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婚后就应该洗碗吗？

不过， 当一向德艺双馨的朱军老师在北京台的《音乐大师课》里， 一边教唱歌， 一边谈人生时， 忽然发了一通感慨， 我才意识到， 《欢乐颂》里的话题，其实并不过时。

朱军老师的感慨是这样的：

一个好[color=blue !important]女人，幸福三代人，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女人一生的角色，她是女儿，她是妻子，她是母亲，上要孝敬父母，中间要侍候丈夫，往下还要照顾儿女……

说完这段， 朱军老师又补充了一下自己的生活经验：

家务活我只做饭，

当然是有时间的话， 做完饭之后我坚决不洗碗， 我真的觉得， 那些应该是女人做的。

纳尼！女人一生的角色， 除了孝顺父母的女儿， 伺候丈夫的妻子， 照顾儿女的母亲， 她难道不应该首先是她自己？这一辈子， 她就是一个照顾功能三合一的洗碗机吗？

我妈是朱军老师的粉丝， 我和她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我妈的判断是， 这肯定不是朱军老师的原话，​​ 节目组肯定是“断章取义”了。不过， 作为老粉， 我妈告诉我， 朱军老师多年前在《艺术人生》里， 曾经讨论过男女搭配洗碗的事情。

我找了一下， 还真有。在2006年的一期《艺术人生》里， 朱军老师邀请了三对不同背景的夫妇， 来讲自己的婚姻和情感， 其中， 有这样一段对话：

请注意， 朱军老师在对待沉丹萍和乌伟这对夫妇的“洗碗”问题时，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把手挠红了， 告诉他只要一洗碗就过敏”。也就是说， 如果女人有不能洗碗的生理疾病， 那么， 洗碗是可以避免的。

反之， 如果没有， 那就必须洗碗！！

本来洗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你做饭， 那么我洗碗， 一切都讲究一个“你情我愿”， 夫妇之道， 其实就在这一张一弛， 大家都努把力， 都为家庭付出一些， 生活才能从尘埃里开出一朵花来。

可是， 朱军老师背后的潜台词（如果没有被断章取义的话）其实是， 女人是家庭幸福的关键， 如果一个女人， 从洗碗这样的小事开始管起， 然后管到孝顺父母， 侍候丈夫和照顾孩子，那么一个家庭才会幸福， 哦， 他的原话是：一个好女人， 幸福三代人！

* * *

明明一个好男人， 才会幸福三代人好不好？

朱军老师读书破万卷， 但他这个观点， 怎么说呢， 需要我们小适之来港一港。

胡适之是谁？

新文化运动领袖、标杆、旗帜也。

但他其实是另一个神秘组织的会长。该组织的标示如下图所示：

这是小适之的灵感一现。有一次， 来自巴黎的朋友李强光寄给他十几枚法国的古铜币， 其中一些钱币如上图所示， 有“PTT”三个字母。小适之一读， 立刻和朋友们说——

啊呀， 这些铜币好啊， 可以拿来做我们会员的徽章！！

这个协会， 便是“PTT”的谐音“怕太太”。

PTT协会的会员有不少。据说， 有一次， 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办公室工作很晚， 仍旧不归， 胡适让他回去休息， 就对他说：”你不怕你的太太会骂你吗?这样， 我的PTT证章不能送给你了。 你没有这个资格。 ”

小适之曾经说， 古时候的女子要三从四德， 现在的男人也要“三从四得”， 所谓“三从”是：

一、太太出门要跟从

二、太太命令要服从

三、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所谓“四得”， 是：

一、太太化妆要等得

二、太太生日要记得

三、太太打骂要忍得

四、太太花钱要舍得。

1958年， 身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 在出席一次庆祝宴会时， 说起自己的收藏兴趣。那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收藏火柴盒， 很多读者不停给他寄各种火柴盒， 胡适便借着这次谈话， 说明自己真正的收藏， 一不是火柴盒， 二不是荣誉学位，

而是——全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

小适之在怕老婆故事上的发现是惊人的， 全世界， 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德国、日本、俄国。而义大利倒有很多怕老婆的故事， “我预料义大利会跳出轴心国， 不到四个月， 义大利真的跳出来了。 ”他借此做出了评论是：

凡是怕老婆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 凡是没有怕老婆的国家， 都是独裁的或是集权的国家。

* * *

许多人说， wuli小适之老婆， 是因为老婆太凶了。但我和小适之都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男子怕老婆， 其实并不是懦弱的表现， 而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全方位的， 所以他愿意被老婆吼， 也愿意被老婆压着去调解教授们各种意图抛弃大奶的举动， 更愿意在人前人后表达自己“怕太太”之属性——

其实，就是尊重女性。

因为尊重女性，胡适曾经公开发表文章，对于中国的女子贞操论，做过一番呼吁。那时候，周作人翻译了谢野晶字的批判文章《贞操论》，当时某民国官媒则登出一篇《会葬唐烈妇记》针锋相对，文中记载了一位元为了丈夫百般自残，最终求死的女子。

对此，胡适的回答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这种尊重，在国学大师钱钟书的身上可以看到。钱钟书对于家务，完全一窍不通，然而杨绛生完孩子回家，看到钱钟书熬的那碗鸡汤，深深感动——鸡汤虽然是小事一桩，然而，这背后，乃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一种尊重和感激。

这种尊重，在语言大师赵元任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回答：“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马上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而对于此，赵元任先生的理解是：“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这种尊重，在诗人朱湘身上也可以看到。朱湘在美国留学，一直坚持给妻子写信。在现存的九十四封信里，朱湘反复告诉妻子刘霓君，请她务必爱惜自己的身体，要给女儿小东请奶妈，“如今的世界女子与男子一样好，不可重男轻女” 。朱夫人想要给朱湘娶姨太太，朱湘气急得赌咒发誓，表示自己并无此打算。在美国的日子全靠官费，朱湘过得很苦，然而，每月仍然不忘给夫人买卫生巾，在信中，他这样问：

好不好用，如不好用，还有另外一种，下次趁优惠日去买来寄给你。

* * *

这样的男性，实在太少太少了，人们才把他们冠之以“怕太太”的称号——因为他们是少数。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女人一旦结婚，便应该把一切，奉献给家庭。

1918年，胡适曾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过一次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

“依我的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

他在演讲最后，遗憾地说，“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居然还在原地踏步。

在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因为固有的认知，大家都认为女人的作用比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女人，并不负责养家，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其实是一种分工。但这种分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种观点上的误解，那就是“女人应该为家庭，牺牲掉自己的一切。”这样的家庭，是真正快乐的吗？我很怀疑，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建立于女方的隐忍——或许忍几年，或许忍一辈子。

所以，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男人。这个男人是钱钟书、是赵元任、是胡适；抑或这个男人是家暴的郁达夫、是嫖娼嫖一百个的杨骚、是不停出轨的徐悲鸿，婚姻的结局都大不一样。

因为担心找不到胡适，找不到钱钟书，找不到赵元任，姑娘们才会左顾右盼，才会犹豫不决，才会东挑西选。这种本质，来源于姑娘们对于婚姻的慎重，也来源于社会上，这些奇葩的观点。

如果结婚非要“洗碗”，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哪怕对方是年轻二十岁的朱军老师也不行。

其实，就是尊重女性。

因为尊重女性，胡适曾经公开发表文章，对于中国的女子贞操论，做过一番呼吁。那时候，周作人翻译了谢野晶字的批判文章《贞操论》，当时某民国官媒则登出一篇《会葬唐烈妇记》针锋相对，文中记载了一位元为了丈夫百般自残，最终求死的女子。

对此，胡适的回答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这种尊重，在国学大师钱钟书的身上可以看到。钱钟书对于家务，完全一窍不通，然而杨绛生完孩子回家，看到钱钟书熬的那碗鸡汤，深深感动——鸡汤虽然是小事一桩，然而，这背后，乃是丈夫对于妻子的一种尊重和感激。

这种尊重，在语言大师赵元任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有一次，胡适问杨步伟，平时在家里谁说了算？她回答：“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马上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而对于此，赵元任先生的理解是：“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这种尊重，在诗人朱湘身上也可以看到。朱湘在美国留学，一直坚持给妻子写信。在现存的九十四封信里，朱湘反复告诉妻子刘霓君，请她务必爱惜自己的身体，要给女儿小东请奶妈，“如今的世界女子与男子一样好，不可重男轻女” 。朱夫人想要给朱湘娶姨太太，朱湘气急得赌咒发誓，表示自己并无此打算。在美国的日子全靠官费，朱湘过得很苦，然而，每月仍然不忘给夫人买卫生巾，在信中，他这样问：

好不好用，如不好用，还有另外一种，下次趁优惠日去买来寄给你。

* * *

这样的男性，实在太少太少了，人们才把他们冠之以“怕太太”的称号——因为他们是少数。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女人一旦结婚，便应该把一切，奉献给家庭。

1918年，胡适曾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过一次题为《美国的妇人》的演讲：

“依我的观察，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

他在演讲最后，遗憾地说，“这种观念是我们中国妇女所最缺乏的观念。”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居然还在原地踏步。

在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因为固有的认知，大家都认为女人的作用比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女人，并不负责养家，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其实是一种分工。但这种分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种观点上的误解，那就是“女人应该为家庭，牺牲掉自己的一切。”这样的家庭，是真正快乐的吗？我很怀疑，因为这种快乐，其实建立于女方的隐忍——或许忍几年，或许忍一辈子。

所以，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男人。这个男人是钱钟书、是赵元任、是胡适；抑或这个男人是家暴的郁达夫、是嫖娼嫖一百个的杨骚、是不停出轨的徐悲鸿，婚姻的结局都大不一样。

因为担心找不到胡适，找不到钱钟书，找不到赵元任，姑娘们才会左顾右盼，才会犹豫不决，才会东挑西选。这种本质，来源于姑娘们对于婚姻的慎重，也来源于社会上，这些奇葩的观点。

如果结婚非要“洗碗”，那我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哪怕对方是年轻二十岁的朱军老师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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