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最近，一些地方对城乡低保、产业扶贫等领域开展巡察，巡察组将监督举报便民联系卡张贴到每家每户，沉到基层找线索，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让伸向扶贫资金的“黑手”无所遁形。群众监督，正和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方式一起，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这一消息很简短，传递的信息量巨大：反腐的步伐不会停歇，群众监督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力推手。

那么，其中的逻辑何在呢？

缘由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兴起时，往往让人有“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感觉，而到了王朝的末叶，通常是王室衰败，政权操纵于极少数君主亲信之手，乃至卖官鬻爵，腐败横行，或者军阀拥兵自重，各据一方，全国混乱。这样的情况循环往复地发生，让人觉得印证了中国传统上“天道恶盈”的中庸哲学，以及从中国很古老的时代就出现的五行更替的自然观。于是人们便产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前人田地后人收”、“顷刻兴亡过手”等等的历史感叹。

中国历史上的世袭王朝无不有这样的病症。王朝建立初年，或者有雄才大略且能体察民情的君主，或者有处事灵活而能力突出的官僚集团，或者因为结束了战乱与无政府状态、重建秩序而获得民众的暂时许可，都会呈现兴盛局面，内部变得安定，对外扩张领土，如果连续数任君主能维持这一趋势则会出现所谓“盛世”。但统治稳定时间一长，统治者变得自满而骄奢，统治阶层内部裂痕增大，产生更多的冲突乃至演化为战争，民间的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

世袭王朝集政治权力于一身，没有留给人民监督的权利，以至于腐败一旦出现，便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它扩散。这样的怪圈，对人民危害很大。

历史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作为抗战合作者的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他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

针对黄炎培的主要疑虑——“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初起时意气勃发，人人奋进，一旦成功之后，逐渐懈怠，惰性逐步取代活力，最终走向僵化，乃至无药可救的灭亡——毛泽东的回答是，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

时隔67年，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走访民主党派之时，重提毛主席的历史周期率谈话，称仍然是对共产党很好的鞭策与警示。这一提法意义重大：第一，体现了对中共当时严峻形势的清醒认识。之所以提到历史周期率，更是在着重警醒全党。第二，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强意志。

2017年11月，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称，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破解历史周期率。共产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举措

据《人民日报》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不定期“回头看”，随后，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面派驻纪检组，后又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些举措让党内监督之网越织越密，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牢。

一个例子是，2016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率先在三个省市试点，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释放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变革的强烈信号，党内监督也由此打开新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

党外监督方面，针对保持党员干部的透明、干净和担当，中共加快了实行党务公开、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此外，还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现实中，纪检监察干部容易成为被围猎的对象，“灯下黑”现象时有发生；少数纪检监察干部甚至“主动出击”，以手中职权与被调查、被监督对象进行利益交换，由监督者蜕变为寻租者。凡此种种，莫不是监督执纪者原则失守、政治动摇的具体表现。

针对以上现象，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监督”列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好经验好做法之一，要求长期坚持、不断深化。习近平说，“要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综编/海外网 刘思悦）

（综合《人民日报》、人民网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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