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个主要城市人才争夺战日益激烈。而近期，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加入到这场人才争夺战来，更是突显了人才争夺战白热化的特征。

人才和人口争夺实质上是未来区域经济竞争的砝码

与人才争夺相伴随的是人口争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日益突出，通过吸引人才和人口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短缺，显然是一种有效的应对举措。各地所引进的人才显然均以中青年为主，40岁以下、本科以上，成为人才引进的标准配置，他们是创新和创业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0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从一般情况看，中青年时期是人一生中创新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人才成长和使用的‘黄金时期’”。实际上，几年前，一些城市就力图通过打造新城的方式来吸引人口，例如兰州新城和柳州新城等，也有不少城市通过迁移城市行政中心的方式，来转移并吸引人口。人口的集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在许多的研究中都已经被证实。^①在实践中，一定规模的人口也是吸引资本的重要保证。相反，如果人口大量外流，这样的城市和区域也就难以吸引资本，这样的情形恰恰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所面临的问题。单单考虑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的趋势，就使得东北人口流失问题研究显得十分紧迫。人口长期净流出，导致人才大量流失，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无疑是釜底抽薪^②。

各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也大量地需要人才。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以大力推进工业化为主要驱动力来发展经济，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突出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中国经济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这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驱动方式已经有所转变。工业化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通过流水线作业的方式来满足标准化商品的需求。但在后工业化时代，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需求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也就逐渐从工业化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高端服务业日益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要生产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和高端服务，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投入研发和生产。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型，催生了人才的需求。

依靠引进人才实现创新驱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也是国际惯例。“当今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制胜筹码已经不再是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资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而是其人才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实际发挥出来的创造能量。”^③二战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科技、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世界领先，与其长期以来实行的人才引进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其建国之后，吸引并鼓励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优良传统始终未变。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人才流动的时机，美国吸纳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一战后，吸收了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德华·特勒以及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内的2000多名犹太裔科学家。二战快结束时，美国又将2000多名科学家纳入国内。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相比，美国的移民政策更为灵活。1952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取消了排除亚洲国家移民的条款，使得大批亚裔优秀人才涌入美国，成为促进美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新兴力量。为了解决美国高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的问题，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明确指出要吸引更多美国所需的高科技移民。纵观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趋势，其中一个基本的特征是优中选优，笼络一切人才为我所用。

人才争夺战也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

各地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源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以及党和国家对于人才的日益重视。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人才的作用日益明显，特别是在创新经济时代，更需要有大量高技术人才的投入。不久前的中美贸易战及中兴事件，使全社会都深刻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掌握核心技术还需自主研发，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其中人才的投入必不可少，在创新经济时代，人才往往决定了技术能达到的高度，中国当前芯片技术还受制于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目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习近平曾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而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才，因为创新意味着打破传统，只有人才的刻苦钻研和积极进取才有可能实现创新。2016年5月，习近平在对《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重要批示中再次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的创新经济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我们要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提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不唯地域，不求所有”，“要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要把人才工作抓好，让人才事业兴旺起来，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人才”是习近平人才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之一。习近平指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并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人才工作的实践指南。对于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而言，人才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因此人才也日益成为各部门和各地积极争取的发展要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同样离不开人才，这也就必然要求人才治理现代化，包括人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指出，“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才的流动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改善，因此，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

人才争夺的关键是如何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在人才引进之后，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用好人才，只有用好人才，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才能长久留住人才。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美国利用其优越的环境、待遇以及优惠的政策尽量把世界各国人才留下来，让他们长期为美国效力。可见，人才政策及配套措施至关重要。美国人才引进的政策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其在人才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方面的优势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④2012 年12 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营造一个“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用人得当”的良好人才环境。因而，各地在引进人才过程中，应在住房、医保及子女教育方面给予人才特殊待遇，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这方面，天津的各种人才引进举措显然是最有诚意，最能够吸引人才的。

而在各大城市积极引进人才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有可能难以形成长久的人才引进效应，其中最突出的是住房问题。当前给出空前力度吸引人才的城市中，许多都是国家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大都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都市的房价居高不下，远远超出普通人的购房能力，即使是各地大力引入的人才，也同样需要面对购房难的问题。因此，要长久地吸引人才流入，最重要的是解决住房问题。

高房价阻断了人才涌入大都市的通道。人才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城市的建设和兴盛主要依赖于优秀人才，大都市的高效率生产和经营也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大都市能够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参与其中，这是大都市能够维持较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均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为主，而高端服务业的核心是高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根本还是人才。然而，随着房价的高涨，大城市生活成本也随之高攀，对那些拥有创新活力的年轻人而言，特别是那些必须依靠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的年轻人而言，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压力巨大，甚至难以承受。以北京市为例，据统计，2016年北京平均工资为6906元，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往往还达不到平均工资水平，但北京五环内的房价早已经突破6万元每平米，换言之，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年的全部收入也仅够买一平米的房子，但实际上他们扣除食宿和日常开销等必要的开支，一年剩余收入非常有限。因此，绝大多数年轻大学毕业生在刚工作的前几年时间里，以租房为主。调查显示，2017年初，有购房意向的消费者在过去几年中第一次跌到了20%以下，只有19.76%。相较2016年的22%，2015年的27%，有着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即使是租房，成本也同样高昂，仍以北京为例，新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往往需要到五环以外寻找合适的租住房子，并且所交房租往往占其收入的一半以上。尽管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是典型的高房价城市，但对于其它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来说，情形也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住房问题是困扰人才长久居留的重要现实问题。

高房价还抑制了企业的成长。对企业而言，劳动成本是其一项重要的成本支出，对高新技术企业而言，人才成本的支出更是占到大头。然而，随着房价的高企，用人成本也会随之迅速攀升，否则就难以吸引到人才和劳动力。不仅如此，高房价也使得企业的办公成本陡升，这也同样使得一些企业被迫搬迁到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办公或生产。2017年6月，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企业家代表纷纷表达了人力成本上升以及房价高企给企业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家们担心，如果房价以及人力成本持续高涨，他们可能要选择离开北京转向外地发展。而对于初创的微小企业而言，高房价和高人力成本意味着他们真正能够用于生产、经营和创新研发的资金只能进一步压缩，这不利于企业，尤其是具有较高风险的高技术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而且这种格局显然也与国家大力提倡的“双创”计划相悖。

高房价导致的人才外流以及企业外迁可能在短期内对大都市的影响并不明显，然而，时间一长，这种影响却是深远的。当各行各业都缺乏高素质人才，缺少研发团队时，行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也就不复存在，大都市的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到明显的抑制。以北京和上海人均GDP的对比来加以说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2012年以前，上海人均GDP一直高于北京，但在2012年以后，情形正好相反，北京人均GDP超越上海，这其中，有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更有人才的因素。北京比上海更早实现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特别是高端服务业更加集中，而上海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例明显高于北京，更重要的是，北京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上海。2010年上海市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2.78%，明显低于北京的20.20%。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大城市都不可能依靠制造业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具有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控制力的特征才能支撑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而高端服务业依赖于高端人才。可见，人才对大都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年轻化是国际大都市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发达国家都在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但对于国际大都市而言，它们所面对的是趋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这主要源自于以年轻人居多的外来移民人口。而要吸引年轻外来人口，显然需要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而高房价则恰恰是吸引外来人口的一大障碍。

应当看到，人力成本和房价的高企，其核心还是房价的高涨。因此，要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高涨，仍需从解决高房价入手。尽管2017年以来，中央和各地政府都相继出台了各项严格控制房价上涨的政策，然而，房价也只是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面对已经高涨的房价，小幅度的下降已经无法解决实质问题，因而解决大都市高房价以留住人才的问题还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措施。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是大都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大量的外来人才进入，将推动都市圈内人口结构优化和竞争力提升。

我们应大力发展围绕大都市核心区的卫星城，并及时配套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和便捷的轨道交通。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实际上已经进入大都市圈发展模式，准一线和二线城市也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即已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由单一城市向卫星城转变，城乡一体化进程早已突破了大都市自身的行政边界。因此，解决大都市人才与经济发展问题显然不能局限于行政边界范围，而应着眼于大都市圈范围，充分发挥核心外围模式，构建国际都市圈的圈层发展模式。综合公共交通体系规划，应建设与城市规模和交通需求密度相协调的交通设施。应该进一步提高轨道交通路网密度。轨道交通应构成公共交通的骨架体系，特别是在连接中心城与远郊区之间，以及远郊区之间。此外，还应进一步增加公共汽车服务网络与轨道交通网络的配合度，这一服务网络一方面发挥着轨道交通的集散作用，另一方面独立构成了深入街区的公交服务体系。

如前所述，在引领科技发展、引进人才方面，美国无疑是世界的标杆。虽然美国没有为大都市区专门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但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多的惠及了大都市区。美国的人才引进遵循“鼓励技术移民，增加外国人才的签证，聘任外国专家”的系统法规和机制。美国的经验是动用国家、社会和企业多方面的资源，形成引进人才的立体政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大都市区的卫星城模式，便捷的交通和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使得大量的人才和劳动力得以在房价较为低廉的大都市区卫星城居住，从而为大都市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些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值得中国各大城市学习和借鉴。

（王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室室主任，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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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王智勇.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对威廉姆森假说的一个检验[J].南京社会科学，2018(3):51-62.

②张占斌.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辨析[J].人民论坛，2015(8)下:14-17

③《人才强国战略干部读本》编写组.人才强国战略干部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68.

④李其荣、倪志荣.当今世界人才争夺战的最大赢家-美国人才引进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J].学术前沿，2012(8):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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