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国，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崩溃。简而言之，就是世界权力的转移会引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并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用同样的逻辑来评判中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将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这就是奈提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因此，不少人指出，中国要跳出“金德尔伯格陷阱”，才能真正地崛起。暂且不说金德尔伯格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指出，约瑟夫·奈对中国提出的这个“金德尔伯格陷阱”是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

中国并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

约瑟夫·奈的想象力假设在于，中国将很快崛起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或者说是最大强权国。诚然，中国的崛起进程非常快，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迅速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情形使西方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其中包括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将如何处理其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处理其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性的主导国。

其实，不得不澄清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仅仅是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不是最大经济体，更不是世界最强经济体。而经济规模位于世界第二，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总体国家实力是世界第二，尤其是面临中国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得早、开放的程度高，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开放晚，经济活力相对较弱，经济也相对落后，因此地区差距非常明显。此外，城乡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这种状况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各种“双轨制”的结果，而“双轨制”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金钥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各种二元现象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过去40年的发展，我们更多的是绕开问题谋发展，其中留下了不少老问题，而在新的发展中又会产生诸多新问题，“老问题+新问题”就等于大问题，这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所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教育的发展来消除二元现象，也就是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面对的关键性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无论从经济规模上还是从经济质量上都还远不及美国。仅从GDP来看，中国的GDP过去40年中主要来自于传统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的典型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却造成了极大的环境压力。因此，习近平才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也就是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相比之下，美国不仅GDP品质高，GDP主要来自于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也就是说，美国的GDP主要来自“Created by the US”；而且，美国拥有最先进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是国家创新力最重要的平台。实际上，不仅绝大多数新兴技术源于美国，甚至众多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理论也原创于美国。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真的不小。中国要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容易，但中国要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还为时尚早。

中国崛起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

约瑟夫·奈的想象力假设在于中国的崛起会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却无法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尤其是无法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通过技术革新，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是强国，确实如金德尔伯格所说的那样，美国没有能力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试图构建一个以国际联盟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努力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然而，威尔逊主义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最后不仅国际联盟根本没有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反而成为大国瓜分世界的工具。尽管美国取代大英帝国世界主导权的方式是和平的，但这个替代过程同样没有离开战争，所不同的是，战争不是在崛起国（美国）与守成国（英国）之间。一战和二战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在这种情形下，世界的确需要新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一战结束后的美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金德尔伯格才把30年代的危机归咎于美国。

当今中国的崛起是怎样的情形呢？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从参与式崛起到融入式崛起最后到建设性崛起的进程。也就是说，中国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颠覆既有国际体系来崛起的，而是通过经济上的对外开放，逐渐融入到既有国际体系之中，既有的国际体系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可持续性和制度性的收益。因此，维护和建设好既有的国际体系，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既有的国际体系是二战结束前后建立起来的，中心是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但美国始终是主导者。即便今天众多观察家都说美国在衰落，但美国依然是战后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这个地位始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再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变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已发生转型，相反雅尔塔体系下几乎所有的国际公共产品都一直在发挥作用，阿米塔·阿查亚所说的“美国秩序的终结”似乎依然是一个假设。因此，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只是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需要改革和创新，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也需要全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正是全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责任。

中国崛起是负责任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虽然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而且主动接受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但中国并非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纯粹的消费者，更不是一个所谓的“搭便车者”，而是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者。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国的佐立克先生提出希望中国要做一个“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就是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如果他读过邓小平的著作，那么他就不敢提这个概念了。遗憾的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了，对中国了解甚少，以至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水平。西方由于长期与一个落后的中国打交道，还不习惯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所以不少对中国的认识是扭曲的，不管是刻板认知的结果，还是因意识形态的原因所致。

中国的负责任崛起表现为：其一，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如果不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中国奇迹”。这也验证了当年邓小平的那句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之一。其二，既有的国际体系是二战结束前后建立起来的，建立的时候本身就存在弊端，而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国际体系及其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在诸多方面都不适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改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后，一直主张对国际体系及其相应的国际规则进行改革，以使之更加适合当前国际形势。40年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主张，而且也从中国的实际能力出发，做了不少实际的努力。其三，中国负责任的最大表现为，用中国的发展成果来“反哺”世界。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今天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尤其是历经了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尝试把中国发展的机会传递给世界，让世界各国能够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此外，中国的负责任崛起还表现为中国不断创新国际公共产品。此前的国际公共产品毕竟打上了美国的烙印，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全球价值、国际制度等，而中国这些年来都在尝试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获取智慧，来为全球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国式方案和中国式智慧。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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