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的眼光来看世界，我们称之为“中国视角”。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而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以“中国视角”来审视世界的人。以中国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同样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探索的，这个过程历经了从“洋务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近180年的历程。从中国文化视角来阐释“中国道路”并进而认识世界，由此形成的思想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学派”。

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中国学派”的争论颇多，有的学者认为非西方力量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学派”的兴起；有的学者则以科学研究的“普遍适用性”为由否定“中国学派”；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学派”即便存在，但必须在国际比较中产生，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它们都首先必须着眼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就是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其次反映中国的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也就是中国思想的“国际意识”。

中国的大国成长进程呼唤“中国学派”

中国的崛起进程，无论从规模来看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衡量，都是一个大国成长的进程。大国的成长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成长，尤其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的增强，这是一个国家崛起为大国的基础性实力；而且，还需要精神因素即软实力的崛起，包括文化、学科、理论等，这些精神性因素为大国成长的物质性因素提供了理论合法性阐释。一个大国的崛起进程要具有持续性动力并持久不衰，这二者缺一不可。也正因为如此，当前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学派”。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发展迅速，短短的30多年，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对国际体系有深远影响的大国，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的理论无法跟上实践的步子，因而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实践，由于理论的创新并非一蹴而就的，所以中国道路的实践面临长期缺乏理论支撑的问题。

其次，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所遭遇的问题，远比经济转型更为复杂。对于经济转型，我们容易找到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但是，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经济动力问题、政治稳定问题、国家治理能力建设问题、中国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区域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全新的问题等，这些都是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派都没有解答的问题，而这些领域也恰恰是“中国学派”最有可能生成的空间。

再次，从国际战略和大国崛起的角度看，大国成长的基本理论我们可以找到，但大国崛起之后如何避免陷入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①的理论似乎很难找到。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都无一例外地陷入大国崛起的历史周期律，即大国崛起——对外扩张——国家衰亡——主导权移交。原因就在于西方大国在崛起的进程中是以物质性的硬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尽管有的国家本身文化底蕴深厚，甚至并不缺乏软实力，也不缺乏自己的思想体系即“学派”，但一方面，武力扩张伤害了文化等软实力，另一方面，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支撑的理论体系是为国家的武力扩张提供理论支持的。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国要舍弃西方所有为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的一切理论，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理论。从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要追求高质量的、可持续性的现代化；从国际格局来看，中国立足于国际舞台的中央，必须要追求一种可持续新的成长动力。因此，中国需要拥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要拥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简言之，中国需要拥有一个“中国学派”。

支撑“中国学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存在先天不足

任何“学派”都是在一个知识体系即学科体系支撑之下而存在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支持之下成长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有先天不足之处，这种先天不足表现为学科体系长期来是从外部移植进来的，缺乏原创性。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实际上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苏联，二是欧美。尽管这种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一些实际的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使中国学会了国际游戏规则和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然而，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且作为一个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大国，如果仅仅靠移植外部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来支撑自己的大国地位，无论如何都是有风险的，是不可靠的，也是不会持久有效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越发展，就越暴露出移植的哲学社会体系的弊端和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张，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大国成长的战略考量，更是为中国在未来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战略安排。

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来构建“中国学派”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立足点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所谓“中国风格”就是用中国话语来阐释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所谓“中国气派”就是体现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正如习近平所说，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原创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系统性与专业性的结合，构建“中国学派”也是一样。

一是要坚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而不衰，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来越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总是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也会受到影响，其发展的脉络也充满了曲折。但无论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跳出文化自负和文化自卑的窠臼，树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向，使之在现代化的进程产生新的价值。

二是要正确对待现代文明成果。厮守传统固然重要，但这并非对文化唯一正确的态度。传统是基础，文化更要发展，而现代文明的成果代表了文化的最新发展状况。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吸纳现代化文明成果，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才具有可持续的成长力。既要善于吐故纳新，也要善于以新破旧。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我们要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融入现代科技文明的大潮之中。

三是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之中而走到今天的，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才能够真正崛起为大国，拒绝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必将被文明的洪流所淹没。今天，中国虽然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需要向西方学习，向其他国家学习，尤其是学习他们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甚至包括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不要根据文化的来源地来决定是否接受它，而应该看这种文化是否处于世界潮流之前而决定是否吸收它。对于那些先进文化，无论是来源于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要敢于也要善于持“拿来主义”的态度。这才是“中国学派”得以创建的思想前提。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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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详见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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