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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打鸡血”?
sonisa 发表于:2016-11-4 12:27:59 复制链接 看图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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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打鸡血”?   
当年,民间有四大秘方:打鸡血、食红茶菌、饮凉水、吃醋蛋。
有时候你走访家里亲戚,问起这四大秘方。他们往往都摆摆手、摇摇头,意思是往事不要再提。按照书评君的理解,是这事经历过了,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里面的深浅。
长辈说话,还是要听的。然而年关将至,当我们的朋友圈里动辄就出现《这鸡血,我可以喝一年》及类似思路的文章时,书评君不禁哀叹:“朋友啊,你可知道,放在以前,打鸡血打不好,是真的会死人的啊!”
朋友,熟读历史,可别一意孤行啊。    “鸡血疗法”
因受到批判造成的流行?


1965年,某原国民党中将军医被公安机关抓捕并判处死刑。为了自保,他在行刑前献出一剂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的“秘方”:打鸡血。

根据他的供词,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就是靠鸡血维持身体健康的。受到这位中将军医的启发,当地的行政首长及其下属们纷纷开始效仿。“文革”中,这位首长遭到批斗,逼迫之下坦白了这段“陈年旧事”。他的坦白最终被安上了“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在传单上印发,遭受群众们的深揭狠批。谁料想,一场激烈的批判过后,却迎来了打鸡血的广为流行。(《国人梦已醒?》,作者:桑晔,《读书》杂志,1992年4月)

这种疗法,后来被称为“鸡血疗法”,是1967年流行于民间的保健术。据说,当年从北京到西双版纳,“鸡血疗法”前后流行了大约10个月。采用鸡血疗法的人,会抽取小公鸡的鸡血几十到上百毫升,注射入皮下肌肉
,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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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相信,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会让人浑身燥热,脸色红润,精神亢奋,食欲猛增,从而对一些疾病有一定疗效。据传,打鸡血可以治疗如下疾病: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食欲不振等等。

对于“打鸡血”的流行,除了中将医生的供词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上世纪50年代初,各地学习和推行苏联的“组织疗法”,把人体诸如皮肤、肝、脑、胎盘等组织作为注射液,注入病人皮下,可以治病。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生俞昌时进行了一场“当众的临床表演”——他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据他自己说,当天中午,他吃了八两饭。到了下午,有40多人都让俞昌时注射了鸡血。身上的各种病症——咳嗽、哮喘、胃痛、疖肿——都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甚至治愈。

早在七年前,也就是1952年,俞昌时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期间,就因为鸡的体温高,判断“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加之他所了解的传统中医的文献中曾有“涂敷鸡血可以治病”的说法。他于是做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鸡血注入人体会不会有治病的功效?

现在看来,俞昌时1959年的临床表演看似无厘头,甚至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它的发生并非绝对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缘由。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许如此,同年俞昌时才会借助“技术革命”的热烈开展,进行打鸡血的尝试。

根据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昌时曾用“鸡血疗法”医治过203个病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疼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也有“36%发生高热、荨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资料来源:《“打鸡血”往事》,作者:杜兴,《国家历史4月刊•新上海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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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试验
打鸡血究竟是科学吗?


经时任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同意,卫生局组成了包括俞昌时在内的研究小组,专门设置实验室,从科学的角度检测打鸡血的临床可行性。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较大,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然而,当时的俞昌时似乎已失去理智,不仅对个别专家否定“鸡血疗法”的疗效心怀不满,而且认为制鸡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他不听劝阻,扬言称“鸡血疗法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并向全国各地引发了大量宣传“鸡血疗法”的资料。


据统计,有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鸡血疗法”资料,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神药”。在印制于1964年8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他列举了100多个病例,宣传鸡血疗法的强大功效。(资料来源:《“打鸡血”的历史教训——“鸡血疗法”的社会现象考证》,作者:陈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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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鸡血疗法》(创刊号)

在这些宣传的鼓吹之下,各地的居民卫生所门口开始排起了长龙,人们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交流着打鸡血的经验,地上到处都是鸡毛和鸡屎,耳边不绝于缕的鸡鸣声。朱大可教授曾回忆起当时“打鸡血”的盛况:“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1967-1968年,打鸡血据说盛行长达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资料来源:《“打鸡血”往事》,作者:杜兴,《国家历史4月刊•新上海旧上海》)

由于各街道诊所和县级乡级医院打鸡血盛行,公鸡竟然因为需求过高而涨价和缺货。在上世纪70年代,“打鸡血”不再仅仅是上层社会享用的保健疗法,而慢慢从城市走向农村,最终蔓延至全国各地。农村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为了完成鸡血疗法,家养几只公鸡,为的就是把它们的血抽出来,注入自己的身体,好让自己的疾病和精神状态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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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打鸡血致死案例引发的恐惧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出召开专家座谈会,会议经讨论一致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存在不安全因素。半个月后,上海市卫生局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呈送卫生部。1965年7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同年10月5日,《武汉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刊载了一篇以“红光”署名的文章,题目为“鲜鸡血注射真能医治百病吗?——鲜鸡血注射非但不是万灵药而且危险性很大”。说明一些有相关医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怀疑“鸡血疗法”的可靠性了。俞昌时却在反驳这篇文章时说,红光同志并没有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先后经历致死事故、国家卫生部的反对、医学专家的出面干预、个别有医学知识的人的公开倡议,如果你以为,人们对于“鸡血疗法”的狂热会因此画上休止符,那么就未免太过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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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解放军驻黑龙江部队医院的病房(李振盛 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医疗卫生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疯狂之中。1966年1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将一年前下发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撤销。造反派成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鸡血疗法》一书随之散布到全国各地,“鸡血疗法”重新又被宣传和传播,后期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上世纪80年代,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名为《红茶菌和打鸡血》的相声作品,对当时红极一时的“鸡血疗法”进行讽刺。其师傅马季的相声《一阵风》中,也曾塑造打鸡血的崇拜者“赵全信”的形象,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的小说《药》中,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荒唐故事。

为什么看起来荒唐透顶,却要用十余年方能证伪?

在医学上,为了确保输血成功,血液的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血型必须相容,否则接受者血液内的抗体凝集素将攻击捐赠者的血细胞,通过凝集反应形成血凝块。由此看来,打鸡血之后的兴奋表现,其实是身体对于血液中的异物产生的应激反应,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对身体有损伤,甚至是戕害生命。

但是,究竟是为什么,如此显而易见的医学知识,要经过十余年的时间,几经波折,才能被证伪?直到2004年,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出版的《一万封信》里,还收录了一封来信,向她推荐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时大夫发展为肌肉注射,我改为穴位注射,在鸡心脏采血,每次采50ml,间隔一天再采,鸡不会死。”

从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鸡血疗法”的传播最初起源于所谓的“上层社会”的传言,尽管被安上了“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加以声讨和批判,但以地方行政首长为首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打鸡血”秘方,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广大民众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心态,进而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效仿之风。

同时,俞昌时所提倡的“鸡血疗法”因为结合了传统中医中针对人气血盈亏的治疗理论,以及西式的针头注射方式,染上了一层“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和现代意味,无形之中增加了这一疗法的可信度。

事实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打鸡血同时流行的还有“甩手疗法”,就是在每晚睡觉之前,选择一块空气清新的安静地带,闭上双眼,用力地前后甩动双手。这项据说能够“强身健体”的运动比“打鸡血”还要普及,当时每个院子里都有以中老年人为主的“甩手群体”,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广场舞”。(资料来源:《我是60后:1968-1978》,作者:荆方,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身体强健的欲求之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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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手功”示意图

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对于某一行为的效仿多来自两个渠道,第一是从众心理,第二是政策宣传。很显然,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政策上的错误鼓动使得“打鸡血”这一荒唐举动死灰复燃,在民众中间重新树立起权威的地位。

最后,由政治运动激发的一系列非理性的认知模式,让人们对于血液的原始崇拜在人群中产生了极大的认同趋势。尤其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社会背景的情绪渲染之下,“打鸡血”和崇尚热情、赶超、团结、奋斗等观念不谋而合,从而附着上一层别样的政治意味,被大众所接受。

如今,“打鸡血”早已不再是曾经疯狂一时的“保健疗法”,而成了一种语言上的暗喻,用于指代“对特定的人或事情绪亢奋的一种行为表现”。我们难以想象的是,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人们为了“打鸡血”在诊所前排起长队,杀光家里的鸡,然后真的把鸡血注入自己的身体,以求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来源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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