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卜天是以翻译家身份闻名的。虽然他翻译的书籍，大多属于一个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学术领域——科学思想史，感兴趣且能读懂的人，绝不算多。

初见张卜天，是在清华大学那片荷塘，湖心岛上。今年4月，他刚调到清华新成立的科学史系任教。1979年出生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说话诚恳而直率，平静的语气，透出一种明悟之后的淡然。与这样的人聊天，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

9月份，张卜天第一次正式登台开课，讲授中世纪科学史。“以后能做翻译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了。”他开玩笑地“抱怨”。此前，他全部生命的95%，都被翻译占据。

从2001年的《牛顿研究》开始到如今，他已经出版了40余部译著，以一己之力撑起了“科学史译丛”“科学源流译丛”两大系列，有8本书入选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还译出了国内最广为人知的拉丁语教材《韦洛克拉丁语教程》。

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译者，是像大熊猫一般珍稀的存在。

张卜天曾是地道的理科生。不到16岁考入中科大的他，被同龄人视为“天才”。填报志愿时，在父亲的建议下，他选了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但入学不久，一本《爱因斯坦传》让他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直接研究光，不是比研究锅炉有趣得多？”他申请转到了近代物理系。

本科毕业后，张卜天赴美国留学，继续攻读理论物理，还当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科普作家史蒂文·温伯格的助教。前途看起来令人艳羡。然而，“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危机”迫使他三个月后就放弃学业，回到国内。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无人能明白他的感受，心理医生也说不出原因，物理学更无法给出答案。他的思考，自然而然地转向哲学层面。2001年初，他开始在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课，接受张祥龙、吴国盛等名师的思想洗礼。次年，他考上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踏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与翻译结缘，正是在“北漂”之时。“蹭课”期间，吴国盛正准备将一套科学史丛书译介到国内，其中《牛顿研究》一书还没人译。张卜天主动请缨，以“旁听生”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来，吴国盛成了他的导师。这本书，也成了他的处女译作。

科学史领域的名著都散布在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拉丁语等不同领域，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曾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学习德语以及自学拉丁文的经历，让他得以在多语种之间游刃有余。尽管如此，一本书译下来，与作者的邮件往来常常多达200余封。

那些最重视的书，他会力求每个词都尽可能精确，并加上自己的“背景注释”。譬如众所周知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张卜天就译成了《天球运行论》。“哥白尼所说的orbium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带动天体运行的透明的‘天球’。今天我们不承认‘天球’的存在，便想当然地把这个词译成了‘天体’。”

旧译本是由一位天文台的老先生译的，对西方哲学、古代科学的背景了解不深，一些古代的人物、事件、哲学和科学术语译得不太准确。张卜天修订后，附于书后足足200页的注释的质量大为改观。这些功夫往往都在暗处，一般读者很难注意到。但张卜天觉得，这是值得的。

不过，对于大多数的书而言，他并不追求十全十美。面对科学史这片“新大陆”，更多时候，他内心涌动着不可遏制的“开疆拓土”的热情，总想以更高的效率，多译一本书，也就为这个新学科多辟出一块田地。

科学史分为实证史、思想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张卜天最关注的是科学思想史。甚至可以说，他真正关心的是思想史里面的文化背景，是哲学、宗教乃至尘封在现代性背后的神秘学，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土壤”。在他看来，作为舶来品的“科学”跟西方文化的联系尤其紧密，离开了“土壤”，科学将只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

“学理工科的人容易偏狭，变得不宽容。”张卜天说，“我当年也经历过这种思想过程，觉得自己学的是‘离真理最近’的学科，把这个学好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他露出自嘲的微笑，补充说：“所以，清华这样的理工科学校尤其需要（思想史）这样的文科专业。非如此，就不能培养出完整的人。倘若不能明白世界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很容易走极端。”

“以前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有终极层面作为依托的。托勒密就曾说：天文学从根本上关乎道德和灵性的发展。而如今，人文和科学完全分开了。”他眼神里透出些许遗憾。弄清楚这种分离的缘由，思考人类在这方面的未来，是他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在中国，真正的科学思想史才刚刚开始。“在什么意义上能在中国语境下谈论和使用‘科学’‘技术’‘宗教’‘自然’等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概念，都是亟待界定和深思的论题。只有本着‘求异存同’而非‘求同存异’的精神来比较中西方的科技与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各自的特质。”在“科学史译丛”总序中，张卜天这样写道。

他希望通过中西比较，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为自己也为国人找到安身立命的“土壤”，正如他所说的：“研究西方，最终是为了回到中国。”

（蔡华伟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