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二)

这种集体化，应当就是在土地国有基础上，以多少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进行集体耕种的方式。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个体耕种被称为小生产，社会由小生产转变为集体化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其实只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正好相反，这种集体化正好是一种倒退。之所这样说，是因为这种耕种方式正是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方式。为说清这点我们先解释一下“井田制”。所谓的“井田制”并不是像一些书上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在耕种过程中把田地分成方块形似“井”字而被定名为“井田制”。《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这里的“井”实际是一个组织名称，九夫为井，是指当时以九家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这个生产单位的名称被命名为“井”，所以“井田制”实际是以“井”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与所谓的集体化从本质上并没区别。
如果这种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以前，说明人类是在集体耕种的基础上进步到了个体耕种，从而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这种集体化分明是又把个体耕种压回到了集体耕种，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呢？
尽管集体化是倒退的，但在当时的柬埔寨一时能行通，之所以这样，原因是：一、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与自然形成的组织不一样，自然形成组织的领导干部都会注重工作效益，并做到对全体负责，他领导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给整体带来最大的效益，如做不到则会被抛弃。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只是对上级负责，能做到听领导话就行，在工作中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对工作效益怎样可以不负责任。由此决定了对领导干部本身的素质要求低，这个条件使柬共在当时的农民中，有足够的余地去挑选所需干部人才，组建起集体化组织以及整个的基层政权组织。
二、对于农民阶级来说，虽说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大，但这种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的改制，意味着对地主阶级土地的没收，使农民与地主在经济上处于了平等地位，这种做法他们能够接受，甚至很多人会达到支持的程度。
三、对于地主阶级来说，它们的总代表是西哈努克亲王，而柬共正是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推行这项工作，这使他们就是想拼死抵抗在短期内也推不出另一个总代表，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去阻止这种主张的推行。再就因当时是战争期间，一些地区的地主成员会因支持朗诺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一部分会随着朗诺败军逃往金边，剩下的地主成员在大军的威慑之下短期内至少会失去抵抗的信心。柬共搞试点也定会挑选这样的地区。
正因为以上几个条件，在试点搞成功后，便开始推广，到金边解放前，柬共控制区内大部分地方推行了集体化，从而也建立起了与柬共性质完全一致的基层政权组织。（当然，这种集体化也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压制社会的积极性，使社会不断走向贫穷，最后也会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制度的弊病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在不掌握规律的情况下既认识不到，也看不出来，所以柬共推行开集体化后，增长了不断改制的信心，致使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为彻底消灭阶级和根除产生阶级的根源而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于这是关系到红色高棉最后成败的根本大事，不只柬共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对于毛泽东来说，柬共是他亲手扶植起来的，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对于这条政治路线，他总感不妥，根据自己的经验，总认为当时柬共应推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在1974年11月份，他接见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谈论打倒朗诺后的建国方针时，先强调柬共以后不要怠慢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又着重对英萨利说：“要减租减息，要分土地给农民，不仅要和富农搞在一起，还要团结一些小地主。对买办资本家可以没收财产，不要动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毛泽东的这些话，分明是建议柬共在农村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城市走工商改造的道路。但因这是根本道路问题，事儿太大，英萨利虽是柬共的重要人物，也做不了主，只好回国如实向波尔布特汇报。
对于波尔布特，虽然他非常感谢毛泽东的支持，但毛泽东给柬共指出的道路又使他非常为难。因为他清楚，在这两条道中，土地革命的道路在柬埔寨行不通，而对城市工商改造的道路，不管能否行通，也不管这条道对与错，客观原因迫使他不能走这条道路（不走工商改造道路的原因后面分析）。但这些又不能说明，因为说了也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党领袖，就再感谢毛泽东，在关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也不能去完全听从，但对毛的建议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决定他一方面在国内必须按自己的主张办，另一方面又不能使毛泽东产生反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75年1月份他来到北京，对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不像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对于当时的毛泽东，一者提这些建议，本身就完全为了他们好。再者柬共毕竟不是他领导下的支部，又根据本人与苏联闹翻的经验，他不能对柬共下命令怎么办，也不能采取高压手段，所以在波尔布特的坚持下，只好顺其自然。
当时金边已完全被包围，夺取全国胜利已是时间问题，所以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于夺取金边前两个月，柬共召开高层会议，对建国后的政治路线做出决定，不仅决定要在全国农村全部推行集体化，还做出了一种被人们认为离奇的决定——把金边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
关于这个决定，始终令人不解。按柬共官方的解释是：一、当时是为了解决金边的粮食问题；二、为了防止美国和苏联的特务在城市发动暴动。另一种按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柬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决定，他们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必须加以消灭。其实这三种解释都漏洞百出，也都没说服力。首先是第一种，如果要真的是为金边缺粮而疏散人口，那当时疏散的地方是农村，这证明农村有粮食能供应城市，而这些农村都在柬埔寨境内。像这样，在全国统一后，政府可以从农村调粮入城解决问题，并且这点应当完全能做到。再就是第二种，在一般情况下，不管哪个政府，对一些特务所进行的破坏和发动的一些暴动都会进行防范，但不会有一个政权惧怕这些，因为单凭这些根本就没有颠覆一个政权的能力，这点任何一个执政者都明白，波尔布特也不应例外。再者是，即使以后美国、苏联的特务真的搞暴动，并且规模大些，又能大到哪去呢？难道还能大过美国支持的朗诺吗？而柬共连朗诺都能打败，又有什么理由说因惧怕一些特务发动暴动而撤空整个城市呢？所以柬共官方这两种解释纯属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还有第三种，即人们的解释照样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城市，如果要消灭阶级，完全可以就地推行，根本没有必要把人们全撤出去再消灭阶级。波尔布特对这些道理应该是明白，而不应糊涂到把城市作为资产阶级，作为消灭的对象，把农村作为无产阶级，作为依靠对象的地步。退一步说，就算波尔布特真的糊涂到了这个地步，既然把城市作为消灭的对象，那么，在做出疏散整个城市居民决定的同时，也应当做出对整个城市居民怎样进行专政的决定。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资料显示他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417人和新人，旧人之说，是产生在1976年以后，这分明是因撤空城市，给200万城市的居民造成了灾难，由此也会遭到这些人的反抗，波尔布特为镇压这些人的反抗，才创造出了417人和新人、旧人的名词。这说明对城市居民进行专政的决定不是在金边解放前作出的，也证明第三种解释不是当时撤空城市的根本原因。
撤空金边城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波尔布特乘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抓紧时间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1973年5月柬共推行集体化，大部分农村中打破了旧制度，并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对柬共来说，要想真正取得全国政权，就必须在全国都达到这种程度，自然也包括金边在内。如果条件允许，在取得金边后，他们可仿效中国当初，在推行工商改造的主张中去逐渐打破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从而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这项工作从动员到搞试点看效果，再全面推行最后完成，恐怕至少要两年时间，而当时有一种情况使柬共没有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解放后，很快将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国主政。虽然自1970起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一直在北京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权力。但根据亲身经验，波尔布特清楚他在国内的影响力，更清楚他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是在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中。所以只要金边的旧制度和社会结构存在，客观上就等于有他的活动范围，他就不会甘心把全部政权让给共产党。到回国后为了与柬共争权，只要一呼吁号召，金边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与柬共抗衡，这至少会对柬共政权形成一种掣肘，也不能排除柬共武装力量出现分裂一部分倒向西哈努克的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结局，在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他们必须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与旧结构，使其回国后失去活动的基础。因为从1974年开始在北京商谈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的时间距金边解放时间不太长，又没有其它理由再把西哈努克亲王长期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在没时间对金边进行工商改造的情况下，对于柬共，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疏散到全国各地。正是上述原因，波尔布特当初才同时拒绝了毛泽东土地革命和工商改造的两项建议。也是这些原因，为了赶时间在占领金边后第三天，就编造了美军轰炸的谎言欺骗金边居民，以此为借口，用武力强行驱赶所有居民转移到各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这种措施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在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又被彻底打破，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半年就被迫宣布退休。他的首相宾努亲王率首相府全体成员集体辞职，全国政权无论实际还是名誉上都落在了柬共手中。但这种措施却使金边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3万人死于大转移的途中，后是把200万人送入了深渊。这些又成了促使整个社会矛盾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