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人间2018】异乡安魂曲越南移工阮国非之死

2017年8月31日早上10点多，27岁的阮国非离奇地只身出现在新竹县凤山溪边，没穿衣裤、2支手机遗留在家里。随后他与民防、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警察陈崇文情急之下开了9枪，阮国非送医后失血过多不治死亡。这条人命的刑事责任正由新竹地检署调查中，监察院也已主动提出申请，将厘清各方责任疏失。

阮国非是谁？他从哪里来？有什么梦想？背负怎样巨额代价？为何宁拼命抵抗也不愿投降？我们跟着阮家人的脚步回到越南中部最大省分义安省，凝望遗照中那张陌生脸孔，访问亲朋好友，拼凑出阮国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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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都没有人回头，前方的道路通往家乡。2017年9月22日，早上7点半的班机，妹妹阮氏草小心翼翼地将骨灰坛装在黑色背包内，像抱小婴儿那样捧在胸前，黑色帽檐压得老低，一路上不断低声呢喃：「哥哥，我们要上飞机了呀！」她红着眼眶把哥哥安放在靠窗的位置，不远处正好有几个也被移民署遣返的逃逸外劳，同样搭上了这班飞往河内的班机，呐呐无声。


2017年9月22日，妹妹阮氏草带着哥哥的骨灰，搭乘飞机准备返回越南。

生前最爱红色吉他
2017年8月31日，发生在新竹县凤山溪畔的22岁员警开9枪，打死越南籍逃逸外劳阮国非案，震惊台湾社会。那天清晨6点多，阮国非才打电话回越南给刚生产完的姊姊阮氏儿，姊姊没接到电话，心想晚点再回就好。没想到下午2点，就传来弟弟的死讯。

半个多月后，阮国非的骨灰回到越南中部义安省泠庆村，邻里骚动，挤满屋前庭院。众人七手八脚用香蕉叶引领亡魂至灵堂，旁边挂上阮国非生前最爱的红色吉他，数十位亲友痛心哭喊，而阮国非的母亲阮氏顽，早已因伤心过度、血压高居不下昏晕在床上。

1日后，母亲神智稍微清醒了，勉强地撑着身体走到灵堂，对我们缓缓地说：「阿非从小到大都很乖呀，回来都会抱抱、亲亲我，每一次打电话回来，都说工作很好，要我们保重身体，不要担心。」

只报喜不报忧，典型的游子，从不讲工作上的辛苦。母亲拿出一把破旧无弦的棕色吉他流泪说：「阿非很喜欢弹吉他，十岁时爸爸买了这把给他，几年后吉他坏了，他要买新的，但我们没有钱买新的，我很后悔…直到他去台湾，打电话说：『妈妈，现在我有赚钱，可以买吉他了！』他会唱歌，把录音画面寄给我看。」


越南籍移工阮国非2013年来台湾当厂工，2年后成为逃逸外劳，流浪在建筑工地打工。（阮国非友人提供）

异乡打工怀创业梦
泠庆村仍保持着传统生产模式，水牛耕田，鸡羊放牧，鼻尖充满青草混合牛粪的味道。全村近200户、800余人口，高达60％前往寮国工作，数十人远赴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打工，图一个翻身美梦。





阮家妈妈是农民，爸爸阮国同则是越战老兵，过往躲在丛林中打游击战，饭吃一半就跑，只能喝脏水，身上遗留战争伤害：肾病、胃病、神经痛。除了自己的5个小孩，阮爸爸还收养了姊姊过世后留下的3个孤儿。8个小孩，食指浩繁，最穷时只能吃玉米混白米，配点盐。但他们就算向邻居借钱，也坚持要让小孩读书。几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命运却大同小异：大哥到台湾、二哥到寮国，么弟阮国非、么妹阮氏草前仆后继来到台湾，做木工、焊工、绑铁、灌浆、家庭看护。人在异乡，独自默默工作，为的是赚一笔回乡创业的钱。

我们眼前的阮家，如今是一幢有着白色大门、外墙刷粉色的一层楼洋房，前院宽敞，矮墙环绕，花俏瓷砖显得气派。靠着哥哥们国外工作赚的钱，家里十年前才翻修过。阮国非出国赚钱，是为自己与父母的后半辈子盘算：存钱后回家买50头牛，牛生小牛，养5年再出售，一头可以卖到1千300美元（近新台币4万元）。



阮家用哥哥们出国打工赚的钱，盖了后面这间洋房，如今阿非走了，家人对着他10岁时的破吉他思念不已。
阮国同带我们散步至早已预备好要给儿子养牛的土地，有一甲多，尚未整修，杂草蔓生。阮国同双手比划着：「一半拿来养牛，另一半种造纸用的树，树木5年收获一次，有2千美元。」



无班可加选择逃跑
离家到远方工作，是因为原乡难以谋生。阮国非高中毕业后，曾经到南部大城胡志明市，从事粗重的货运工，月薪800万越盾（约新台币1万元出头），在越南算是普通，每月省吃俭用可存下新台币3千元。他也曾经跟着二哥去寮国当焊工，学到了基本的建筑技术。



父亲阮国同（右）与妹妹阮氏草（左）在案发现场祭拜阮国非，安慰意外中死去的冤魂。
2013年，阮国非贷款5千800美元（约新台币17万5千元），父亲抵押土地，向2家银行借贷，才凑齐仲介费来台。起先，他在台南螺丝工厂做了2年，本金加上高额利息，压得他不得不像机器般日夜工作，忍受着汗水、噪音、脏乱的环境。他为什么逃跑？阮国同说：「工厂没班可加，月薪2万元扣掉仲介费、食宿费，实际攒在手里只剩1万元。」这样，何时才能还清欠款？为了一个月多赚几千元，阮国非选择铤而走险，成为逃逸外劳。

逃逸外劳在台湾的日子，有如在地下社会浮浮沉沉、躲躲藏藏，谁不想要光明正大呢？冒这样的风险，只是为了给父母更好的未来，安慰他们在越战战火贫穷中拉拔孩子们长大的辛苦。


地下社会很讲义气
阮国非在台湾的告别式上，好友阿俊（化名）告诉我：「他住在木板跟水泥搭成的老房子里，跟其他逃逸外劳一起住，差不多有十个人吧。」阿俊来台8年（已经逃跑6年），操一口流利中文，对新竹熟门熟路。他的右臂上有一个彩色大佛刺青，是失业在家无聊时，请朋友帮忙刺的。「没有工作心情当然不好啊，在家压力很大喔！但也不敢出来。我本来在机械工厂，月薪1万7千元，扣掉仲介费1千800元、吃饭2千500元、住宿费3千元，再扣掉劳健保和税金，只拿7千元，要一直加班才有赚钱。公司煮的饭好像给猪吃的，没办法吃，还要自己煮。做2年受不了，想了半年决定跑掉。」





阿俊说，阿非跟他一样，是负责出外找工作给同乡做的工头，平时互相帮忙介绍工作，显见胆识、语言能力都不错。他们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绑铁、拉电线、清垃圾，什么都做，工资一天1千500元，但至少不用被苛扣仲介费、食宿费。

曾经雇用过阮国非的非法雇主老陈（化名）灰发平头、身形微胖，幽幽地说：「他们都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住在很脏的地方，睡觉也全副武装。一天24小时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很可怜。我本来也不敢用逃逸外劳，但他们说：如果出事被抓，绝对不会承认是我叫的。他们很讲义气，会保护介绍工作的人。」一旦被抓到雇用逃跑外劳，就得被罚8万到15万元，老陈还是冒险雇用他们，语气中有深深的情谊：「阿非就只有一点不好，他喜欢自己跑出去，夏天骑单车，上半身打赤膊。他平常就常去那条溪边游泳、抓鱼。」

原本梦想着阮国非赚钱回乡，娶妻生子，在家侍奉父母，一边养牛放牧。但就好比童话故事中卖牛奶的女孩，头顶着奶壶翩翩起舞，盘算着牛奶卖了买小鸡、小鸡大了生鸡蛋，愈想愈高兴。不料，啷！一声，奶壶碎了，什么都没了。



阮国同（左3）接到儿子死讯后抵台，在机场一见到女儿（左2）就伤心痛哭。（钟圣雄摄）
员警9枪击毙逃逸外劳案件，台湾多数网路舆论认为逃逸外劳偷车、袭警，被击毙并无违反比例原则。然而，先不论袭警、拒捕是否罪大恶极到必须付出性命，偷车这件事，被阮国同质疑：「我儿子不会开车，没有驾照，不可能偷车。」

案发现场是一条人迹罕至的路：颠簸的石砾路，二边草比人高，河床转弯处停放着一辆小货车、一架怪手。石砾路的尽头是违建铁皮屋寮，屋前堆满了大型废弃家具，附近是汽车修理厂、游艇工厂，可以想像，这附近或许藏匿了大量逃逸外劳，只是我们看不见。隐形的界线，隔绝了一般人的生活，与地下的、非法的空间，他们是活在阴沟里的老鼠。



出事现场疑点重重
阮国非怎会那个时间出现在那里？至今已无人能回答，尽管听说阮国非就住在附近，但若是下水游泳，何以周边没有衣物？2支手机也放在家里没有带出？何况，目前流出的救护车影片画面中，案发现场除了警察、民防，还有2个白衣中年男子，其中一人手持甩棍，他们又是谁？会不会因为某些私人恩怨而恶意报警抓逃逸外劳？我们询问担任工地监工的作家林立青，他不讳言，时下常见雇主恶意积欠逃逸外劳工资的方法，就是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地方，叫第三人报警抓外劳，外劳被遣返，无处伸冤，自然也拿不到被积欠的薪水。



走在家乡的稻田与水牛群中，阮国同说：「阿非的梦想就是返乡养牛。」
妹妹阮氏草也是逃逸外劳。哥哥出事那天，阮氏草才刚在越南小吃店上工2天。她前年11月来台当家庭看护，照顾年迈的阿嬷，还得负担洗衣、煮饭等家事工作，尽管有加班费，5个月来却连一天休假也没有。去年3月，她决定逃跑。

问起这段，阮氏草的声音嚅嗫起来：「那天晚上8点多，我只带了手机、一点钱和衣服就跑出来，跑到新竹湖口，打扫、工地、餐饮店什么都做。」她说逃跑后比较自由，一个人住，想吃什么自己煮。每次哥哥趁放假来看她，就会带杯珍珠奶茶给她，塞几千元要她去买些好吃的，兄妹感情甚笃。

逃跑是一条不归路，护照被扣在仲介手上，身上还有5千到7千元美元的高额仲介费借贷，一旦被抓到，要向移民署缴一笔罚款，可能还得自付回国机票钱。多数外劳会不惜一切代价拒捕。

制度杀人没回头路

曾任外事科警察多年的陈允萍说：「他回去是倾家荡产，一定跟你拼命。对我来说，这次抓不到，下次再抓就好，二边的心态和权力是不对等的。」谈到这次案件，陈允萍说，就媒体报导来看：「他（陈崇文）才22岁，刚毕业2年，处理现行犯的经验、人力都不足，如果是我（这么年轻），也没把握处理得更好。」

「我后来技巧比较好了，都动之以情，跟他说时间差不多了，东西收一收，我帮你讨护照、机票，回家好不好？他们呷好倒相报，很多人来找我自首，因为我会帮他申冤，把中间对他不好的非法仲介、非法雇主抓出来修理。」花了十年，陈允萍现已不再抓逃逸外劳，「觉得没意思，有一年我们抓了一万个，数字很漂亮，但隔年跑了二万个，等于整个制度在空转。」过高的仲介费、无法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种种制度性问题若不改革，逃逸外劳的问题无法解决，只会衍生出更多问题。

在阮国非的家乡，随处都可以遇到能讲上几句中文的人，一问之下，都来台湾打工过。2012年被警察抓到而遣返的黄世美，在丧礼上主动对我们打招呼：「你好！」他曾在台北中和当印刷厂工，时值2008年金融海啸，5个月后工厂关门，仲介三番两次帮他换雇主，都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无班可上。



阮国非生前爱唱歌弹吉他，到台湾赚钱后，买了一把给自己。（阮国非友人提供）



曾来台湾打工的黄世美，用赚来的钱让母亲盖了漂亮的房子。


想念家人哭哭就好
为了赚钱，他只好逃跑。来到旅馆没日没夜地洗碗，窝在面店里煮面，一天做20个小时。他先前也当过渔工：「船很大，用钓的。钓鲨鱼、墨鱼、割鱼翅。」海上工作，仲介每月帮他寄400美元（约新台币1万2千元）回乡给妈妈，他自己身上没有余钱，但光想到妈妈每月能拿到钱，就心满意足。问他想家时怎么办？他用破碎的中文断断续续说：「我在海上，好想家，哭一哭就好。下午其他人吃完饭，他们睡觉，我在后面洗碗，看到太阳慢慢下来，我会哭。 」

阮国非下葬在村子旁的山丘上，送葬队伍长而缓慢地穿过一片稻田、水牛群。按照习俗，父母不能送葬，当人群哭声渐远，他们只能哀痛地坐在原地。



阮国非的送葬队伍缓缓步出村子，要安葬在附近的山丘上。
阮爸爸留着一支阿非生前用的手机，当作纪念。阿非不爱照相，手机里只有一张自拍照。问爸爸，阿非爱唱什么歌？阮国同说他不会唱，但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大意是：「妈妈，我又要离开妳了，离开妳，是为了去远方工作。」

这一天，迫于现实而离乡背井工作的游子，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