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到达一个新的历史关口。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对华进行全面施压。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崛起困境”的讨论再度兴起。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跟美国的冲突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实力接近带来的结果，这也是中国所面临的“崛起困境”，想让实力越接近，双方矛盾还要越来越少，这一情况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这违背了客观规律。

“崛起困境”出现的原因

所谓“崛起困境”，通俗地讲，就是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体系影响力需求同其他国家对其制衡不断加强之间的矛盾。与“安全困境”^①，指一国追求安全的努力往往导致自身更不安全一样，“崛起困境”也揭示了一国谋求崛起的努力，往往导致自身更难崛起。崛起国一方面要将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实力转化为体系影响力，一方面要尽可能地缓解其他国家对其的制衡，而这往往是种两难。

由是观之，“崛起困境”出现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崛起国权力的增长。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作为“强起来”的标志，大国在国际体系中须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影响力。而这必然被主导国视作挑战，引起主导国反制。因此，“崛起困境”更容易出现在崛起阶段的后半程，亦即崛起国具备挑战主导国的实力之后。二是大国制衡的存在。国际关系的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一国之崛起打破了现有的均势体系，其他大国将制衡该国，并使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大致均衡的状态。这被许多现实主义者视为国际政治的最基本规律。

具体到中国所面临的“崛起困境”上，区域内大国的制衡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体系主导国美国的压力。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即潜在挑战国的实力资源达到主导国80%-120%时，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是最紧张的，这也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②‚所赖以立论的基础。当前，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63.2%，但中美之间的全面较量时代已提前到来。对照历史，这也并非异常。美苏冷战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国民生产总值（GNP）为指标评估显示，苏美GNP之比在1975年时达到最高点，当时苏联GNP约为美国的58%；而根据“麦迪森历史统计”数据，苏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同样在1975年达到峰值，但苏联GDP仅相当于美国的44.4%；同样，在美日竞争十分激烈的上世纪70至90年代，日本GDP在最高点也仅相当于美国的41.4%。有别于苏联和日本，中国不仅具有超强的经济实力，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以至于美国国务院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柯庆生在《中国挑战》一书中感叹，中国崛起“货真价实且令人震惊”。格雷厄姆•阿利森则在《注定一战》一书的引言中写道：“像中国崛起这样快速地、结构性地改变全球均势，世界前所未见。”

辩证看待“崛起困境”

“崛起困境”是一种难以规避的客观存在，这决定大国崛起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而是充满荆棘与坎坷。在中国崛起之路上，美国的打压、区域大国的制衡必将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一种国际政治新常态。这也是崛起必须付出的代价。既然困境和矛盾回避不了，就只能直面矛盾，积极寻找应对之策。因此，对于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以及两国在朝核、台海等问题上的博弈，需要有一种战略平常心。

反过来看，既然“崛起困境”是一种难以规避的客观存在，而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国家又不单单只有中国，这便为国际政治的合纵连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每个崛起的国家都将面临其他国家的制衡，那么崛起国家之间或崛起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也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当前，中俄、中欧关系均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日、中印关系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也在实现转圜，这都是新时代中国崛起面临的一些有利因素。

最后，“崛起困境”源自增强自身实力与减少大国制衡之间的两难，其妥善应对之策也必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发展仍是硬道理。在面对“崛起困境”时，更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缓解大国制衡的冲动，尤其要注重营造比较良性的周边环境，减少其对战略资源不必要的牵扯和消耗。

“崛起困境”与战略克制

基辛格曾说：“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在面对“崛起困境”时，战略克制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首先，战略克制能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其他国家制衡的冲动。其他国家是否对崛起国采取制衡，除了基于实力所做的评估，也会有基于威胁所做的评估。战略克制可让崛起国在实力发展的过程中，缓解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主导国的威胁性。同时也能通过战略克制，累积一定程度的互信。

其次，战略克制是从强调“有所作为”到强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转变。战略克制不是战略忍让，也不是战略退却，而是在实力基础上的一种主动选择。《孙子兵法》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其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思想颇契合战略克制的精髓。也就是说，战略克制是在让自身变得“不可胜”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搞战略冒进，而是静待“敌之可胜”的时机。

（陈文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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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最早见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项目负责人约翰·赫兹(John H.Herz)教授的《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此后，“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应用。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均对“安全困境”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其中，柯林斯系统总结了学界对“安全困境”的研究，提出了四种常见定义。详情可见《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一文。

②“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者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详情可见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于2012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一文，也有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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