人物，他时时监视着施里玛达，维护着他哥哥的权力。朗诺宣布就任总统后，就策动学生举行游行，将刚刚就任总理两天的施里玛达赶下台。

　　实际上，在“真腊二号”行动失败之后，美国对朗诺就已失去信心，有意换马。中央情报局想以朗诺的弟弟朗农采取代朗诺，但遭到国务院的反对，因为朗农与从老挝私运麻醉毒品供给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吸用的案件有牵连。美国国会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给美国士兵供应毒品的渠道和来源，无意中发现了朗农的这一劣迹。他们也曾考虑到在泰国的山玉成。但这遭到了法国人的反对，因为法国在二战后曾将这名卖国贼判处了死刑，只是在西哈努克的干预下，才免于一死。但山玉成又施展了讹诈手段。他威胁说，除非让他得到最高的职位，否则就要把他手下1万名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高棉突击队员撤走，而朗诺则主要是靠这批突击队员来守卫金边的。相互争斗的结果是，山玉成取代施里玛达担任了总理。但是，权力的较量远没有结束。几个月后，朗诺搞了一次总统全国大选，原为朗诺集团成员的英丹、邱安，作为反对派参加了竞选。朗诺以暗杀英丹的助选人、销毁他的选票等作弊手段赢得了总统大选。后来又通过一次议会选举，把山玉成搞掉了。山玉成这个几上几下的傀儡兼卖国贼，最终又被迫离开了柬埔寨，由韩通哈接替了他。

　　1973年3月，就在政变三周年之际，一名朗诺空军的反叛分子（据说是西哈努克一位女儿的朋友）偷驾了一架图—28飞机，往朗诺住宅的大院里投了两颗炸弹。但炸弹落到了隔壁的兵营里，炸死了43名军人和随军家属，而朗诺却安然无恙。随后，这位飞行员驾机飞往了解放区。

　　这之后，朗诺宣布实行戒严，封闭了金边的所有报馆，延长宵禁，逮捕了一切可疑人员，对施里玛达也严加监视。

　　不久，美国方面向朗诺施加压力，要他同施里玛达、英丹和郑兴进行谈判，组成一个分权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朗诺退出内阁，出国三个月，由一个“高级政务委员会”以政令治理国家。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争吵起来，整个政府处于瘫痪状态。

　　1973年底，柬共武装开始向金边发射火箭，对金边的包围已经形成。这时新任美国大使迪安建议朗诺加强军事行动，以迫使西哈努克谈判。但这种努力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柬共坚决拒绝。

　　1972年，作为第三势力从法国回国的宋双，这时也试图在朗诺和西哈努克之间进行调解，但未有结果。于是，他于1974年1月建议朗诺出国“接受医疗”，以便促成金边同抵抗力量谈判。但朗诺拒绝出国。

　　到了下半年，金边不断遭到炮击，粮食和其他供应只能靠空运和湄公河水运。在磅赛拉，朗诺的驻军被围困了九个月，已经开始出现吃人肉的现象。这时，在美国的压力下，朗诺决定无条件同抵抗力量谈判。但西哈努克予以拒绝，并要求金边政权无条件投降。

　　1974年6月，在沙洛特绍的主持下，召开了柬共中央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制定发动攻占金边、解放全国的第三战役总攻势的方案。11月底，柬共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分析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势，认为：敌人基本上是虚弱的，它缺乏有生力量，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于是中央制定了旱季进一步向敌人发动攻势的详细方案，即对金边和金边周围主要战略公路和被敌人暂时控制的省会三大战场发动战略性的猛烈进攻。根据这一战略决策，1975年1月1日凌晨1时发起了总攻。

　　1975年元旦，柬共武装力量用水雷布满了湄公河，从而切断了对金边提供大米、汽油和弹药的水路，同时开始围攻金边机场。这时，迪安大使再次施加压力。这次朗诺屈服了，他同意出国，以便别人来进行谈判。4月1日，在桑园宫总统府门前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整个仪式的气氛显得沉重而凄凉。统治了这个国家整整5年的朗诺即将离开，飞往异国他乡。他和他的夫人并排站着，声泪俱下。夫人用雪白的手帕捂着鼻子……

　　为了避免用流亡的字眼，使此次出走更体面一些，朗诺在告别广播讲话中说：“应苏哈托总统的邀请，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为了促使在柬埔寨重建和平，我将同我们亲密的朋友苏哈托总统磋商”。但他最终没能掩饰住他被整个国家抛弃的悲凉情绪。他说访问印尼之后将到美国就医，“当我的健康状况好转后，或当人民认为柬埔寨的局势需要我回来时，我将立即回到柬埔寨……”。为了使他流亡时心情稍微平衡一些，政府“奖给”他100万美元，并授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

　　正当朗诺一行30人抵达波成东机场不久，一枚107毫米的火箭击中了该机场的民用区，离等候这位总统的座机仅100米。又过一会，另一枚火箭击中了总统府。朗诺一行匆匆同迪安大使等送行人员告别之后，便仓惶地钻进了飞机。

　　整个4月上旬，金边都非常紧张，几乎每天都不断遭到火箭和炮弹的袭击。4月10日，外国使馆人员和大多数美国人乘直升飞机离开了金边。接着，代总统苏金奎和200多名美国人在美国陆战队和轰炸机的保护下，乘直升机飞离了金边。就在金边政权垮台之前，军方接管了政府，隆波烈总理将权力交给了以沙索沙康将军为首的“七人委员会”。这伙将领们仍叫嚷决不投降，将继续战斗。但没两天，即17日，隆波烈对驻金边的记者说，军事形势已无法挽救。他说：“我们已没有物质手段。”在谈到美国人的态度时，他说：“我们感到完全被抛弃了。”他刚讲完，柬共武装力量就攻占了金边的许多地方。不久，金边广播电台播送了一个要求前政府领导人投降的文告。一小时之后，好些未逃走的军政要员便一个接一个走向投降报到点。首先是将军们。头一个就是朗农，接下来是军区的将领们，最后是文职官员，包括部长和政党领袖。

　　几分钟后，一名身材矮小，身穿黑色军装，带着手枪的年轻人，手拿喇叭筒走到了投降者的前面。他宣布：“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的上级是乔森潘。我是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成员。我们的士兵是高棉解放者。”他接着说，“你们的生命将得到保护。七个卖国贼的命运将由政府作出决定。”在场的多数人似乎松了一口气。

　　大约下午4时30分，开过来一辆奔驰牌小轿车，开车的是一位女性。她就是“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理隆波烈的妻子。车子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运动村和灰褐色灯芯绒裤的男子。他就是隆波烈。他的眼睛已经红肿了。他使劲定了定神，认出了站在前面负责受降的穿黑色军装的年轻人。他惊叫了起来。他“是我的内政部长韩凯沙那的儿子。我感到十分吃惊”。有人告诉他，就是这个年轻人带着200人首先冲进金边的。他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然后有气无力地走向他的部长们的行列。

28　民柬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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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胆的“革命行动”——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

　　　　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

　　　　一部不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宪法

　　　　西哈努克退休

　　　　柬共总书记沙洛特绍第一次以化名波尔布特与公众见面

　　　　1977年9月29日，柬埔寨共产党正式公开。


　　红色高棉武装部队解放金边以后的最初几天，军事当局除命令朗诺政权的官员和军队指挥官前往指定地点投降和号召公务人员恢复正常工作以外，没有采取其他政治行动。直到22日，乔森潘才在电台以西哈努克元首、宾努首相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他没有谈到组织新政府的任何计划，只是首先对在5年战争中死去的红色高棉战士表示哀悼，并对帮助他们取得革命胜利的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表示感谢。他宣布从24日至26日举行三天群众仪式，庆祝柬埔寨的胜利。

　　25日，金边电台宣布，西哈努克将担任民族统一阵线成立的新政权的终身国家元首，宾努仍将任民族团结政府的首相，乔森潘仍任副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新政权宣布，柬埔寨是一个真正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自主、民主和繁荣的国家。

　　显然，新政府在人员组成方面没有大的变化。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结构仍将继续维持一个时期。

　　金边解放后，政府特别强调的两大任务就是保卫国家安全和恢复国民经济。在安全保卫方面，一是强调肃清朗诺政权的反对势力，二是警惕外来的干涉，尤其是来自越南的干涉。

　　关于经济恢复工作，新政权是把它纳人全面的社会改造的轨道进行的，将其作为重建柬埔寨社会的宏伟工程的一部分。最初，新政权从未公开全面地描绘这种新社会的图景，也没有公开提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字眼。但在领导者们来看，他们显然是在按照他们革命的想象力所设计的一条快捷、笔直的途径，以达到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一项大胆的行动——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按决策者们后来的解释，说法不一。一种解释是，已经崩溃的城市经济无法承担几百万城市人口的生计，他们只有到农村寻找生路。第二种解释是，越南人很容易潜入城市，往往利用人口集中的城市从事颠覆活动。第三种解释是，要把所有的柬埔寨人变成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自食其力的新人。第四种解释是，城市是滋生反动、黑暗势力的温床。

　　第一种解释表面看来是最接近于情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理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不分老弱病残、男女长幼一律举家、举城迁移；为什么不存在食品供应问题的小城镇也采取了这一措施。

　　从政策制定者们的言论和后来的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决策的真实动机，更多地偏重于后两种解释。红色高棉的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一点非常明确。而在柬埔寨，剥削关系和阶级差别表现最突出的是城市，有的柬共干部说：“留着（城里人）不是好事，失掉他们也不是损失。”在他们看来，许多城市人口即使不是革命的敌人，也是对革命持对抗态度的。消除这些敌人，把他们变成新人，唯一的好途径就是到农村进行改造。后来这些人被称为“4·17人民”（即4月17日革命胜利后被疏散到农村的人口），或称“4·17新人”。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力量，纪律严明，生活节制，鄙视奢华和享受，对城市中的华丽服饰、怪异的发型、灯红酒绿的娱乐都嗤之以鼻。他们把金边称为“湄公河上的娼妓”。要改造柬埔寨社会，要革除这些旧社会的痼疾，取消城市倒是非常便当之举。

　　疏散城市人口的决策，是在1975年4月17日金边解放前三个月制定的，似乎没有在党内的高层领导中进行认真讨论。据英萨利后来说，他对这一政策的制定一无所知（当时他驻在北京）。这一政策制定以后又高度保密，所以到这一政策公开实施时，许多党的干部都感到吃惊。

　　这一政策从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之后就开始实施了。仅在一个星期中，金边和主要省会的城市人口就基本撤空了。在以后的两个月当中，有200—300万城市人口撤到了农村。

　　在红色高棉政权存在的三年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曾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75年，主要是疏散城市人口。第二次是1976年，主要是南部的人口迁往较富庶的西北部。第三次是1978年，主要是将受越南影响较深的东南部人口迁往西北部，以防越南的渗透。

　　由于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疏散和迁移，又由于农村地区没有准备足够的生活和生产设施及条件，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国外，数以万计的人因不适应体力劳动和艰苦环境以及各种疾病而死亡。

　　在柬共领导人作出疏散城市人口决定的同时，还决定采取其他一系列社会改造的重大措施。其中有废除货币和私有制，取消市场，实行供给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取消宗教。

　　革命胜利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消灭了私有制，把所有工厂、企业、商店、土地收归国有，只允许个人拥有日用品。在农村，按照前解放区的农业集体化办法，很快建立起了合作社和农村公社、新村。至1976年初，柬埔寨全国实现了合作化。

　　由于大量人口集中于农村，又缺乏生活设施，合作社往往采取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的生活方式。

　　由于实行了上述这些措施，从事农业的人口猛增，所以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稻米的生产，很快就缓解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这些措施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对不服管教的人的轻率杀害、艰苦劳动的重压、对宗教信仰的遏制、对家庭生活甚至婚姻的武断干预……所有这些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不满。而这种不满动摇了新政权还没有巩固的社会基础。

　　对柬共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没有迅速依照法律程序建立起民选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公开共产党组织，曾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也许是考虑到西哈努克的地位，因而宁可使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维持一个时期。也许是由于忙于军事进攻，缺乏政权建设上的必要的准备工作。总之，在胜利以后的近一年内，新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不明确的。至于柬埔寨共产党在解放以后仍长时间的处于半神秘状态的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

　　有关国家政权的法律程序，直到1975年年底才正式开始。首先进行了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12月14日，举行了一次国民大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1976年1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颁布了《民主柬埔寨宪法》，“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式改称“民主柬埔寨”。乔森潘说，这部宪法不是借鉴外国宪法的结果，也不是几个学者闭门研究的结果，而是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用自己的双手写成的一部宪法。这表明，该宪法是不同寻常的。的确，它有着许多独到之处。例如，它不同于其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宪法，它没有规定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同于其他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法案，它规定了消灭阶级的内容。宪法中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字眼。

　　宪法规定：“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主权、民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柬埔寨是柬埔寨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要在柬埔寨建设“一个具有真正幸福、和平、正义和民主，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主要生产资料一般分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日用品属于私人所有。”政治领导原则为“集体制”，而不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其他柬埔寨所有劳动者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其职权是“制定民主柬埔寨国内的法令和规定其他政治路线”。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宪法规定“每个柬埔寨公民享有真正的物质、精神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权利，这一权利应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每个工人都是工厂的主人，每个农民都是田园的主人，其他劳动者都享有就业的权利。”关于宗教，宪法规定：“每个柬埔寨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也有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决不允许侵害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公民的反动宗教存在。”

　　这是一个十分原则和笼统的宪法，对政府权限没有明确的规定，许多条款都十分抽象，这为灵活解释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3月下旬，柬埔寨开始了解放以后的第一次普选。选举前，政府在电台宣布了515名候选人名单，从中选出250人作为人大代表。这些候选人的产生不是按选区产生，而是从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三大社会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有革命斗争经历的人。乔森潘及柬共领导人都是以地方工农兵代表的身份被作为候选人提出来的。柬共总书记沙洛特绍第一次以化名波尔布特与公众见面。他是作为东部地区橡胶工人代表被提名为候选人的。

　　没有竞选活动，选民对候选人基本不认识或不了解。“4·17新人”的投票权受到限制。

　　4月11日—13日，选出的250名人大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了人大常委会。农谢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努则和波苏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委员长。代表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任命了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乔森潘任主席，索平和宁罗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副主席。大会最后任命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成员，其中波尔布特为总理，英萨利为负责外交的副总理，温威为负责经济的副总理，宋成为负责国防的副总理。

　　大会还就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的地位进行了特别讨论。会议首先讨论了西哈努克4月2日声明中提出的退休要求以及民主柬埔寨政府接受他退休要求的声明，然后一致通过决议：“代表大会接受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退休要求。考虑到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作为爱国亲王之一，在同柬埔寨民族和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抗击美帝及其走狗卖国贼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英丹、隆波烈和索斯丹尼·费尔南德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侵略战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的爱国英雄的称号”，“修建一个纪念碑，纪念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所作出的上述‘贡献’”，“完全保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家庭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席的头衔相称的生活条件。”

　　关于宾努亲王，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任命宾努亲王为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主席团的公报说，“鉴于宾努亲王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人士，他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和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英丹、隆波烈和索斯丹尼卖国集团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于宾努亲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练的政治家，国家主席团一致决定任命宾努亲王为国家主席团高级顾问，其地位与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相同。”

　　人大全体会议还对原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几年来所做的工作作了满意的评价，认为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根据它4月6日向代表大会提出的辞职要求，大会一致接受前政府的辞职要求。

　　到此，完成了民柬政府成立的一切法律程序。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国家政权正式诞生。

　　但是，民主柬埔寨的国家性质到这时仍未明确宣布。实际上国内的人士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整个国家是受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组织”领导和控制的。人们常常把最高的政治领导称作“革命组织”。这个“革命组织”就是柬埔寨共产党。但是，即使在民柬政府正式成立以后，它仍没有正式公开。

　　到了1977年9月29日，柬共成立17周年的时候，柬共中央决定将党正式公开。在庆祝党的17周年的大会上，党的总书记波尔布特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他首先宣布党正式公开。然后，他明确指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他说：“领导我们柬埔寨革命的，只有柬埔寨共产党是真正的领导。赢得4月17日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有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多年来，尽管这个党没有公开，然而我们的人民，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者，都认识、都看到、都熟悉柬埔寨共产党的形象。”接着他回顾了党17年的斗争历程。在论述现阶段柬埔寨历史任务的时候，他提出了三项任务；

　　（1）坚决捍卫民主柬埔寨，保卫我们的独立、主权和国家边界范围的领土完整，保卫党的工农政权，保卫我们神圣的革命果实。

　　（2）继续深入具体地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即逐步巩固发展我们各方面的公有制。

　　（3）努力并重视我们民主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即：更好地、更快地在各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这时，民主柬埔寨才把它的政权性质最终明确：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电台公布了西哈努克写给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的三封表示祝贺的信。宾努也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了对柬共的良好祝愿。这样，民主柬埔寨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传统势力和社会影响方面获得了承认，从而也提高了合法性。

29　返回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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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病房里接见了西哈努克一行。周恩来告诫

　　　　乔森潘：“我们冒昧地忠告你们，不要试图跨一大步

　　　　就达到共产主义最终阶段……”

　　　　毛泽东对乔森潘说，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去……

　　　　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后，亲王渐渐感到气氛有些变化。

　　　　政府准备为亲王树立一个纪念碑，发给他每年8000

　　　　美元退休金。

　　　　“一种十分舒适的软禁。”

　　　　在金边，邓颖超也只能看一下西哈努克的背影。

　　　　得知毛泽东去世，西哈努克写了五封信，但不能发出。


　　解放金边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1975年4月17日近午时分，西哈努克正在参加在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驻京大使会议。其间，他的助手向他报告了金边政权已经投降的消息。他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不已，用香槟酒表示祝贺。很快西哈努克亲王办公室正式向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宣称：“卖国贼已于今天上午当地时间9时30分投降了。”

　　当天晚上，西哈努克在他北京的寓所举行了一个由承认他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70个国家的驻京大使参加的招待会。亲王神采飞扬、容光焕发，显然他十分兴奋，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他说，“当一个人大兴奋和高兴的时候，他就说不出任何话了。”

　　是的，此时他大概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描述他的心情。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他整整奋斗、等待了五年。这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的国家的命运，渴望它的早日解放。这一天真的来到了，他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此时此刻，他大概想得很多。他想到，这五年的流亡生活就要结束了。他想到，他将告别那令他耻辱的岁月。但是，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柬埔寨，而不是他自己。他谈到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他的前途。然而对这一点，他表现出了无私的坦荡胸怀。他说，“我热爱的是柬埔寨。因此，柬埔寨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就是我得到的最好报酬。”他接着说：“我对我的明天的命运如何已不再感兴趣了。过去一直使我胸中的烈火熊熊燃烧的就是我对我的国家所抱有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前途是无关紧要的。唯一使我内心充满着热情的是我的国家的前途。”

　　他向人们宣布，就在不久以前，红色高棉还希望他当国家元首，当终身国家元首，还要求他为柬埔寨人之间实现完全的和睦而出力。他再次表示了早已许下的诺言，他将“完全地、永远地把政府的权力让给红色高棉”。“他将成为民族团结、民族联合和民族和睦的象征。”他说他要住在远离首都的吴哥，从而表示他不过问政治的意愿和决心。

　　关于西哈努克何时返回柬埔寨一事，他说：“也许过几天，也许过几个星期。”但从后来的谈话看，他似乎并不急于回国。他解释说，他是否尽快回国完全取决于他母亲哥沙曼王后的健康状况。这时，他母亲已在北京和他同住，这一点应该感谢美国，是他要求华盛顿对朗诺施加影响后，哥沙曼才被解除软禁，前来北京的。的确，这时他母亲的病情已达到了垂危阶段，他不可能毫不顾及。但是，在王后于4月末于北京去世以后，他仍未确定回国的日期。

　　西哈努克的迟疑有无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回国的决心是早已定下来了。他不是没设想过个人的安危。他早已直言不讳地谈过他同红色高棉的敌对关系。但是，他无所畏惧，无怨无悔。他说，“如果红色高棉愿意搞掉我的话，那么我决不会对他们感到不满，也不会对我自己感到不满。”

　　1975年7月18日，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长沙林察到平壤去见西哈努克，建议他回国，但亲王拒绝了。8月，乔森潘再次到平壤邀请他回国。乔森潘向他再次许诺，让亲王作为终身国家元首。这次，他同意了。他回到北京后，便开始做回国的准备。行前，他去拜会和告别正在住院的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前去的有他的夫人莫尼克、宾努亲王、乔森潘和英萨利夫人莫蒂丽。

　　周恩来从病床上起来，穿着睡衣睡裤，在病房接见了他们。他向亲王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周恩来说，他很欣赏亲王的这一明智之举。

　　在西哈努克看来，他要以回国的行动来实现这位中国总理的愿望。几年来，周恩来因为这目标的实现几乎献出了一切。西哈努克对周恩来说：一我返回柬埔寨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我赞同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而是为了中国和周恩来阁下，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看法。周恩来为柬埔寨和我自己作了那么多。”

　　在向亲王表示祝愿之后，周恩来把身子转向乔森潘和英蒂丽，以冷静诚挚的语气讲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为我们的错误造成的令人痛心的后果负责。我们冒昧忠告你们不要试图跨一大步就达到共产主义的最终阶段。在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必须格外谨慎小心，要走慢一点。你们的目标不是马上到达共产主义，应当逐步谨慎地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慎重、聪明，将会使你们的人民遭难。共产主义是要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尊严、自由。如果不考虑人民的情绪和国家的现实而想一步跨到完全的共产主义，难免使人民和国家陷入浩劫。我希望你们不要犯中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乔森潘连连点头。但他们并没有认真领会这位“过来人”的逆耳忠言。后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这位中国总理的每一个字。

　　行前，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西哈努克夫妇、宾努夫妇归国。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和乔森潘出席了宴会。邓小平在讲话中赞扬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卓越的爱国者。他说：“在柬埔寨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岁月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怀着崇高的爱国热情，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战斗，为柬埔寨人民救国斗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哈努克在讲话中说，柬埔寨全体爱国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对毛主席怀有深切而诚挚的情谊”。他引用了柬埔寨的一句谚语，“只有在患难中才能识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他还说：“在人民中国的这五年零五个月的时间，是在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中度过的。这段美好的回忆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对西哈努克回国以后的命运，中国领导人不无担心。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西哈努克、乔森潘和英萨利的夫人莫蒂丽。他当着西哈努克的面对乔森潘说：回去以后，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劳动，那样做，亲王就没命了。乔森潘作了保证。

　　和1973年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之行完全不同，这是个凯旋式的旅行。他不必爬山涉水，也不必担惊受怕。他要用他的行动向世界宣布一个事实：是西哈努克，而不是朗诺，最终成了胜利者。

　　西哈努克的座机取道河内直飞金边。9日下午一时，亲王的座机到达了金边的波成东机场。机场的欢迎场面是精心设计的；停机坪上的红地毯、准备往亲王身上撒花瓣的美丽姑娘、等候向亲王颂读胜利赞美诗的僧侣、全副武装等候亲王检阅的士兵以及准备夹道欢迎的各界群众。飞机停稳了之后，机舱门打开了。首先出现的是西哈努克，然后是他的夫人莫尼克。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笑容可掬，双手合十，举向鼻尖。机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亲王夫妇缓缓走下舷梯。

　　前来欢迎亲王的，有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宋成以及其他大臣和副大臣，他们亲切握手拥抱。欢迎仪式之后，西哈努克夫妇以及宾努夫妇，一道驱车前往王宫。

　　当天晚上，乔森潘以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在王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光荣返回祖国。第二天下午，西哈努克在宾努首相的陪同下，主持召开了民族团结政府内阁会议。12日，在金边综合体育场举行了欢迎亲王回国的群众大会。当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在乔森潘和宋成的陪同下步入体育场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西哈努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热烈赞扬了英雄的柬埔寨军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大会之后，专门为欢迎亲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这一系列的欢迎场面，令西哈努克感动不已。这似乎大大消除了他先前对红色高棉的疑虑。他衷心感谢对他的这种热情隆重的欢迎。

　　但是，在欢迎场面过去以后的几天里，西哈努克渐渐感到气氛有些变化。他发现金边像一座死城。不经允许，他不能到他想去的地方视察和访问。他被带到一个水利工程工地和一个纺织厂去参观。当他未进工厂，一些女工一看见亲王就哭了起来，他们把他当作了救星。还有几个女工把一卷纸塞给了亲王，上面写满了她们的不幸遭遇。他要把他母亲的骨灰送往吴哥，但遭到了拒绝。这些都使亲王郁郁不乐。

　　在红色高棉看来，西哈努克对新政权的作用有二。一是他可为新政权增添合法性。他在柬埔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新政权的支持将大大提高新政权的地位。这一点已经通过亲王的回国实现了。他们不需要他在国内做任何事，只要他回国就够了。回国本身就是对新政权的支持。

　　第二个作用是在国际上为新政权争取合法地位，向世界宣传新生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和广泛的国际联系，这对新生政权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所以，当亲王回国这一行动实现之后，他的作用就转向了国际方面。于是，他在柬埔寨呆了几周之后，便接受了新的使命：作为柬埔寨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在这里，他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和祝贺。他作了重要讲话，激烈谴责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他高度赞扬柬埔寨人民的英勇顽强精神。他对柬埔寨战胜头号帝国主义而感到自豪。

　　回国途中，西哈努克前往巴黎访问。在那里他受到热情接待。他称自己是柬埔寨的头号大使。他说，他的地位比英国女王、瑞典国王还要小。

　　西哈努克回国之后，又呆了几天，便开始了11国之行。

　　12月31日，西哈努克出访回来，发现金边的情况有些变化。他下飞机就发现气氛不对：几乎没有什么高级官员前来机场欢迎，他就像一个平民百姓。1976年的新年刚过，政府就要求他把他的几个儿子从国外召回。当这几个孩子一回来，就被隔离起来，并很快像其他百姓一样被送往农村劳动。

　　这时西哈努克的活动被限制在王宫。他的国际作用大概也被认为发挥殆尽了。1976年3月柬共的一个内部文件称“西哈努克已经没有力气了。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此我们决定让他退休”。西哈努克被要求辞职，这当然也是他自己事先作过的许诺。三天后，他从容地在电台发表了辞职声明。

　　西哈努克在声明中高度赞扬了刚刚进行的选举和民主柬埔寨的宪法。他说：“民主柬埔寨宪法是柬埔寨革命军队的英雄的男女战士、农民、工人和其他爱国劳动者的杰作。柬埔寨从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者政权的魔爪下完全解放，柬埔寨的革命以及它的真正民主都归功于他们。”

　　声明说到他自己时说，“至于我，我极其自豪和荣幸地从1970年3月以来，在这宏伟的历史性征途中，能伴随着可爱的柬埔寨人民。如今这个征途已经导致柬埔寨进入了一个人民将成为自己命运以及民族和祖国命运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主人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无疑将是我们两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和最光荣的时代。”

　　“当1970年3月18日朗诺及其集团在金边发动政变时，我曾说，当自己和柬埔寨人民到达对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取得了完全胜利的彼岸，也就是到达了新的革命时代的门口时，我就将完全永久地退出政治舞台。因为，按任何理由来说，我的作用都应该在这个时候结束。”

　　声明说：“解放以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组织，我们的革命军队就立刻庄严地把我作为抵抗运动的爱国者来对我表示敬意，并且自动地重新任命我担任柬埔寨国家元首。”“他们给了我充满了尊敬的殷勤款待。……我们的满意心情超出了任何想象。”

　　西哈努克最后说，朗诺集团“对我百般中伤……，我将永远感激柬埔寨人民及其男女英雄和革命组织，他们给我洗刷了这一切诽谤，并使我在世界和历史面前完全恢复了名誉。我怀着这种感激，相信我们的人民和革命组织对我兄弟般的谅解，谨请他们允许我从今天起退休，同时向他们保证，我将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都永远热情支持柬埔寨人民、民主柬埔寨的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国家主席团、革命组织和伟大革命军队。”

　　西哈努克的退休声明发表两天之后，民主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就西哈努克退休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讨论，最后发表了政府声明。

　　声明称，“内阁认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卓越的爱国亲王，他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1975年4月27日举行的特别国民大会的决议在第三条中明确肯定了亲王的功绩，并且庄严宣布，在柬埔寨的新历史阶段中和在柬埔寨的新社会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国家元首。然而，亲王表示在他从事了35年的政治活动后，希望退休过他的家庭生活。”“内阁会议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这一退休要求表示婉惜，但同时也尊重他的崇高愿望。内阁会议决定接受这一要求。”

　　声明还提到，内阁会议一致建议授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伟大的爱国英雄的称号。与此同时，内阁会议建议树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所建立的功绩。内阁会议还建议，政府完全保证亲王和他的家庭享受到与前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前主席的头衔相称的生活条件。建议给亲王每年发8000美元的退休金。

　　从那以后，西哈努克就从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消失了。人们有各种各样猜测。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受了伤，还有的说他被隔离了。但官方的解释是，他在写回忆录，并对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西哈努克居然没发出一封唁电，这使人们更加生疑了。

　　后来，西哈努克回顾那段生活时说，他被“软禁”了，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软禁，我感激波尔布特。他从来不蛮横无礼，总是十分彬彬有礼，十分文明”。他说，开始他同莫尼克和两个孩子住在王宫里，后来搬到了一个三间一套的院子里，那里有花园、空调和小小的游泳池。他笑着对记者说，伙食很好，“你们可以看出来，我长胖了”。他又说：“他们为公主和我提供食物，让我们使用以前的书房，还给我们一台短波收音机。此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了——既不能通信，也不能打电话。有红色高棉士兵守卫着我们——实际上，这些士兵都是柬埔寨的好小伙子。他们告诉我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

　　虽然西哈努克夫妇的生活环境还算舒适，而这毕竟是一种软禁，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单调的生活。回国之前，他在北京对未来的命运和生活有过种种设想，他说过他要退休，他知道他要失去一切权力，但他没有料到会失去自由。

　　现在，西哈努克身边只有他的夫人和莫尼克生的两个儿子——西哈英尼和诺林达拉邦。所有的仆人都被调离了。北京流亡的5年里，周恩来给他安排了一大批服务人员、最好的法式烹饪厨师、最出色的理发师、服务最周到的内勤人员和最豪华的车队……然而，现在一切都消失了。

　　莫尼克不得不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她必须亲自洗衣、做饭、种花……西哈努克则成了她忠实的助手。他们的确不需要外出采购，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有专人送来。每天早上，都有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红色高棉战士骑着自行车送来新鲜的鱼和蔬菜。

　　西哈努克，这位曾在北京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在这孤独、沉闷、死一般寂静的庭院里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美丽的银白色佛塔毫无生气地屹立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过去曾经歌舞升平的宫殿现在是死一般地寂静。偌大的王宫里惟一显示出有生命力的标志是几只鸽子在宫殿的屋脊上拍打着翅膀。

　　西哈努克决心不使自己活跃的大脑在这与世隔绝的庭院里停顿思索。好在有乔森潘给他一台大收音机，这成了他向世界张望的一个小孔，也是他解脱苦闷的惟一消遣。每天早晚，他都打开收音机，一个接一个地选择电台：BBC、美国之音、澳洲广播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河内广播电台和日本的NHK。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都戴着耳机，倾听关于柬埔寨、关于印支、关于世界的报道。

　　有时，当他听到关于他的命运的报道时，就兴奋和喜悦，他对自己说：“世界还没有忘记我。”有一次，当一篇报道提到西哈努克的爱国精神时，他居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当然，有的报道也令他沮丧和气愤。1977年，英萨利访问马来西亚时对记者说，西哈努克在王宫生活得很好，正在忙于写回忆录。还说，亲王不愿见任何人，说西哈努克说过：“如果我接见外国人，我就会卷入政治。”听到这些报道，他感到啼笑皆非。

　

　西哈努克最感兴趣的是从这些电台播发的有关柬埔寨的情况报道，特别是各种悲剧性事件。他常把一些新闻报道录下来，反复听。
　　然而，这种录音对西哈努克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每当西哈努克被乔森潘安排外出访问某个地方的时候，莫尼克和西哈努克便赶紧把那些磁带录上音乐，抹掉那些新闻，以免检查出来。
　　西哈努克对这种控制似乎表示出了不满，但产生的后果是更加严厉的控制。性格倔强的西哈努克还同莫尼克为此发生争执。莫尼克劝他，为了全家的安全，还是要顺从一些。他看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乞求的目光，终于屈服了。除了听收音机，他还有别的消遣，那就是读书。他还试着自学西班牙语。他还在烹饪方面花费不少时间。他是一位美食家。现在他有充裕的时间钻研烹饪技术。他几乎掌握了法式大菜的全部技能。
　　软禁期间，西哈努克也一年有几次机会出去走走，但必须由乔森潘陪同，而且不得对外报道。这种活动往往只限于到农村和工厂访问。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亲王后来回忆说：
　　“在合作社里和工厂里，人们认出了我的夫人和我，许多人就当着红色高棉的面高喊：‘亲王！亲王！’，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们敢这样叫。当他们同我们说话时经常眼中含着眼泪。”
　　“我在1976年4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我的部属了。……也没有见到在我们取得胜利后随我一道回国的人，甚至没见过我家里的人。我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10个孩子——我的孙子和孙女——全都杳无音讯了。”
　　通过短波收音机，西哈努克可能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但他无法对外联系。后来，当他再次流亡北京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讲述他听到那个噩耗时的情景。他说：“在我们听了中国电台的广播后得知毛泽东逝世时，我们（我和我的夫人）都哭了。我们哭是因为毛主席对我们来说胜过了父亲。我给我国政府写了5封信，要求允许我表示对已故的毛主席的微不足道的敬意……即使在夜里前往大使馆也行。我想私下里写一封信（仅仅是一封私人信件），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中国人民认为我忘思负义，我们很坏。你们知道我吃了不少苦。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
　　中国领导人对西哈努克的“消失”也不无忧虑。注重情谊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老朋友。为此，中国政府派邓颖超前往金边访问。西哈努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消息。他真有点欣喜若狂，他和莫尼克多么想能同他们的朋友周恩来的遗孀见上一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访问期间，作为西哈努克老朋友周恩来的遗孀，她特意提出希望能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但遭到了婉言谢绝，答复说：“西哈努克拒绝见任何人。”后来，部分满足了她的要求，只让她从一幢大楼的窗户望了望西哈努克的背影。
　　许诺给西哈努克树的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树起来，答应给他每年8000美元的退休金也从未兑现。在西哈努克“消失”的近三年时间里，不管他所遭受的待遇如何，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成了他整个政治生活的一个空白。
　　1978年1月1日，这是全世界人民都要庆祝的新年节日。但西哈努克夫妇已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了。这天一大早，西哈努克和往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收听金边电台的新闻节目；也和往常一样，他故意把音量调到最大，好让门口的哨兵听见，以显示他是多么爱国。
　　但这天的节目有点反常，不像往常那样，广播英雄的民柬工农兵热火朝天地收割庄稼和光荣的柬埔寨建设成就的报道，而是播送了一条非常郑重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民主柬埔寨决定中止同越南的外交关系，因为它对柬埔寨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西哈努克顿时警觉起来，凭他的政治家的直觉，他感到情况非同小可。
　　早在1973年3月，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时，他就感觉到了在红色高棉和他们的越南同志之间有股暗流。那以后，他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分歧的严重性。1975年，西哈努克到河内访问，越南总理范文同居然当着乔森潘的面对西哈努克说，越南只相信西哈努克。
　　实际上，柬越之间不宣而战的边界战争早已开始了，只是西哈努克还蒙在鼓里。几周后，金边电台宣布已击退了越军的侵略，取得了伟大胜利。西哈努克一直担心事态的发展，于是给波尔布特写了一封信，声称愿为国家效力，但被拒绝了。波尔布特回信说，民柬取得了甚至比1975年4月解放金边还要辉煌的胜利。
　　同越南的对抗越来越激烈。大概是形势的需要，乔森潘突然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了一些农村和工厂。这似乎在向人民显示，亲王仍然站在政府的一边，并支持这个政府。
　　访问回来之后，乔森潘邀请西哈努克参加了一个表彰爱国英雄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西哈努克见到了他的前外交部长沙林察以及其他老部下。英萨利和他的夫人英蒂丽兴高采烈，同与会者频频举杯。这些场面被一个在场的摄影记者照了下来。几周后，英萨利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向大会散发了那张照片。他做证说，尽管有各种关于亲王的可怕谣言，西哈努克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好。他和他的老同事仍是柬埔寨的高级政治家。
　　然而，西哈努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随着形势的紧张，王宫的大殿已很不安全，因为空旷的场地极易降落直升飞机。西哈努克认为红色高棉担心越南用直升机突袭王宫，劫走亲王，从而使民柬失去这张王牌。为此，西哈努克被转移到更小的一个院落里。这是一个高墙深院，墙上还安装着带刺的铁丝网。这种防备措施不是没有根据。几年后，前越南外长承认，在西哈努克被转移出王官之前，越南确实打算派突击队进入王宫去“解放亲王”。
　　靠近西哈努克的新住宅，是一个高大的建筑物，红色高棉在这座建筑物的顶部安装了探照灯，正好对准西哈努克的住房。耀眼的灯光通宵达旦，西哈努克的房子周围如同白昼。西哈努克夫妇几乎没有夜晚了。灯光穿过半透明的窗纱，照亮了整个房间。西哈努克时时感到卫兵在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他们夫妇的一举一动。
　　西哈努克越来越感到历史的脚步在加快。他从收音机获悉，越南对柬埔寨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他太了解越南人了，更了解那位传奇式的人物——武元甲将军，因此他认为战争的前景将是非常严峻的。
　　果然不出亲王所料。1月2日下午，一位红色高棉士兵跑来通知西哈努克，说亲王和全家只有5分钟的收拾打点时间，准备立刻离开，转移到别处。西哈努克顿时有些惊慌，一边忙乱地准备最后祷告，一边对莫尼克绝望地说：“我们的死期到了。”西哈努克时常从外国电台的广播中听到，无数的高棉难民被赶出家园，一去不归。·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决定自杀，而不是像羊羔一样被拖出去屠宰。
　　但实际情况并非像他自己所想的那样。那位战士告诉他，打点行装时要多带些含水的罐头食品。这使西哈努克的心情开始轻松下来。他断定，要带食品，这肯定不是被押赴刑场。不久，乔森潘来看望亲王夫妇并为他们送行。他告诉他们要转移到马德望，并简单说明了当前形势。他说，越南人仍在向首都推进，为了亲王的安全，最好离开首都。他告诉西哈努克，他将很快去马德望看望亲王。
　　乔森潘没有告诉亲王刚刚发生过的一次越南人劫持西哈努克的未遂突击事件。1月2日的凌晨时分，越南派出了两个突击队借着夜色乘橡皮筏越过了洞里萨河，接近了王宫。但这些突击队员被戒备森严的红色高棉卫兵发现了、一场激战，几乎所有突击队员都被击毙，只有一名逃脱了。几年后，这个突击队员开小差逃到了泰国。在那里，他向西方记者首次披露了那次未遂的劫持西哈努克行动。据说，越南人劫持西哈努克主要目的是想让他充当反对波尔布特的领袖。
　　载着西哈努克的车辆在黑暗中离开了金边。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听到来自东边的轰轰炮声。战火正在迫近。沿着5号公路，不久，便到达了泰柬边境的小城。两天后，乔森潘也到了。他告诉亲王，敌人被赶回去了。但西哈努克并不相信，回为炮声已经震得西哈努克的窗户咯咯作响。
　　在以后的几天，西哈努克坐卧不安，不停地在房子里踱着步，心里也不停地在祈祷。他已不再怨恨红色高棉，不再为他的软禁生活而感到忿闷。他惟一祈祷的是高棉军队转败为胜，顶住越南的侵略，保住柬埔寨的独立。他也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命运。他可能会活下来，但是如何活呢？他实在不愿想下去了……

30　柬越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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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越双方在富国岛交火

　　　　1978年夏，越共四中全会决定把柬埔寨作为越南的

　　　　“直接敌人”。

　　　　两年多来第一次有了亲王的消息——公布了亲王给

　　　　柬共的信。

　　　　在印度支那，庆祝1978年圣诞节的礼物是越南侵柬

　　　　的战火和硝烟。

　　　　韩桑林及洪森上台

　　　　越南20万大军陷入了柬埔寨的战争泥潭


　　柬越矛盾由来已久。最使柬埔寨人耿耿于怀、视为一种耻辱的是，在法国统治时期，出于法国的利益，位于交趾支那的大片富庶的柬埔寨领土被划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使之脱离了柬埔寨，后被并入了越南。

　　1954年，法国撤离印度支那之前，确定了柬埔寨的陆地边界。对这条边界，双方都原则上承认。但是，由于这条界线并不精确，致使柬越双方产生了争议。但总的争议领土面积不超过100平方公里。因此，柬越陆地边界的争议不大。双方的主要分歧在海上。是否存在海上分界线，双方认识并不一致。不过它们的分歧只涉及领水，而不涉及暹罗湾的近海岛屿。1939年，当时的法国驻印支总督布雷维划了一条所谓的“布雷维线”，作为一条行政边界线。这条线确定了对一些岛屿的行政权归属，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岛屿就是国富岛。双方的分歧在于这条线是否也是领水的分界线。

　　在抗美救国战争时期，边界纠纷问题并不突出。尽管法国遗留下来的边界划分对柬埔寨不利，但柬埔寨仍希望越南日后能尊重已有的边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西哈努克于1967年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越南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也立即承认了它。此外，还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方面提供了一些支持，包括让越南人使用柬埔寨领土在内。结果，河内和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发表声明“承认并保证尊重柬埔寨现在边界的领土完整”。西哈努克把这看成是他外交上的一大成果。西哈努克对越南的声明作了如下的解释：第一，这意味着越南放弃了重新进行边界谈判的权利，从而确定了边界的不可谈判性。第二，由于越南单方面宣布承认现有边界，柬埔寨就有独一无二的权利来解释该边界的不准确之处。第三，越南接受“布雷维线”作为海上分界线、因此西哈努克希望根据上述的解释，有一个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即柬埔寨放弃对“丢失土地”的主权要求，在法国划定的边界的基础上稍作有利于柬的调整，以便补偿柬的损失。根据这种解释，柬出版了一张边界稍加有利于柬方的调整以后的地图。此图包括了近海岛屿，但却抹去了布雷维线。显然西哈努克还希望日后能对更远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在西哈努克看来，柬埔寨享有一些主动权是理所当然的，这同它丢给越南的大片领土相比是微乎其微的。越南人对此感到不满，但并未公开表示反对。为了不影响和干扰他们的抗美战争，更多地获得柬埔寨的支持，越南还公开暗示它支持西哈努克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赞成西哈努克对越南声明的解释，以及根据他的解释而绘制的地图。在60年代，没有出现领土纠纷。

　　1970年，越柬老三国联合抗美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虽然柬共武装力量承认越南人民可使用柬埔寨的领土，但双方已有小规模的冲突，特别是在越军控制的柬东部地区。1972年，冲突开始频繁起来。1973年，柬越双方在同美国的停战问题上存在分歧，越南同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减少了对柬的武器援助。这时冲突更加剧烈。越南虽然同意从柬撤军，但并没有全部、立即撤军，特别是在鹦鹉嘴地区和东北地区。

　　但是，真正作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从1975年两国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柬越两国的武装冲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5年4月到1976年4月。这个时期冲突的特点是，冲突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海上，特别表现在对岛屿的争夺，其手段包括军事的和政治的。

　　就在1975年4月17日，柬共武装力量夺取金边的战斗胜利那天，柬方宣布越南人夺取了有争议的海岸岛屿和入侵了拉塔纳基里和蒙多基里省。5月初，两国军队在最大的一个岛富国岛上交了火。该岛的大部分位于布雷维线的北边，应属于柬埔寨，但布雷维却把整个岛置于越南的行政管辖之下。不过，该岛的领海水域规定为3海里，越南对此一直不满。这次冲突大概就是因为越南的巡逻艇行驶到了3海里以外所致。柬方炮轰了该岛上的海军基地，还试图进行一次登陆袭击，但未成功。之后，柬军成功地占领了土珠岛。该岛位于布雷维线以南，离海岸大约155公里，应属于越南。不久，越南反攻，夺回了该岛。6月，波尔布特和越共南方局副书记阮文灵就此事进行了会晤。波尔布特承认，他的军队对地理无知，甚至承认，越南对富国岛和土珠岛享有主权。但几天后，越南海军便进攻了位于布雷维线以北，一直属于柬埔寨的威岛。正当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动身前往河内进行谈判此事的前一天晚上，越南的增援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下对威岛再次发动进攻。第三天，当三人到达河内时，越南军队完全占领了该岛。威岛的主权问题是这次谈判的焦点。由于越南坚持占领威岛而导致谈判破裂。

　　越南一直占领着威岛，直到8月黎笋访问金边时，越南才将该岛交还柬埔寨，以显示越南友好的姿态。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围绕边界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和磋商。1976年4月，双方同意在6月份再次举行高级会议，在这之前，先举行一个技术性的预备会议。

　　在预备会议上，双方承认法国划定的边界和行政地图。但越南方面闭口不承认1967年的单方面声明，以及西哈努克对其声明的解释。相反，认为他的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越方拒绝原来西哈努克提出的对边界进行一补偿调整”的一揽子方案。越方还主张，如果调整，只能是“互惠调整”。

　　谈判中，柬埔寨要求越军首先撤离长期占据的鹦鹉嘴地区和占领的交通线，以便为高级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而越南的态度是，任何撤军只能在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和互惠的边界调整之后。柬方对此坚决反对。特别使柬领导人气愤的是，越南在战后仍然占据着战时柬埔寨无偿提供给越方的庇护所地区。

　　关于海上的边界争论更大。柬方作了一些让步，放弃了西哈努克坚持的对布雷维线以南岛屿的主权要求，而坚持把布雷维线看作划分近海岛屿和领海的边界。越方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必须对布雷维线作有利于越南的修正，至少使越南的船只更容易地进出富国岛，而且应该扩大该岛的领海，使之超过3海里。越南也反对柬方关于放弃对布雷维线以南岛屿的主权要求而换取领土补偿的要求。

　　在柬埔寨人看来，越南人完全背叛了他们1967年的承诺，而且不能容忍越军在占领柬埔寨领土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于是，柬方谈判代表宣布中止谈判。预备谈判的中止也导致了高级会谈的流产。

　　1976年中，双方谈判的破裂标志着冲突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军事冲突，直到大规模的边界战争。停火和谈判始终未能实现。

　　谈判破裂之后，军事冲突就频繁起来，特别是在越军占领的地区。1977年初，柬政府增加对这些地区的军事压力，派巡逻队以显示柬军事力量在这些地方的存在。一旦遭到越军的袭击，他们便开枪还击。在越南看来，柬方没有谈判的诚意。虽然越南坚持重开谈判，但他们拒不撤军，而且还调集军队，增加对边境地区的军事压力。

　　1977年2月，民柬报道，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并指控政变是由河内煽动的。不久，民柬就调动重兵向越南的朱笃和河仙发起进攻。这一行动似乎要显示：如果越不撤军，柬也有权利使用武力袭击越南的领土。这很快就引起了边界战争。越南调集了数千人的部队，增援边境地区，进行反击，并深入柬埔寨领土。

　　这时，河内向金边发了一封信，建议举行高级会谈，但谈判主张未变。金边方面立即作了答复，建议立即停止军事接触，各自后撤半到1公里，造成一个非军事区。柬方还坚持双方脱离接触，限定一个冷静的和平时期，以便进行谈判。但越方没有理睬柬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的外交努力再次告吹。

　　这时，双方都积极准备军事对抗。与越南相邻的柬东部大区的行政当局已决定，如果越南进行新的入侵，柬军将予以反击，并进攻越南领土。与此同时，越南也决定要给波尔布特一个教训。于是，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在边界地区进行视察之后，便于8月初对柬领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越南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九师向柬纵深10英里发动了攻势。由于雨季，同时又遭到柬军的抵抗，攻势受阻。9月初，越军再次向柬发动进攻。

　　这一系列进攻立即导致柬军的反击。9月末，柬军也向越领土多处发动进攻，深入越南领土7公里。

　　到了这年底，边界战争进一步升级。越南试图扩大对鹦鹉嘴地区的控制，增调5万8千人增援第九师，打算一举消灭柬在东部边界的有生力量，同时准备摧毁柬东部的政权机构，代之以越南支持的地方政权，同金边政权对抗。

　　越南的大举进攻，使民柬军队损失惨重。但民柬军队仍顽强抵抗。他们重新组织武装力量，采取游击战进行反攻。12月25日，民柬军队宣布对越南的全面战争。12月31日，乔森潘宣布中止来越两国外交关系，要求越军无条件地撤出全部军队，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标志着两国冲突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全面战争状态。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是双方军事行动的规模空前扩大。常常是若干个正规师的兵力进行较量，而双方的军事行动都是以推翻对方政府为目标。

　　1978年的第一周，在柬埔寨的茶胶省和贡布省，越军5个师共6万人同柬军3个正规师外加3万武装力量进行了一次激战。当越军在柬东北部发动进攻以后，柬军损失严重。但到亚月中，柬军重新组织反攻，集中攻击越军薄弱环节，结果使越军损失惨重。波尔布特发表讲话庆祝这一胜利，并要求越方停止军事入侵，放弃推翻民柬政府和建立柬越两国特殊关系的图谋。

　　2月5日，越南提出3点建议：（1）立即在边界地区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各自军队在自己的领土内后撤5公里。（2）双方立即在河内或金边进行谈判，签订条约。条约规定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禁止侵略、使用武力、武力威胁及干涉对方内政；平等相待，建立和平的友好睦邻关系。（3）就适当的国际保证和监督达成协议。

　　柬方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虽然越方比原来立场稍有让步，但仍没有满足柬方1976年5月以来坚持的一揽子方案的要求，无视西哈努克对越1967年声明解释的合法性，拒绝边界的不可谈判性以及只有柬方有对边界作合理调整的权利。

　　2月15日，河内电台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3月末，越方作出了三个决定，一是开始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多数为柬难民和在南越的高棉人），由越南训练的高棉共产党干部充任领导。越南支持这个游击队进行推翻柬共政权的游击战。二是加强边界沿线的军事力量，使之成为柬反政府游击队的后盾，同时也准备进攻柬本土和反击柬的入侵。这支增援力量还可以用于保卫柬境内的越军基地。三是加强对民柬的宣传战，煽动民柬军队的叛逃，或为越军提供内应力量。3月份以后，河内政府的政策就是推翻金边政府，代之以越南可以接受的政权。

　　4月初，越南展开了政治攻势。河内电台号召民柬军队调转枪口，进攻金边政府。不久，又发表了两个长篇文件。一是关于边界谈判的建议，二是关于柬越两党历史关系的回顾。越方否认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把柬共描写成从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窃取政权的叛徒。

　　1978年3月，柬埔寨也公开宣传要全部消灭越南人。民柬电台号召实现“1：30”的口号（即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这样柬埔寨就可以牺牲200万人全部消灭6000万越南人，而柬埔寨还有600万人。当上半年越军开始从柬埔寨边界地区后撤时，民柬武装在柬东部大区开始围剿当地的越南人和受越影响较深的高棉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柬身越头”。从柬埔寨逃往越南寻求庇护的平民与日俱增，到1978年夏天，大约15万人逃到了越南。有些人是随越军的撤离撤走的，有些则是在越军占领时逃走的，也有民柬的军队干部由于反对柬共政策而倒戈，投向了越南。

　　这期间，民柬于5月中又秘密向越南提出了4条边界谈判建议。其内容是：第一，停止侵略和兼并柬领土，停止对柬领土、领水、领空的一切挑衅的暴力。第二，停止间谍到柬领土、领海、海岛收集情报，停止一切颠覆活动，停止策动推翻柬政府的政变。第三，明确宣布放弃建立以越南为盟主的“印支联邦”计划（所谓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人民）。第四，尊重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柬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但是，对这个建议，越南迟迟未予理睬。这期间，民柬政府称粉碎了一起政变计划。1978年夏天，越共四中全会决定把“迅速夺取西南边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作为“贯彻始终的重要任务”，同时确定了柬埔寨为越南的“直接敌人”。越南在正式拒绝柬建议以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越南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在柬境内建立和维持一个大区，以便在这里建立一个亲越的柬埔寨政权。到了8月底，柬边界地区的战斗更趋激烈。一连三个月，越军大规模入侵柬领土。尽管遭到了柬方的抵抗，但越军还是占领了磅湛省和桔井省狭长边界地带。这时河内电台称在柬领土上反政府的斗争已经开始。

　　9月30日，金边电台称，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了一个招待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的宴会，并说，西哈努克给柬共的一封信表示坚决支持抗越斗争。这是西哈努克自1976年4月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活动。这表明民柬政府要以亲王的影响来动员全民掀起抗越运动。这以后，柬越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10月中旬，越南政府下令，越军进入戒备状态。这预示着一场最后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即将来临。果然，两个月后，越军向柬埔寨的全线进攻开始了。


　　1978年12月25日，在西方，人们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之中。但在印度支那，庆祝这个节日的却是越南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火和硝烟。这天，越南10多万大军，分八路向柬埔寨发起全线进攻。精锐的机械化部队沿通往金边的公路，直扑民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第一路是由基地在老挝的3万军队组成的，其任务是攻占省会上丁，然后向南面的桔井推进。第二路是由通常驻扎在越柬边界上的第104和第307师组成，向西攻打省会隆发。第三路是由第3和第5师组成，攻打柬西北部，首要任务是西北重镇桔井。第四路由1万军队组成，配备有一大批坦克，其任务是攻占磅湛，以切断柬东部军队和其他地方军队的联系。第五路由整整一个军组成。这路从西贡出发，分三路越过边界，夺取柬中部的各省省会。第六路有2万人，任务是向金边挺进。第七路由两个师组成，任务是悄悄越过南部的丛林地区，切断美国修建的战略公路四号公路。这条公路是金边和海上沟通的唯一通道。第八路的任务是，在炮舰舰队的支持下沿海岸线前进，进攻各个海港。它的主要目标是磅逊港，以封锁和阻止对柬埔寨的任何外国援助。

　　入侵越军在米格战斗机和美国F－5战斗机群的配合下，向柬首都金边推进，这是一场地道的闪电战。

　　1978年12月31日，民主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打电报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强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

　　1979年1月2日，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在电台发表声明，谴责越南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卑鄙行径。声明呼吁说，“请我们的远近朋友在各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抵抗越南……对民主柬埔寨侵略的正义斗争。”

　　5日，波尔布特总理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柬埔寨军队正在柬境内的五个主要战区同越军作战。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越南的入侵。但他又指出，抵抗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7日之前的早些时候，民柬中央政府机关、工人以及一个警卫师共5万人放弃了抵抗，撤离了首都。波尔布特等主要领导人乘直升飞机，其他人乘车，向西北方向撤退。7日12时30分，越南军队攻占了金边。这一天，在越南刺刀扶植下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发表告人民书：“号召柬埔寨全国人民全心全意地向我们的战士提供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并配合我们的部队，共同袭击敌人和消灭刽子手……”

　　越军占领金边的第二天，同样在越南刺刀的保护下，柬埔寨委员会宣布成立，行使所谓国家的全部权力。韩桑林为该委员会主席，宾索万为副主席兼管国防，洪森为委员会委员兼管外交，谢辛为委员会委员兼管内政。

　　西方舆论界称，越南入侵并占领柬埔寨，是历史上最快的闪电战之一。从1978年12月25日到1979年1月7日，仅用了13天，越军就占领了民柬首都。民柬在这场闪电战中损失了十几个师。它的20个师只有中央警卫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里除了越南压倒优势的兵力和优良装备等因素外，民柬军事战略上的一个错误是：它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东大区和西南大区。而通向金边的几条主要公路向越南敞开着。这就为越军的长驱直入创造了方便条件。

　

　越南对柬埔寨的出兵和占领引起了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第一次印支战争是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抗法战争。第二次是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这两次都是印支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战争。而最近的这一次却是两个印度支那邻国之间的战争。为什么越南决心而且能够占领民主柬埔寨？
　　我们在前边已经介绍了两国革命胜利以后在领土上发生的纠纷，以及由此导致两国的边界争端。然而实际上，领土的纠纷并不是越南入侵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了柬越革命者以及柬越历史上的一些纠葛。从这个背景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形成的脉络。可以说，在40～50年代，这种霸权主义就已初露苗头，到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前半期，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在1970～1975年三国联合反帝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意见不合与小规模的摩擦都是明证。
　　两国全国解放以后，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就更加赤裸裸了，其政治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越南为盟主的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一计划首先在老挝取得进展，随后便想拉柬埔寨步老挝后尘。越南主动向民柬建议“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效仿苏联的“经互会”搞所谓的“印度支那经济合作计划”；还许诺，把他们收到的几十亿美元的外援分给柬4亿。越方还坚持已被柬一再拒绝的建立“联合部队”的计划。所有这些都一一遭到了民柬的拒绝。
　　边界战争，是越南压柬就范的一种手段。不料，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小的柬埔寨根本不把6000万人口的大国越南放在眼里，竟敢兴兵动武！这激怒了地区霸权主义空前膨胀的越南。它依仗战后美国遗留下来的价值6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100万庞大军队以及丰富的作战经验，自称世界第三大军事强国，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它满以为可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一个月之内把民柬荡平，再造一个臣服于越南的柬埔寨。
　　推动越地区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苏联出于自己的世界霸权的需要支持和纵容越南霸权主义。70年代，正值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高潮。双方争夺的热点正在向亚太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扩展。苏联急需在印度支那建立基地，而越南是建立这种基地的最佳位置。因为它和菲律宾遥遥相对，正好对美国在那里的基地构成威胁。为了在越南建立基地，苏联必然对越南投其所好。而这时越对苏也有所求。它希望能从苏联获得更多的援助，对它在印支称霸给以更多的支持。这样，双方互有所求，一拍即合。从1975年开始，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进攻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1978年6月29日，苏联把越南拉人了“经互会”，在经济上、政治上为越南打气输血，把越南封为“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可靠前哨”。8月中，苏联把大量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运到越南。苏联的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源源不断进入越南，短短几个月就达4000多人。与此同时，苏联开始使用金兰湾海军基地。11月，黎笋、范文同访问莫斯科，签订了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答应“供给武器弹药”，并“在将来的冲突中，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同时公然宣称同越南进行“军事合作”。接着，在莫斯科开会的华沙条约组织也声称要增加军费，“共同声援”越南的入侵活动。
　　在这一系列的支持和怂恿下，黎笋集团有恃无恐。黎笋在莫斯科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回来后仅52天，对柬埔寨的全面入侵便开始了。
　　在越南入侵的过程中，民主柬埔寨垮台之快，损失之惨重，除了敌我力量悬殊以外，它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胜利以后，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路线。这表现在，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大搞肃反运动。许多原柬共高级领导人因意见分歧而被当作敌人清洗。原民族团结政府内政部长胡荣因对疏散城市人口有意见而被清洗；原教育和新闻部长符宁由于反对对越的极端政策而被清洗。凡是同越南关系密切的都有被清洗的危险。这就把一大批同志、朋友推到了越南方面。再加上越南在柬党内、军内不断进行策反活动，使大批领导干部不断反叛和投敌。越南侵柬以后，在金边成立的伪政权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桑林就是其中一例。他曾是柬共东部大区的区委委员、第四师师长兼政委。
　　第二，过激的社会经济政策。柬共领导人认为城市是罪恶的渊薮，反动势力往往出在城市，所以要改造城市，办法就是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所以柬共进城以后，让市民不分男女长幼，老弱病残，一律离开城市。而农村又一时不具备容纳大量人口的生活设施，致使很多人死于农村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在农村建立各种合作社、公社、新村之类，很多地方是集体住、集体吃、集体劳动，造成一些家庭成员长期分居。婚姻自由也受到于预。宗教设施和宗教信仰实际上受到破坏和限制。在全国取消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实行供给制。1975年前参加革命的人供应标准较高，其他则基本上大平均。西哈努克后来回忆说，1975年9月回到柬埔寨以后，红色高棉领导人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成为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的全部条件。我们在共产主义化方面甚至能超过我们的中国兄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必须首先经过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完成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但“我们只来一个大跃进就行了。我们可以达到地道共产主义化的目标。我们可以比中国或其他兄弟国家更快地进入地道的共产主义”。
　　第三，忽视统战，排斥甚至迫害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在全国关闭了全部大中学校。教师、知识分子基本上被赶到农村务农，接受再教育。革命后，一些归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外国侨民也不予保护。在金边，23万华侨和30万越侨也必须到农村劳动。统战范围极其有限。如果说对西哈努克、宾努还算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家人、子女以及下属就另当别论了。据西哈努克说，他的夫人莫尼克的长辈被杀了，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及两个女婿以及14个孙子孙女被赶到农村，至今下落不明。宾努亲王的儿子宾纳、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长沙林察的儿子江万寿均为革命做过贡献，但革命后，他们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被关人集中营以便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些人中有许多失踪或沦为难民。
　　这些极端政策既超出了柬埔寨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符合柬埔寨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伤害了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城市各阶层的利益。这样，红色高棉就大大减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分裂了自己的队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民主柬埔寨政府逃离金边以后，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撤退到西北部的泰柬边境地区的山林地带，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
　　越南占领了柬埔寨，但并没有能征服柬埔寨，越柬战争并未速战速决。它的20万大军长期陷在柬埔寨的战争泥潭中。他们重蹈了美军在越南的覆辙，一战就是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