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活下来就是福

余翠萍，餐厅老板，1945年出生，柬埔寨第三代华人

　　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港口，有全国最好的沙滩。有一座岛还被俄罗斯老板租下，准备开发成娱乐城，已经架上跨海大桥，租期99年。


　　在桥的这一边，有一家海鲜餐厅，是附近唯一使用中国厨师的饭馆，开店已12年。这里生意兴隆，顾客以华人为主——华人会赚钱，也会享受，而柬埔寨人认为海鲜肉少、又贵。


　　白天在这里做主的是一位67岁的余翠萍老太，佝偻着腰，但健步如飞。她能讲柬埔寨语、中文和越南语，随时切换频率，招呼不同的客人。20世纪60年代，她曾作为翻译接待过前来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90年代，她也当过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翻译。晚上，她的女儿从银行下班，从市里赶回店里，负起女主人的责任，她同样掌握这几门语言，但普通话发音不如妈妈。她出生在越南。


　　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消息灵通的本地人迅速四处逃散，其中也包括余翠萍一家。她的祖父从东莞迁移至此，家境不错，还雇了来自越南的佣人和厨师——这也是她会讲越南语的原因。家里8个兄弟姐妹在那时跑散，如今有6 人留在美国，因为会讲越南语，余翠萍跟着越南人混过了边境，后来她在难民营找到父母，病魔又很快让他们分离。


　　“生活不成问题，就是苦一点而已。只要安分守己，不抢不偷，就没什么”，在越南十年的难民生活被她一笔带走，她总是讲，“不管那些国家大事，到处都是生活，保存自己就好，去到那里，就是求安。能够活下来就是福。”  


　　余翠萍回忆，在她读书的时候，老师会讲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精神， “周总理和西哈努克的关系非常好，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都是一股爱国的心。 ”但眼看周围的人奔去革命的中心，都死在了战场，红色高棉的歧路仿佛一场噩梦。


　　在生命和历史狭路相逢的时刻，语言是最好的通行证。因为能讲越南语，她在越南排华时期也未受影响。1985年，柬埔寨边境重新开放，余翠萍选择回国。这个时候，原来的土地和房子都不复存在，一切档案也几近湮灭，大家都是两手空空。她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向官员陈述自己出生于何时何地、籍贯在哪、亲戚是谁，重新成为一个柬埔寨人。


　　回国后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文老师。丈夫先是出海打渔，后来上岸从事电器维修，来到西港投奔亲戚。这个小康之家开始缓慢地重建。


　　余翠萍的儿子不幸早逝，留有一个独生女在身边。女儿很争气，毕业于金边财经大学管理系，在银行工作了17年，已经是联合银行西港分行的行长。“ 我不希望她搞政治，希望她从商。我们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母亲用语言保命，女儿则用语言立业。正是因为精通多门语言，余翠萍的女儿得到老板的信任，老板把餐厅所在的这块土地委托给她管理，让她自负盈亏。如今，餐厅的收入已是她工资的三倍。因为工作太忙，她也只要了一个女儿，现在4岁。


　　“我们太平凡了，不值得一提。”余翠萍说在柬埔寨很容易讨生活，没什么压力，“这里空气很好，人口也少，吃的新鲜，没有天灾，下大雨不会涨水，连台风都没有，周围都是岛，以后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

来源文摘百科

我在朝鲜当荷官

阿良，司机，1980年出生，柬埔寨第三代华人

　　阿良是我们的司机，上来就是一口粤语。我们准备坐他的车从金边去往柬埔寨的东北，车程7小时有余。出发之前，他找来几个大塑料袋，把我们放在皮卡后车厢的行李包裹起来。时值盛夏，已是柬埔寨的雨季。


　　在柬埔寨听到普通话、粤语和潮州话，都不奇怪。自宋元开始，就有中国人移民至此，新中国成立，也带来一拨移民高峰，如今这里最活跃的商人亦来自中国。正是一口流利的汉语，让阿良得到了这份工作，也曾把他带去朝鲜。


　　1999年，阿良19岁，从姐姐的朋友那里听说有朝鲜雇主在柬埔寨招工，便去报名。招工者是建在中朝边境的赌场，属于香港大亨杨受成的投资，因为主要考察中文，阿良顺利入选。在那之前，小学五年级便离开学校的他像流氓一样混在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坏蛋”。


　　他带着205块美金离开家，去看世界。和他一样，很多柬埔寨年轻人都选择出国挣钱，小一点的去韩国出海，年纪大了就近去泰国，收入都比国内高。但阿良很快就发现，他要去的朝鲜是眼下这个世界里最为奇异的存在。


　　赌场位于朝鲜半岛东北端的罗先市，紧邻罗津港，除了山除了海，什么都没有。封闭培训三个月，逐一教学百家乐、轮盘、21点的游戏规则，因为主要客源来自中国，全程都只能说中文，说漏嘴了会被罚钱。每天的饮食是泡菜、冷面和酱汤，“对朝鲜人来说，只要有米饭，就是好菜了。”


　　正式开业那一天，阿良见到了王菲、谢贤，“本来还有成龙呢。”


　　由于表现出色，阿良负责给前来剪彩的杨受成发牌，老板每把都押几十万，最后留下一大笔小费，但这些钱最后被赌场抽走大头，还是进了老板的腰包。赌场每月的小费收入高达十万美金，最后分到阿良手里，也就八百块人民币。有些荷官因此铤而走险，和客人约在赌场外交易，但柬埔寨人不敢，远在他乡，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赌场的工作很单调，一坐就是八小时，每天三班倒。后来阿良被调去电视房做监控，老千偷牌、客人打架，他都看在眼里。他说，电视房、账房和赌场互有意见——赌场输了钱，账房不乐意；电视房老查事，赌场也不开心。赌场的李经理曾经来找他，希望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但他不肯。同事们都不喜欢这个经理，背地里管他叫“李老头”，还有人曾经威胁要叫自己的黑社会朋友来收拾他，而阿良报复他的手段，只是在电视房里用镜头照着他的光头。“李老头” 以后每次见到他，都阴阴地说：“阿良，你好啊你。”


　　不上班的时候，阿良和老乡们不是窝在房间睡觉——他们的床下储备了丰富的方便面、啤酒等口粮，就是出去喝酒。“每天数着日历，像坐牢一样。”


　　曾经有一个输了钱的客人撕掉一张朝鲜纸币，丢在垃圾桶里，被清洁工发现之后举报给领导，赌场立刻关门，直到把那个客人查出来，因为纸币上印着他们的领袖金日成。“去了朝鲜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柬埔寨再怎么样也好过朝鲜。我们是很开放的国家，这么自由。”


　　柬埔寨人花钱大方，不像朝鲜人和中国人懂得存钱，前者把钱上交政府，后者寄回老家。尤其初出国门，阿良他们对汇率没有概念，觉得一百人民币和一百柬币一样，花个几百一千都是小钱，一年以后才意识到，“再不存钱就只剩内裤回去了”。


　　很多钱都是花在女人身上。在阿良他们到达之前，赌场的荷官以女人为主，大家听说有一帮柬埔寨男人加入，都很好奇。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姑娘，非常大方，有时候借宿在男生房里，就用窗帘把床围住，把鞋子藏在床底，防止经理查房。而朝鲜本国的姑娘不敢谈恋爱，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开除。“李老头”常说，“你们这些柬埔寨男人，真坏啊。”


　　阿良也谈恋爱，对方经常帮他从中国买东西带过来，他过意不去，就请女孩喝酒吃饭。和姑娘们喝酒，柬埔寨人完全不是对手。起手就要干杯，没喝完就要罚三杯，65度的老朝阳白酒，阿良还要掺着可乐喝，即便对方喝白的，他们喝啤酒，最后喝倒的还是他们。“钱也花了，妞也泡了。”每次讲到这里，他都会哈哈大笑，“他妈的，挺有意思！”


　　年轻人的玩乐总是一时的沉溺，两年期限一到，柬埔寨的荷官全部选择回国，女朋友们伤心欲绝。在他们回国前一个月，同事们天天喝酒，轮流请客。阿良的女朋友一直哭，也劝他，继续干吧，回去干嘛。


　　电视房的经理也一再留他，但阿良还是带着好不容易存下的一两千美金回国，顺道去北京玩了一趟，花掉了其中的七八百。


　　一年之后，阿良作为唯一的老员工重返赌场，也是因为经理赏识，否则一般不会让短暂离开的员工重新入场，担心他们拿内部秘密去和客人勾结。老朋友们热烈地欢迎他，他又再次谈起了恋爱，结果干了一年又再次回国。第二任女友对他念念不忘，总是给他打电话汇报近况。那女孩后来也离开赌场，回到延边，又去了日本。“我也没多问她去干嘛”，在走回宾馆的楼梯上，阿良仿佛很乐呵，自顾自地唱起来，“黑溜溜的黑眼睛和你的笑脸……”


　　目前，在柬埔寨与泰国、越南的边境处有很多赌场，金边市内仅保留一家。阿良也想过继续做这一行，他很自信，“我的简历拿去报名，肯定会要我。 ”但考虑到赌场的工作既重复又要熬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现在给广东老板做司机，可以见识不同的人和事，顺便练习自己的普通话和粤语。


　　现在的老板也常鼓励阿良出去跑业务，但他似乎跑够了，一心求安稳。 “这两年结了婚，不想去哪里，不想离开我老婆。”我们在半路停下吃饭，他的老婆就发来一条肉麻的短信：“好想你，好想抱你”。平时在家里，他鼓励老婆多看中文电视台，不要看泰国、越南那些没有营养的电视剧。等他有钱了，想带老婆回一趟老家广州花县（现花都区），“你们的机场不是要搬到那里去吗？”


　　在柬埔寨的大雨里，阿良重新讲起百家乐的规矩、赌场的猫腻和自己的爱情，好像在复述一部电影。中国的客人们听得目瞪口呆，餐厅小妹在一旁羞涩地笑，自作主张打开音响，被阿良迅速制止。他的电影不需要配乐，有这雨声就够了。

来源文摘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