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社会文化的影响

论法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社会文化的影响

李 轩 志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非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1863 年《法柬条约》 的签订，标志着柬埔寨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长达90 年的法属殖民统治不仅使柬埔寨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给柬埔寨的社会文化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殖民主义烙印。一方面在法国文化殖民政策的践踏下，高棉民族传统文化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却也受益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所带来的现代化气息。但总的来说，法国忽视教育、将柬埔寨置于从属地位的殖民文化政策限制了柬埔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导致其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柬埔寨；法国殖民；社会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K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3）05-0048-04

收稿日期： 2013-06-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批准号： 11&ZD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轩志（1980-），男，山东人，博士生，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柬埔寨语言文学和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

柬埔寨历史上曾经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东南亚最早建立国家之一的扶南王国和成就了辉煌历史文明的吴哥王朝，这也赋予了它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近代以来，柬埔寨政权频繁更迭、战乱不断，经历了一个由法属殖民统治、到独立后的柬埔寨王国、再到后来的“红色高棉”极端主义革命以及长期的内部战乱，最终回归君主立宪体制的复杂过程。曲折、屈辱的历史经历不仅严重阻碍了近现代柬埔寨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给柬埔寨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对其社会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在长达90 年的法国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柬埔寨不仅经历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发生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一方面在法国文化殖民政策的践踏下，高棉民族传统文化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却也受益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所带来的一些现代化气息。本文将围绕法国殖民统治者所采取的文化政策及其在柬埔寨的现实反映，对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柬埔寨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进行重点阐述。

一、法国对柬埔寨“文化殖民”的开端

“我们在谈及法国所控制的各殖民地的情况时，必须体现法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同时让人们了解到法国通过其殖民行为所掌握的大量原材料……对于有着优越地理区位的印度支那而言，其拥有2000 万的居民、锡矿和煤炭资源以及发展迅速的橡胶种植产业，一些新近的项目将在未来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 经济利益的攫取是法国强占印度支那地区的直接诱因，尽管其实行殖民统治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自身经济利益的需求，维护殖民大国的地位，但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和愚民政策，进行“文化殖民”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

首先，任何殖民统治者本身都存在“文化殖民”的需求，以通过建立其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最大程度地为自身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其次，法国殖民统治者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即以法兰西文化和民族影响的优越感而自豪，“他们自认为法兰西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殖民地土著居民应通过受教育而接受法兰西文化”[2]，这也是法国实行殖民地同化政策的出发点之一；再者，法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支那推行的同化政策是由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法国殖民主义常以法兰西文化和民族影响的优越感而自豪，但在侵入印度支那后，却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抗法斗争不仅有群众性的武装斗争，还有当地民族文化的抵制。这使得法国殖民者认识到，要征服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印支各民族，仅用暴力是不行的，只征服其国土还不够，还要征服他们的灵魂。[3]

正是由于法国殖民宗主国的地位和属性以及印度支那地区的现实状况，决定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文化殖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文化上的同化则成为了法国制定印度支那殖民政策的基础，也是其殖民统治政策实施的典型特征之一。正如霍尔在《东南亚史》中所描述的那样：“殖民地的自治从来就不是法国政策的目的，同化而不是联合，才是它的主旨”。[4]（P860）

19 世纪后半叶是法国实施对外殖民扩张政策的重要时期，柬埔寨正是在此时沦为法国殖民地的。法国在柬埔寨的殖民扩张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其本身就是以宗教文化的传播为基础的，传教士是法国殖民柬埔寨的“开路先锋”，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早在17 世纪时，柬埔寨王国就开始实行对外国传教士开放的政策，允许西方传教士在此自由传教。法国传教士从17 世纪60 年代起深入柬埔寨活动。[5]（P215）法国的米希主教在离开曼谷前往金边建立传教据点之后，很快便取得了安东国王的信任并成为了国王的顾问。随后他大力发展天主教，在短短两、三年间，教徒就达500 人，在柬埔寨建立起以米希为首的特别牧师会。[6]（P558）特别牧师会的成立不仅给天主教及其宗教文化在柬埔寨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为米希本人在后来以“发展法柬友好关系”为借口，帮助法国实现对柬埔寨的“保护”奠定了基础。1863 年《法柬条约》签订时，天主教在柬埔寨的合法地位得以巩固，被作为正式条款写入其中，迈出了法国“文化殖民”柬埔寨的关键性一步。根据条约第15 款的规定：天主教传教士可以在柬活动自由，并且有权修建教堂、宗教讲习所、学校等等。

可以说，在法国实现其对柬埔寨殖民意图的整个过程中，传教士被赋予了与外交官和军人同等的地位，他们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不仅从事跟宗教事务有关的工作，而且还“参与了法国领土扩张的政治意图”[7]（P155）。从法国实现对柬埔寨殖民统治的整个过程来看，“文化领域”的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法国正是以“宗教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殖民柬埔寨的窗口，并通过确立天主教在柬埔寨传播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其对柬埔寨的“文化殖民”和全面控制。

二、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不平衡性

19 世纪80 年代以后，法国的殖民地从法律地位上讲，分为三种类型，即直属殖民地（Colonies incorprees）；保护领和保护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托管地。法国对殖民地的基本看法是：法国是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根本原则的共和国，所以不能把法国的海外领地看成是从属于法国的附属国，而应该当成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如此，在上述三类殖民地中，也只有直属殖民地被看成法兰西共和国的组成部分。[8]（ P216-217）

1887 年10 月，法国颁布法令，将越南的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与柬埔寨合并组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老挝也于1899 年一并纳入，由法国政府直接任命总督，对整个地区实施集权统治。从表面上的情况，交趾支那是印度支那五个分区中唯一可与殖民地等同的分区，由法国政府直接管理，其余四个分区即安南、柬埔寨、老挝和东京都是保护国。[4]（P860）由于印度支那各个分区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且在进入殖民地时代前其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及经济发达程度有较大差异，因此，法国采用殖民者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集团采用不同的政策。[9]（P337）

“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使得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越南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而柬埔寨和老挝则从属于越南。从印度支那的整体范围内来看，法国对柬埔寨的重视程度不仅远低于越南，而且还采取了“以越制柬”的间接统治方式，大量向柬埔寨移居越南人，并让他们在殖民机构中担任职位较低的官员，直接参与管理柬埔寨事务，以达到减轻自身负担，减少与柬当地居民的正面冲突，缓和矛盾的目的。

以教育为例，同属于印度支那联邦的柬埔寨和越南的教育发展状况大相径庭。早在1864 年，法国就在南圻办学校，训练地方行政官员。1869 年，南圻的法语学校已有120所，学生4481 人。法国殖民者还有意送一些越南人到法国接受教育，1866 年，到法国留学的越南学生有14 人。1870年，已有90 名越南人在法国学校就读，毕业后多数回到殖民地行政机关任职。[9]（P339）而柬埔寨的情况则截然相反，与越南相比，法国对柬埔寨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够，其在柬埔寨建立的学校数量十分有限，学生人数也少得可怜。1867 年创办第一所小学，在校学生40 名，但经过34 年的发展，到1911 年，小学校才发展到30 所，在校学生人数不足两千，再经过20 年的发展，到1931 年，小学校也才增加到101 所，在校学生人数也才有10691 人；1911 年创办第一所中学，经过35 年的发展，到1946 年，中学才发展到4 所，在校学生仅525 人。[10]（P233）不仅如此，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国化政策还呈现出相当明显的“越南化”倾向，法国驻金边的殖民代表就曾公开表示：“柬埔寨的社会改革目标就是实现‘越南化’。”[11] 因此，在柬埔寨官办的法语学校中，越南官员的子弟占了很大比例。如磅湛省，1913 年的52 名学生中有40 名是越南人子弟。殖民者还以柬埔寨人文化落后，缺乏胜任的教员为由，“大量借用越籍行政官员任教”。在柴桢省，学校从1905 至1913 年都由越南人担任校长。在金边，一些官立学校竞以越语作为学校教育的第一语言。[11]

三、法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柬埔寨沦为法国“保护国”初期，殖民统治体系并没有对柬埔寨的社会文化体制、结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原因在于法国觊觎柬埔寨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将其作为攫取经济利益的来源，而在于其关键的战略区位，意图通过对柬埔寨的控制稳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地位，从而与英国进行抗衡。因此，在法国实现对柬埔寨保护的最初十几年的时间里（1863—1877），既没有深入干涉柬埔寨的内部事务，也没有对柬埔寨社会实行现代化的改革。[12]（ P10-11）随后，柬埔寨虽然被并入“印度支那联邦”，但依旧处于法国对东南亚殖民统治的“边缘”地带，其民族文化事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柬埔寨人也迟迟未能跟上世界近代文化发展的步伐。

柬埔寨民族文化发展滞后，是法国印度支那殖民统治不平衡性的重要表现，其根源在于发展缓慢的教育事业。据统计，法属时期，柬埔寨每年用于教育事业的财政预算经费十分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不到8%。[13]（P226）到1935 年时，法国才在柬埔寨建立第一所高级中学，1939 年才毕业了4 个学生，直至独立前都未建立高等院校，而且还千方百计阻挠柬埔寨人去法国高等院校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1 名柬埔寨人在法国获得医学学位。尽管一部分柬埔寨人获得了前往法国人在越南开办的学校读书的机会，但名额也是十分有限的，1938 年时，柬埔寨派往河内师范学校就读的仅有3人，派往法国的1人也没有。[14（] P355）

截止到1940 年，仅有3 名柬埔寨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全柬只有一家医院和一所高级中学，用以给当时的300 万柬埔寨民众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15]（P8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才为柬埔寨人提供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招收的柬埔寨学生不到30 名。[16]（P303）

为了巩固法兰西文化在柬埔寨的统治地位，法国殖民统治者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其本土民族文化的发展。

如强行以法语为官方语言，以确立法语在柬埔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在柬创办的小学和中学，通常规定学生以学法文为主，聘用法国教师，仅开设法国历史课，并不开设柬埔寨历史、地理等课程。法国殖民当局甚至还一度计划用拉丁字母取代高棉语的传统书写方式，遭到了僧侣们的强烈反对。直到1938 年，小学教师中只有柬埔寨人238 名，至于中学教师，几乎完全是法国人。[14]（P355）此外，法国在柬埔寨各地开设的鸦片烟馆、酒馆、赌馆和妓院，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柬埔寨的社会风气，限制了高棉传统文化的发展。

四、法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现代文化的“双重使命”

对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而言，殖民地化是它们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尽管从理论上讲，如果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进程不被殖民地侵略所打断的话，它们是会依靠自身的动力走上更高层次的发展道路。但历史事实也表明，在殖民入侵前，许多亚非拉国家仍处于较低级的社会状态之中。只是在经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后，新的社会因素才在这些国家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7]（P322）这便是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

在法国对柬埔寨实施压迫的同时，也给柬埔寨带来了某些现代化的气息。尽管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传统的寺庙教育仍然是柬埔寨教育的主要形式，法国在柬埔寨建立学校的数量十分有限，且实施的都是奴化教育，但这些按照法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学校将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引进柬埔寨，造就了一批早期民主知识分子，也为独立后柬埔寨现代教育的大发展创造了空间。

现代教育的出现还刺激了柬埔寨新闻出版行业的发展。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是近代柬埔寨文化变迁的重要标志之一，被柬埔寨学者誉为“现代文化发展动力之代表”[17]（P115）。在殖民统治之前，柬埔寨没有印刷厂，更没有用本地文字编写的正规出版物，19 世纪末法国殖民当局发行的法文简报是柬埔寨历史上的第一份正式出版物。20世纪初，柬埔寨新闻出版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各类出版物陆续出版发行。1911 年，第一份法文报纸在柬埔寨出版；1925 年，《法柬小学教育》杂志创刊；1926 年，关于柬埔寨历史文化和佛教研究的《柬埔寨太阳》杂志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直至21 世纪初停刊前在柬埔寨的人文研究领域依旧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946 年发行的《教师》杂志和1952 年发行的《祖国报》也是殖民统治时期柬埔寨有代表性的新闻出版物。虽然这一时期柬埔寨出版发行的刊物数量不多，且绝大多数以法文为主导，但新闻出版行业的兴起在柬埔寨是开创性的，特别是到殖民统治后期，柬埔寨铅字排版印刷研制成功，以高棉语创作并印刷出版的一部分书籍和报刊相继问世，为其独立后民族文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殖民统治时期的柬埔寨文学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尽管法国当局极力推行法国文化，不断压制和扼杀柬埔寨民族文学，严重阻碍了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的进程，但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柬埔寨开始出现使用白话文创作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小说作品。对于该时期的柬埔寨作家而言，他们多数选择以宗教或爱情为题材，并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创作，这样一方面避开了法国当局在文学作品出版发行方面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又顾及了尊崇佛教信仰的人民大众的喜好。因此，宗教色彩浓厚、注重宣扬因果报应便成了该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有：托玛年·乌的《母亲之死》（ 1877 年）、波罗巴拉伯的《千金少爷》（ 1887 年）、门伯阿萨旦的《权利》（1899 年）、索道布雷杰恩的《精神世界》（1920 年）、纽泰姆的《拜林玫瑰》（1936 年）和《爱情之魔》（1940 年）、林·根的《梭帕特》（1938 年）、金哈的《洞里萨湖泪》（1941 年）、笃森亨的《海滨白马》（1942 年著）、努·冈的《狄欧艾克》（1942 年著）等。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按照西方现代小说的模式进行创作的，如《洞里萨湖泪》、《拜林玫瑰》、《梭帕特》 和《精神世界》。其中，以颂扬纯真爱情为主题的《珠山玫瑰》和《梭帕特》堪称柬埔寨早期小说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之作，作者通过人物塑造和大众化故事情节的演化，突出表现了柬埔寨民族化的特点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柬埔寨独立后，这两部小说曾被作为教材收入中学课本。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大众性较强的现代诗歌作品，如韩延的《寓言故事集》、根万萨的《少女的心》、苗侬的《阇耶跋摩七世》、塔图恩的《坚强的寡妇》 等，有力地推动了柬埔寨文学向前发展。

总的来说，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柬埔寨近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但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现代小说题材和创作模式对柬埔寨文学发展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虽然此类作品在创作形式、创作内容和出版发行等方面都受到了来自殖民统治者的严格限制，但就文学发展的整体而言，这的确是一项突破。

五、法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社会文化的后续影响

柬埔寨独立后，尽管西哈努克大力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但长达90 年的法属殖民统治给柬埔寨人民在某些方面带来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以语言为例，法语在独立后的柬埔寨影响力依旧不减，法语借词的使用更是柬埔寨语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来自法语的与度量单位、现代科技或是新生职业相关的词汇在柬埔寨语中被广泛采用，如卡片、报纸、电子、检查、机器、警察、公斤等等，即使某些词汇通过柬文可以表达，人们也更习惯于使用法语的借词，因为在殖民时期法语是作为一种身份象征而被使用的，这种情况直至今天依旧存在于柬埔寨社会之中，就像柬埔寨学者宋修在《文明运动》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做法让许多柬埔寨人对自己民族的语言产生了厌恶感，而这种厌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是深入骨髓的，即使到独立后的西哈努克时代，仍然有柬埔寨人厌恶自己民族的语言，以致于对使用高棉语进行交流和书信往来极其抵制。对西哈努克本人而言，虽然他大力提倡国民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并把高棉语作为官方语言写进宪法，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他往往以法语为主，甚至一些书面文件也都使用法文，使得只懂高棉语的人只能傻傻地站在体制之外，无法进入政府工作。这便是法国殖民统治影响柬埔寨民族语言的延续。”[18]（P204-205）

另一方面，法国的“主动出击”也使得其影响能够在独立后的柬埔寨得以延续。柬埔寨独立后，尽管法国失去了对柬埔寨的控制权，但其在柬埔寨仍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因此，法国迫切希望能够保持与柬埔寨的联系，保证其语言和文化在柬埔寨的影响力，以维护其自身利益。我们从而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即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对柬埔寨的重视甚至超过了殖民时期，如成立法国文化使团，为柬埔寨的教育机关、大学、中小学校提供教授、教师、设备、经费、书籍，以便柬埔寨人学习掌握法语和继续使用法语，从而跟法国有更直接的联系；法国甚至还“发给柬埔寨人奖学金和助学金，允许他们去法国，并且协助他们安排在法国的学校住所” [7]（P365）。

长达90 年的法属殖民统治给柬埔寨的社会文化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殖民主义烙印，法国以“传播宗教文化”为由敲开了殖民柬埔寨的窗口，并在文化领域大肆推行奴化政策，对柬埔寨民族传统文化不断施加影响，企图用其引以为豪的“法兰西文化”取代高棉民族的传统文化。

然而，殖民时期柬埔寨落后的教育状况及法国所实行的“以越制柬”的间接统治方式使得这一影响在柬埔寨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阶层性，换而言之，除首都金边和上层官员外，柬埔寨广大农村地区和社会平民阶层所接受的法国文化还是比较有限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法属殖民统治时期柬埔寨社会文化所受到的最严重的冲击，并不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被法国文化所同化，而在于法国忽视教育、将柬埔寨置于从属地位的殖民文化政策限制了柬埔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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