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

二战后，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崩溃后，企图继续执掌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话语权，致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发展，至今难以摆脱西方文化的窠臼。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为构建具有高度自主性、强大道德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的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魔咒

二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很多殖民地人民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独立地位，建立新兴民族国家。 “后殖民主义”，主要指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为在文化上延续对曾经是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主导，而产生的思想、学说与政策。后殖民主义的率先提出者和主要倡导者是一些西方学者，但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曾出现大批跟进者，其主要观点是殖民主义时期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上所持的西方视角，以及一种以西方文化和价值标准为中心的判断体系，造成文化理解的误差和文化霸权的姿态，学术界应该通过批判西方文化殖民主义为非西方国家争取话语权。作为一种政策，后殖民主义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对新兴民族国家进行政治拉拢，经济援助的同时，显著加大西方文化在非西方的传播与推广力度，以求这些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

无论是西方国家旨在把以往二三百年对前殖民地国家的话语权继续掌控在自己手中所做的尝试，还是曾沦陷为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为夺回自己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都没有摆脱西方文化框架的局限。从殖民主义时期不需要、不允许殖民地人民表达利益诉求，到二战后由西方国家代替前殖民地国家表达利益诉求，再到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学者力争为自己表达利益诉求，西方在话语权方面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无论“不许说”还是“允许说”，“由你说”还是“由我说”，在“说什么”这一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殖民主义依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坚信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与楷模。一些后殖民主义学人对历史上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反省，但这种反省的起点依然是西方的视角。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振兴本土文化付出巨大努力，但到头来他们有关获得文化自主性尝试的成败，依然由西方论断，或使用西方文化术语及观念来界定，其成果充其量也不过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修订、补充与完善，其贡献也仅仅在于延伸与扩展了西方文化，而非在西方文化之外创设和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 。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不仅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文化发展也欣欣向荣。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元素、中国方案、中国故事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与关注。

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此后，以“合作共赢”方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时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中国元素融入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辐射力日渐增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出版以来，至今有20多个语种出版发行，全球发行量已达625万册。海外围绕“中国”话题的论坛和峰会层出不穷，一些中国影视作品纷纷走出国门，受到国外观众的喜爱。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目前已有近70个国家将汉语教学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从2004年3个国家3所孔子学院起步，14年来，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

文化自信最重要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自身道德与能力的高度认同与认可，对自身奋斗目标的崇高性、正义性与正确性坚信不疑，对国际社会的是非曲直有属于自己的衡量与判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它既构成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政治发展的精神支柱。

文化延续性对文化自信的树立具有重要影响。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却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地本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巨大的伤害与侮辱严重伤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近代中国也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与凌辱，但国家没有灭亡，延续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也没有枯竭，并未曾中断。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根、智慧之源的中国文化，依旧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古老而常青的光荣与梦想。

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救亡图存的抗争，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危机意识；在革命中获得强化的政治主体性，保证了新中国诞生后一直以独立自主的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而诸多曾沦为殖民地的新兴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认同感长期处于不成熟的、不确定的与碎片化的状态，因为其形成过程几乎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化的推广是同步进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根据自己国情，选择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而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缺乏足够肯定与信心，自然难以独立自主地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做出正确选择。二战结束以来，许多新兴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选择对西方世界的追随，很大程度上在于后殖民主义学者声称，“西方模式是一个普遍性的发展模式，而不仅是为了某个特定的叫做‘西方’的地理区域而存在的。”^①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不遗余力地在这些国家推广以新自由主义为引领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价值。但实践表明，“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②西方模式、制度与价值并不能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水土不服的政治制度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紧张、失序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复兴展现光明前景

季羡林曾说过，“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化大国，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在完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朝气蓬勃、硕果累累，思想文化创新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中国对世界的经济贡献与国际地位不相称的情形正在发生改变。

殖民主义时期，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出独树一帜的革命文化。冷战时期，中国先后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与第三世界的代表，以对立、对抗与革命的姿态界定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期间，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种，诞生在拉美的“依附理论”，则主张与西方“脱钩”是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依附的唯一途径。但实践证明，这两种做法都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冷战结束后，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秩序的参与者、支持者与贡献者。从革命文化转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以及在文化创新方面的积极作为，正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引领与智力支持。

自主地摆脱西方文化霸权，通过创新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保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正确选择。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文化上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将西方文化奉为真理，倾向于用西方的思想与学说诠释中国本土的实践与经验。近年来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显著提升，使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从学习借鉴为主转向到自主创新为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实践出真知。近代以来，无论在政治学领域还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国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重大理论创新，从“三民主义”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一不是革命领袖、国家领导人的贡献与建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同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缺乏应有的作为。究其原因，明显在于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与理论来自领导武装斗争和治国理政的实践，并不断通过实践获得检验。例如，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尔和两名同事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中创造性成就”，中国只列入一项，即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与政府”。^③毛泽东之所以取得被西方国家学者高度认可的理论成果，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在书斋里做学问，其成果往往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很少经受实践的检验，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从理论逻辑转向实践逻辑，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真正希望所在。

（李文，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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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Lerner, D.(1967).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D. Lerner & W. Schramm(Eds.), Communication chang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pp. 114-115).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East-West Center Press.

②《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3月20日 。

③丹尼尔﹒贝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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