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去监管“大猜想”：华尔街沸腾了

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监管生态，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孕育而生，为原先宛如“脱缰野马”的银行业戴上了镣铐。然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一切都将会改变。

2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行政令，要求财政部全面重审这项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国各大银行股价随即大幅攀升。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主席耶伦于2月14日详谈了其对去监管的看法，而致力于监管的美联储理事Daniel Tarullo 10日宣布将提前离任;此外在13日晚间，高盛前高管努钦正式当选美国财政部部长，这种从业界到监管层的“旋转门”似乎也对去监管有利。

“华尔街都为之沸腾了，”某美系投行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危机后尽管监管法规确保了金融体系的安全，但确有不少细节过度束缚了银行的手脚。记者发现，各界普遍认为，危机后的监管成本过大，其中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s Rule)部分影响了银行的做市商功能，因为资本金要求限制了银行扩大资产负债表的意愿和能力，进而打击了市场流动性;美联储的“压力测试”也使得银行普遍承压;此外，社区银行的发展在后危机时代显著放慢。

瑞银投行部总裁奥塞尔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银行业和监管层之间似乎有一种‘敌对’关系，”他建议，“的确要严格监管银行业，但监管层不能不断将目标向更高处推，否则将适得其反，也无益于经济增长。”

不过，各界普遍不希望出现“撕邦迪式”地一次性去监管，这将会加重金融系统重回危机前疯狂状态的担忧，而是寄望深思熟虑地渐进推进。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近期表示，预计多德-弗兰克法案将会有所调整，但是不会被废止，下调银行资本要求将会降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猜想一：沃尔克法则调整 恢复银行做市功能

耶伦14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修改成为听证会焦点。其表态称“我当然同意核心原则(重新审核法案)”，并称计划与努钦及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审查金融法规。

不过，耶伦针对特朗普政府对该法案的攻击也做出了回应。耶伦否认该法案使得美国银行失去了竞争力，称美国银行与欧洲同业竞争者相比更有竞争力。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007年5月金融危机序幕拉开时，仍称美国房价全国性的下跌是不可能的，但其实美国第二大次贷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已经倒闭，因此监管部门对危机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厦门国金首席经济学家郭杰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监管失利助推了危机的发生和扩大，但后期监管成本过高，也值得重新审视。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监管成本逐年上升)

总体而言，多德-弗兰克法案共16篇，长达两千余页，它的内容包罗万象，而核心内容主要为以下四点：

1)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识别系统性重要机构，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并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

2)实施沃尔克法则，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即银行不能将储户的钱用于投机，除非金额不超过一级资本金的3%，或者有客户授权;

3)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及其结构、抑制信用评级机构(权力滥用);

4)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负责监管按揭贷款、信用卡等个人金融产品。

其中，沃尔克法则受到的争议着实不小。“我此前在投行自营部做交易，自营交易需要计提准备金，但并不是非常严格，危机后这一部门则被完全砍掉。此外，金融危机后改革过严，的确对流动性造成损害。”郭杰群称。

(危机前后投行业务模式的变化，其中高盛的交易与自营部门被取消)

无独有偶，奥塞尔认为，后危机时代的监管细则限制了银行的做市商功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别银行的中介功能(做市商)和自营交易的不同角色。同样，监管方也应该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业务进行区分，并分类监管。”

拥有多年华尔街投行及风控经验的冯磊对记者表示，需要保留沃尔克法则，但应该收缩规模。“的确应该明令禁止银行从事自营交易，但可以消除任何限制银行发挥做市功能的法规。此外，不同监管方之间应该加强协调，或者将多方监管机构整合起来应该是未来的目标。”

具体而言，沃尔克法则的核心是禁止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而在做市交易方面，法则旨在制止银行以“作价买卖交易”的幌子来掩饰其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投注，但实施如此强硬的限制性措施必然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

例如，不少研究发现，该法则降低了市场流动性，由于该规则限制银行进行自营交易，而以客户名义进行的做市、对冲、背书等交易在外部特征上与自营交易非常相像，为避免触犯沃尔克法则，银行可能会大幅度减少做市活动，部分投行已经相继缩减固定收益业务。

同时，在2013年推出的补充杠杆比率(SLR)规范下，无论该等资本隐含的风险程度如何，所有银行资产都以均衡相同的标准计算应计提的资本金，故对于无法大幅增加资本的银行，将反向以去杠杆化，缩减其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使其达到法规要求，而这将首先冲击低风险、高交易量的业务(如回购业务repo)，也可能影响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正因为这些法规，不少银行对特朗普未来的去监管新政充满期待——并非是全部去监管，而是微调某些事项。

猜想二：调整美联储压力测试 鼓励中小银行

记者采访后发现，几乎所有银行人士都对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CCAR)颇有微词。

曾有某银行投行部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没有一家银行是不痛恨美联储的年度压力测试的，且各大监管机构的目标有时候甚至可能出现冲突。”尽管银行家承认压力测试确保了体系的安全，但他们希望一个更为量化的监测，减少不可测性。

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的银行压力测试，即在一系列极端不利的经济环境假设下，测试银行的贷款和证券化资产是否安全，旨在防范2007-2009年美国信贷危机重演。银行压力测试还被美联储用来参考是否批准银行的股息分派或股份回购方案，早在2012年美联储就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否决了花旗集团的股份回购方案。这也可能强烈打击部分银行的股价。

以2015年的压力测试内容为例，其将极端不利的经济环境假定为：美国经济规模剧烈收缩4.75%，导致股市崩溃，跌去一半市值，失业率峰值达到11.25%，同时欧洲经济衰退，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放缓。当时，8家美国大型银行还必须首次测试一项内容：假定自己最大的交易伙伴违约，它们是否可以应对危局。

2016年6月，33家受测大行中30家顺利通过，两家欧洲大行——德意志银行和桑坦德银行的美国子公司连续第二年未通过美联储的压力测试，摩根士丹利成为唯一一家需重新提交资本返还计划的美国本土银行。

冯磊告诉记者，就压力测试而言，有不少具有价值的部分值得保留，但应该将需要满足测试的银行资产规模标准提升为总资产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

他还认为：“美联储应该对压力测试进行微调，例如可以让银行先在内部进行压力测试，并递交测试结果，此后再进行美联储的压力测试，这会督促银行加强监管。由于美联储压力测试流程非常复杂和严格，银行必须经过几年才能采用这一流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也有银行家认为，希望能够放松对于社区和地区性银行的监管。他们认为，危机后的监管并未消除“大而不能倒”的现象，监管反而扼杀了很多社区银行的活力，社区银行数量锐减，反倒为大银行减少了竞争者。

由于过度监管，其带来的高成本让中小银行纷纷出现减少金融服务、寻求兼并或直接倒闭的现象。根据美国行动论坛统计，2006年到2010年间，小型银行的资产占比下降6%，而在法案实行之后，该比例进一步达到12%;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新设的中小银行数量在100家左右，而在2010年法案实行后，平均每年骤降3家。相应大银行的占比和规模却一路上升。从该角度可见，美国金融风险的集中度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危机后美国五大银行资产规模逐年上升，中小银行却日渐衰弱)

同时，中小银行是为全美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提供贷款的主力，因此中小银行的衰弱导致其受众获取金融服务的困难加剧，银行倒闭还影响了普通民众就业。

在向国会做证词时，耶伦也承认，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大部分都不适用于社区银行，而社区银行也并非导致2008年危机的原因。

但耶伦仍极力为“压力测试”辩护，她认为压力测试是保持金融稳定的基石，“这(压力测试)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提供非常详尽和前瞻性的评估”，“我认为这是努力提高监管能力的基石”。

猜想三：“两房”改组或加速

尽管“两房”改革并不包含在多德-弗兰克法案之中，但在特朗普任下，“两房”的私有化改革或其他改组方案料将推进。

当年，美国房价普遍下跌造成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而“两房”在危机中严重受创，迫使美国政府在2008年接管它们，希望阻止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崩溃。

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显示，2000年到2006年中期，美国的住房价格上涨了107%，其原因之一就是在1998年到2008年之间，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债务总额年均增长1840亿美元。而在“两房”被接管后，美国财政部在2010年提高对这两家企业的联邦扶持资金上限时，就已经认识到纳税人损失将会超过4000亿美元。

因此，纳税人始终认为，“两房”过于强大，没人知道需要多少资金才能让这两家公司维持偿付能力，因此各界近年来也呼吁“两房”改革，推进其私有化进程。

尽管近两年“两房”始终处于盈利状态，但股东和投资者始终义愤填膺。由于当时作为换取巨额援助资金的条件，2012年美国财政部要求“两房”将几乎所有的公司利润都要作为分红上缴给政府。因此，股东和投资者仍难以从“两房”的盈利中获益，这也持续引发对“政府剥削”的争议，使得各界对于“两房”改革的呼声加大。

更重要的是，“这届政府的幕僚来自于高盛和一些大型私营企业，8年来‘两房’基本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革，如今改革的动能会更大。”郭杰群告诉记者。

也有外媒报道称，特朗普最新任命的财长努钦进一步点燃了这种预期。第一是由于努钦曾在高盛负责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交易，第二则因为他本人通过对冲基金持有了大量“两房”证券，尽管他此前表示将在上任前清空所有相关投资敞口。当努钦的任命消息公布后，“两房”股价在短短几小时内就暴涨了45%。

针对未来的改革进程，曾在房利美任职的郭杰群对记者表示，“两房”的作用是其他私营机构无法取代的，“被取消或完全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但‘两房’变化加快的概率会增加。现在的矛盾在于，‘两房’是上市公司，需要为股东服务，但其又是政府类国企性质，需要满足政府的一些要求，因此这种状态会与股东利益出现矛盾，这是比较尴尬的。”

他表示，当前存在几种可能性，包括：“两房”完全私有化，但可能性较小;将“两房”拆分成多个小公司，也不太可能;改变“两房”的作用，变为只为市场上的按揭产品提供担保，这种模式最为可行。

具体而言，“两房”经营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为担保业务，第二种为投资业务。

担保业务方面，“两房”并不直接发放贷款，而是从抵押贷款公司、银行和其他放贷机构那里购买，并将买进的贷款打包成为MBS，然后出售给银行、保险公司或养老基金等投资者。在这一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两房”只承担贷款的信用风险，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担保费，而抵押贷款证劵的其他风险都由投资者承担。“两房”通过执行严格的贷款准入标准和风险缓释策略，来确保收取的担保费能够基本覆盖任一房主潜在的拖欠、违约贷款带来的损失，同时为股东提供可观的收益率。实际上，2008年“两房”濒临破产是因史无前例的房价大跌，违约率急剧攀升，导致担保业务巨量亏损造成的。

在投资业务中，“两房”通过发行自己的企业债券募集资金投资于房屋抵押贷款或房贷证券。“两房”从二级按揭市场上购买房贷证券并长期持有，同时，为了满足全球投资者的需求，设计发行了多种债券，包括子弹式债券和可赎回债券等。

郭杰群称：“拆分和完全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金融危机之后，‘两房’的作用显示了它的地位无法由私营机构代替。我认为更倾向于将‘两房’转型为只提供担保的保险机构。”

转自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