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三）

对于柬共，1975年4月17 号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金边的解放，标志着由它领导的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对西哈努克亲王采取了防范措施后，在国内他们已感到无任何后顾之忧，于是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计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他们决心把柬埔寨建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使柬埔寨人民过上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存在贫富差别，首先取消了私有制和一切私有财产，完全实行配给制，禁止私人买卖，取消货币。设计每 30——40户为一个集体，设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在工作之后不用回家做饭，直接进大食堂享受同等水平的饭菜。衣服完全一致，由国家统一发放，不允许穿任何高档华丽衣服和佩戴首饰。通过这些真正实现消灭阶级人人平等。为根除人们的私有观念，进而又解散了家庭，把所有人包括孩子在内，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编入不同的集体组织，住进各自的集体宿舍。这些分明是为了让人们树立孩子不属父母私有的思想。为了在婚姻方面根除私有观念，废除了以前的婚姻法，规定婚姻不能由男女双方私自做主，而是由组织指定，婚后夫妻不能长期居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可以团聚一次，其余时间双方都得生活在各自的集体宿舍。
在波尔布特及柬共中央看来，通过这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改制，能够使人们在各个方面根除私有观念。这样不只现在能够消灭阶级，还能永远不出现贫富差别，子孙后代都可以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中。然而不管波尔布特处于多么良好的用心，事实的结果定会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仅给社会带不来幸福，还会给社会造成灾难。因为从现实说，这种制度已完全破坏了人们正常生活中所依赖的各种条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它比1975年以前的集体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已基本返回到了原始社会。从各方面分析也只有原始社会才会产生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人类产生之初，各种能力小，为了生存只能以集体的形式集体的力量去捕捉、采摘，凭个人的能力根本就干不了这些事，而对收获成果也只能是各取所需。柬共的共产主义制度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存在了统一分配，但这种分配因数量一致，对食量大体力工作量大的人更是一种悲惨。试想一下，让现代人回去过原始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不给人们带来灾难才是一种怪事。
这种制度的严重性对于波尔布特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中国大跃进的结果他也清楚，并且在他们推行之初，即1975年的6、 7月份波尔布特在北京访问，病中的周恩来以中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例，不只一次劝导波尔布特不要这样做。10月份英萨利与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周恩来又以告诫、提醒，甚至为了避免严重后果不惜以怨恨的口气对二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将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对于周恩来的劝导和告诫，波尔布特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看来大跃进的方向没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当时的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实际也就是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破坏的不彻底。并坚信柬埔寨只要比中国的大跃进进行的彻底，定会达到胜利的彼岸。所以他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超大跃进”。事实的确超过了大跃进，如打破家庭、指定婚姻、夫妻分居，整个人民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统一编队住进各个营房，这些中国都没做到，而柬共都做到了。正因为柬共比当时的中国做的有过而无不及，使柬埔寨遭受的灾难也就更严重。以下分析一下这种制度给社会带来灾难得必然性。
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严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与社会发展阶段完全不相符，在推行中会严重压制社会的积极性，限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思想上盼望着幸福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成为盲从的群体。而整个政权机构在推动工作中，因为这种制度根本就没法符合实际，也必会导致不管实际。各级只对上级负责，按上级的指示办，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示去做表面活，来显示形势一片大好。这样在工作中很多情况下就变成了瞎指挥，各项工作进程中都造成一定的人为损失。像上述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根本就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以中国为例，凡过来人都知道，在大跃进的头一年（1958年）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本应没问题。但在收割过程中一者是干部的瞎指挥，再者是只管收割数量不管收割质量，很多粮食都丢在了地里。由于当时取消了私有财产，不允许个人有一粒粮食。对于丢在地里的粮食扔掉可以，如果个人拾回家，会受到惩罚。致使很多粮食烂在了地里。粮食收回后，很多粮食放在一起，到处都是粮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很多粮堆也根本没人管，在这种到处堆放中又损失了很多，最后剩余的粮食，本来就很难再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但是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社会，能使人们过最美好的生活，开始阶段集体大食堂每天都给人们做丰盛的饭菜，无形中又浪费了很多，剩余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没法维持到第二年新粮食成熟的地步。尽管如此，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却都没有后顾之忧，普遍认为粮食不够了没关系，到时候上级就会给调拨，并会派汽车给送来，继续让人们过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真正到了粮食紧缺时，因全国到处的情况一样，哪都没粮食可调。到这时才迫使干部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结束了人们丰盛饭菜的幸福生活。但为时已晚，就怎么节约也挽救不回来，致使 1959就出现了粮慌。大食堂开始以最低的标准给每个人定量分配食物，并逐渐减少，人们实在饿得没办法，很多人又把去年扔在地里的粮食、薯类，只要能吃的都偷着捡回家，再采一些野菜，当然，也有人在1958年粮食归公时偷偷埋藏了一些。这时便有计划的拿出一点与野菜合在一起，到半夜时在保证外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偷偷做熟全家食用，以补充一些体力维持生存（之所以半夜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外人看见后报告政府受到惩罚）。
中国这种实际，完全可以反照出柬埔寨当时的情况，并且柬共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彻底，不仅对私有财产破坏的滴水不漏，还破坏了家庭。当时的人们在每天收工之后，既不能与家人团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欣慰，也没条件私自在半夜偷着做点儿勉强能吃的食物来补充一家人的体力。这不难想象出它们的情况会更加悲惨。事实也正是这样，柬共自1975年推行 “超大跃进运动”，到1976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粮慌，并逐渐走向严重，在这个基础上，其它方面的灾难更是不可避免。因粮食短缺，大食堂配给每个人的定量食品逐步减少，不仅使人们越来越食不果腹体力逐渐下降，又得在“跑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每天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去修堤筑坝。体力差的逐渐顶不住，生病的人越来越多，而生病后一是得不到营养方面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没有西医西药的治疗（因当时柬埔寨普遍不相信西医，普遍没有西医西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因饥饿、劳累而病死。像这种局面要是在短期内能扭转也许问题不至于太严重，但在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灾难不仅没法扭转还会日趋走向严重。相应整个柬埔寨的局面也不可能避免地会朝着逐渐恶化的方向发展。因为饥饿劳累会使每个人都会难受痛苦，死亡更会使每个人惧怕，这种情况时间一长，必然在社会中产生抵抗情绪。抵抗情绪最大的，自然是从金边疏散出来得200万居民。这些居民一者是其中一部分人在疏散途中无故死去的亲人；再者是这种制度对他们正常生活的破坏比原生长在农村人更严重，使它们失去的幸福更多。而对于波尔布特来说，当时为防范西哈努克亲王疏散金边居民，完全是为了本党之私，并没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使他既没法把真相放到桌面对金边人民解释以求得谅解，也没其它办法与金边人沟通。对他们的反抗情绪只有压制。于是公开宣布他们为417人或新人，并规定新人必须接受旧人的思想和劳动改造，实际也就把他们交给农民进行管制劳动，以求在这种压制中平息或减轻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从各方面分析，波尔布特这样做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其原因是：首先对金边居民，这种做法不仅平息不了他们的抵抗情绪，还会加剧。其次对于原来的农民阶级，他们在饥饿劳累的问题上并不比金边居民轻多少，由此使他们本身也会有抵抗情绪。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饥饿和劳累，而不是需要管制对象。当然随着新人旧人的分类，也许对他们的待遇会略高于金边居民，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们受灾受难的处境。所以这种做法最多使他们在短期内能产生一种心理平衡，而时间一长，这种心理平衡不仅会打破，抵抗情绪仍旧回升，还会因执行波尔布特的命令与金边居民产生大的矛盾。而这种结果，等于在大局不断恶化中加放催化剂。社会的整体局面反映到党内，同样会促使矛盾上升并很快出现反对派，使波尔布特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原因如下：
一、凡是走革命道路成功的组织，本身就人才济济，就这些人才的素质而言，一般都具有很高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同时很多人也都具有很大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在创业过程中，他们都能做到为全局利益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同时在内部也不会放过任何争夺权力和地位的机会。正是这个因素，不管谁占领了领袖地位，在路线问题上都不能犯重大错误，如果一旦犯了重大错误，给整体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人决不会答应。既为了整体利益又为了个人的权力欲和领袖欲，会尽一切努力去把其拉下马。像这样，在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已严重违背规律，并给整个柬埔寨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不知会有多少股势力争取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出现政变或拥兵自重闹独立的事件也都在情理之中。
二、任何组织中都存在着派系之争，一般情况下，不管哪派都是一面为整体努力奋斗，同时在内部又都是争取压倒对方争取主动，柬共内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尽管以波尔布特为代表的留法派一直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当初属于越共支部的所谓“亲越派”从1953年就存在。这个派系论资历比留法派老，论贡献比留法派也小不到哪去，因此它一直使波尔布特感到吃劲。正是这个原因，从柬共发展到自立程度的1973年，他一方面背靠中国与越共抗衡，以求结束在越共面前一直处于小弟弟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内部以各种手段排斥压制“亲越派”。对此，“亲越派”当然不会甘心。但因波尔布特联合西哈努克共同抗美的路线已收到了很大效益，柬共的事业蒸蒸日上，“亲越派”没法，只能忍耐。波尔布特因主张错误给柬埔寨带来灾难的局面，使“亲越派”找到了反攻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集聚力量争取以各种手段推翻波尔布特也是一种自然。
三、由于柬共在发展过程中打的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自己一直没公开身份，也没有公布对社会的主张。很多人参加柬共、及其武装组织并不是奔的共产主义，而是奔的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旧制度。由于这个思想决定他们对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本来就会反对。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半年，在1976年4月就被迫退休，更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即使波尔布特的政治路线不出大问题，这些人迟早也会与他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会站在反对立场，积极支持推倒波尔布特。
四、有些既属于波尔布特的派系，并在创业过程中，对柬共事业以及波尔布特本人有功之臣，为挽救灾难局面，到这时也会站在反对面。尽管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把波尔布特拉下马，并且在别的派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但在全国已形成灾难的局面下，从全局出发为了全国人民及整个柬共的利益，他们会利用党内的合法权力或者以反映情况的形式提书面意见，或者在开会时直接提意见，争取阻止或终止这条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使灾难降到最低程度。
党内形成的种种暗流，矛头明显都会指向波尔布特，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感到担忧害怕，所以在1976年9月他就忧心忡忡地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但对于波尔布特本人，一者他的权力欲与领袖欲不小于任何人；再者，他取得最高统治地位是自己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使他对自己的地位更珍惜；三者像波尔布特这样的创业之主，本身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只波尔布特就任何人都不会甘心认输，把权力交给党内政敌。又由于自身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使他失去了采取和平手段化解矛盾的条件。迫使他只有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反对派进行严厉地镇压，从而也就决定了柬共党内必然出现的大清洗。因为清洗的对象是党内的政敌，这些人一般都对柬共有较大的贡献，这决定在对其清洗的同时，必须要有一个能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的理由，并且这个理由也必须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波尔布特把金边图士楞监狱（代号 S-21）专门用作找理由的指定点，凡是被捕后投入这里的人在被处死之前，不管用什么严酷的刑罚，都必须按监狱长的意图，做出能被其接受的交待。这样就不再难解释，为什么在（S-21）被处决犯人的口供，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美国、苏联、越南的特务。因为在外国的指使下，对柬埔寨进行破坏，属于民族矛盾的性质，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这种清洗中，不只前三种反对派中被锁定者都在劫难逃，即使第四种，在党内正常生活会议或工作会议上提意见者，以及提书面意见者中，只要是被锁定，也一样会难逃厄运。这些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他们这种行动难免会直接涉及党的政治路线，而这点正是波尔布特的命根。对于一个最高统治者，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即使想改正错误，也只允许自己说自己改，因为这样可以以其它理由掩盖实质，慢慢的一项一项地改，能够做到不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反之要在别人不断批评中，一旦证明出严重后果是由政治路线错误造成，在客观上就使他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条件。所以后果越严重，就越是不允许别人批评或提意见，一旦有人这样做，不仅会促使其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还会对这样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中国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是制止左倾的初衷，由于彭德怀指责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他个人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还使会议落成了更左的结果就是这个道理。而柬埔寨1976年的情况与中国 1959年的情况在性质上完全一致，所以处在当时的波尔布，照样会不允许任何人去随意涉及指责“超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为了把这种风气压下去，只好找几个典型来杀一儆百。在这个问题上，他明知道这些人冤枉也得这么办。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与波尔布特本来是生死弟兄，并对他一直忠诚和有贡献的人，在被抓进S- 21后，直到被处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