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曝光其潜伏在柬埔寨越南的经历

为中国赴越南的特工人员之一，今年82岁的黄时明在“隐藏”33年之后，首次向笔者揭秘自己在越南8年的特工经历。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秘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接到组织调令，我既兴奋，又紧张。即使在刚刚踏入隐秘战线的那一刻，我也够大致猜测到这种工作的艰难性和危险性，但我更加明白：一个革命者，必须随时随地听从党的召唤，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坚持到底，战斗到底！

  
    集中训练-奉派出国

  
    我潜回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紧张的学习是我无暇分心考虑未来的工作。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了我的工作方向，组织上曾有不同意见：有人主派我到南越工作，因为那里的工作更需要我；也有人主张我返回柬埔寨，因为我对柬埔寨的情况更熟悉。

  
    1959年元旦后，领导找我谈话，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越南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一起迈出国门，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为方便工作，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根据组织要求，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了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咄咄逼人的美国军事机器：美式战车、运兵车，大摇大摆的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警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使得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摆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越南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其时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向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但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情报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我们得当，无怨无悔地奉献设自己的一切。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给我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省份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常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领导在下达这一指令的同时，还表示：“建成这条交通路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白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伸手朝他们要钱?可是，作为共产党员，我又无权向党组织诉苦，因为1959年的秋冬，整个祖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国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伯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我的命运早已决定，我的一切，属于祖国属于党，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短暂的休整之后，漫长的战斗即将来临。

  
    违背规定-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上级“建立运走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白己的真实身份，其次，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 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根据他们的解释：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了工作，二则损坏了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亲身走遍了越、柬边界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撅。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给薪金，生活自然桔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自己，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不!作为肩负重要使命的共产党员，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从山密林之中，亲自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器，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入知道 ——为了完成党组织下达的任务，我必须自己一步步地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执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下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造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体谅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国的经济封锁，因此，自己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随机应变-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依我看，你大概是看那些廉价的特务小说看多了，所以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比我大几岁，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算是我的学长。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镰。我十分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滥发金圆券，周球则继续积极参加国民党在金边组织的各项活动，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迎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诫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好在萧先生完全没有城府，他坦率说：“我看你不像特务，他倒是很像特务呢。”我问为什么，萧先生说，“你看他，从台湾回来十多年了，除了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员，几乎从未做过其他的事。可是，他虽然不做任何工作，每天却仍然西装笔挺，生活十分惬意。除了在酒楼里请客，就是四处闲逛。口袋里的美钞，比柬币还要多呢!”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我知道，自己在1950年回国之前拥护共产党的公开表态，以及在1960年的突然返回金边，已经引起了我的对手——国民党特工——周球的高度警惕。既然我们今天(1962年)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这里也有个背景要交待：60年代的金边，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是比较公开和张狂的，他们公然叫嚣“反攻大陆”，但是我——中国大陆派出的特工人员，却绝对不敢公开去呼喊“解放台湾”。因此，在我和周球的斗争中，周的优势是：经费充足，在富裕的华侨群体中，敢于半公开地开展活动。

  
    不过，我虽然只能隐蔽地开展工作，但因为我在暗处，也就比较容易隐蔽自己。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已经不缺“经费”了——我已经大致“创业成功”，积攒起了许多工作经费。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主动出击”首先争来取接近周球。

  
    经了解，我得知周球特别喜欢读武侠小说，为了接近他，我也开始大量借阅武侠小说，井常常站在租书店的武侠小说专柜前面，等待周球主动“上钩”来找我。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正站在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台湾作家柳残阳的武侠小说，忽然感觉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回头一看：正是周球。

  
    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儿时在一起玩的情况，越聊越热乎，最后还是周球憋不住了，他抛出了一个调查我的关键问题：“听同学们说，你在国内混得不错，怎么突然又回来了?”我知道，这才是周球找我的“正题”。

  
    “如果我对你说，我妈妈年纪大了，所以我就回来你一定不会相信，对吗?”我说。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感觉我不信？”周球听了我的回答感觉很意外。

  
    “咳，我的那种说法，只是用来应付关系一般的朋友。这些人才不管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我的这个回答，不经意间，把周球归入了和我“关系不一般”的人群。

  
    很快，我就和周球有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我们聊天的话题更加广泛，当然，对周球来说，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息“你为什么要从国内返回金边?”我呢，继续采取迂回战术，我说到了我们都认识的同学朱国明，朱曾是我们金边学校的篮球队长，回国后，1953年，朱成了“三反分子”，1957年，朱又成了“右派”；此后又被打成“流氓”……我总结说，“朱国明回国之后，倒霉透了，每次运动，他都有份，儿乎成了‘运功健将’了!”

  
    随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具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又跑回来。

  
    经过几次谈话，虽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我发砚，谈话之后，周球经常突然光顾我家，而且从不事先约定，总是突然敲门进来。不仅如此，我的邻居也告诉我，他们好几次看见周球站在我的大门口，既不敲门进来，也不转身离去……我知道，周球仍然对我充满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诈人靠近我的大门口，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因为找从侧面打听了，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确实不少，但是，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金边，那么他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可是他的岳父去世后，因为家产的分配，他妻子和台湾的兄弟们闹得不愉快。特别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周球早就知道我做生意很有经验，现在又恰好缺钱，因此非常乐意和我合作。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到了一大笔钱。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全都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能够最终成为周球的“朋友”，还得益于我的忍耐力。原来，周球有个毛病，他参加过抗战，接受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双重培训，而且口才也是雄辩滔滔，因此，他在和金边华侨的接触中，常常表现出狂妄自大，高人一等的气势。这种狂妄性格，华侨的中土层人物哪个肯买他的账?惟独我——金边的“华商新星” 常修文——愿意耐心倾听他的高谈阔论，从不和他争论、抬杠。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终于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1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周球决定尽快离开柬埔寨。此时的周球，早没有往日的张狂，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自己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坐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凶此他决定把自已的责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已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再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否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hao

共党一向对外慷慨，对内苛刻。难为那一代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