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连载（6-10)

6　伊沙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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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同意搞点民主游戏，以安抚一个爱闹事的民族
　　　　主义者。
　　　　民主党政府首相姜万赴法要求独立，西哈努克则继
　　　　续他在法国军校的马术课程。
　　　　手榴弹扔进了民主党总部
　　　　伊沙拉抵抗运动几乎席卷整个柬埔寨
　　　　山玉明、杜斯木成为最早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人
　　　　非共产党伊沙拉被招安

　　西哈努克回到柬埔寨不久，使遇到政治麻烦。一批知识分子掀起了民主风潮，发动者恰恰是皇族内部的亲王们，他们向国王的权力提出挑战。
　　当时，对柬埔寨的平民来说，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就连西哈努克本人对民主也知之甚少。因此，在这股风潮中，他并不像许多即将垮台的君主们那样顽固抵抗。
　　鼓吹民主最活跃的当首推西索瓦·尤德旺亲王。这时，他刚刚在法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而且娶了一位法国女人为妻。他的宣传在青年知识分子僧侣中产生了共鸣，他成了这些人心目中的“柬埔寨民主之父”，很快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他们不仅要求民主，连民族独立问题也提出来了。
　　法国政府看到了这一苗头。为了避免使这股势力走向与法国对抗的立场，法国建议国王搞一点有趣的民主游戏，以满足爱闹事的民族主义者的权力欲。国王表示同意后，便由法国驻柬当局和莫尼勒首相共同起草了一部王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法国在中东的附属国的宪法为蓝本，在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力的基础上，实行了程度极其有限的代议制，即允许成立一个只具有咨询性质的国民议会（相当于众议院）和主国议会（相当于参议院）。之后，西哈努克又提了两点修正案：一是国民议会议员应由男性公民普选产生；二是反对宪法中规定的宪法不得修改的规定。
　　与此同时，国王宣布各派政治势力可以组成政党，准备进行国民议会选举。
　　柬埔寨很快出现了三个主要政党。实际上，在这之前，政党已经出现了。最早产生的政党是自由党，它本是由法国策划成立的一个秘密政党，其领导人是诺罗敦·诺林德，此人有问鼎王位的野心。这个党的纲领是加强法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其成员多为皇族成员、柬籍华裔商业阶层和资产阶级上层。
　　另一个政党是成立于1946年4月的民主党。该党的领袖是西索瓦·尤德旺。他推崇法国社会党，法国政界中有许多他的朋友。由于在法国时间太久，他在柬埔寨缺少靠山和追随者，但对许多青年人来说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个政党是由诺罗敦·蒙达那为首的进步民主党。该党的追随者不多，其成员多为同他有联系的人和少数高级官僚。
　　这三个党中只有民主党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成员包括了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不少巴黎大学的学生，有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宋双，文学学士姜万和董写，以及《安哥瓦》报的前编辑沈法等。该党是唯一具有自己的思想、政策的全国性政党，各省有它的分支机构。它利用寺院、学校、政府部门的联络网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获得广泛的支持。此外，这个党还得到了西哈努克父亲的庇护。该党较强的组织性、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及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对法国当局造成了威胁。莫尼勒首相和法国人曾对该党设置障碍，如：禁止公务员参加任何政党，禁止向民主党和伪装的独立候选人提供新闻纸和汽油；法国警察和柬埔寨代理人对民主党的会议进行监听等。
　　在1947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获得了胜利，赢得了67席中的50席。自由党赢得了14席，进步民主党赢得了3席。大选以后，莫尼勒首相拒绝交出首相职位，理由是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显然这是无视民主党的胜利。法国对选举结果也大为不满。在选举后两个月，民主党的报纸就被查封了。最后还是由于西哈努克的努力，莫尼勒才辞去了首相职务，开始由尤德旺组阁。
　　1947年1月，国民议会正式开会。民主党议员通过了对愿意投奔政府的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力量“伊沙拉”分子实行大赦的决定。这使法国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宣布国民议会已成为一个叛卖机构。不久，法国军警逮捕了17名民主党成员，其中包括国民议会副议员沈法。法国人谴责他是与伊沙拉运动有联系的亲日秘密团体“黑星会”的成员。据说该会会员身上都有佛陀和黑星的纹身图案，他们专门为伊沙拉成员运送补给品。还有30名民主党成员也涉嫌被捕。其实根本不存在黑星会，沈法在1987年证实这一罪名实际上是法国人为恐吓民主党而有意制造的。
　　西哈努克不欢迎尤德旺，他认为龙德旺的野心不只是当首相，而是要当国王。刚刚下台的莫尼勒对他更是怒不可遏。莫尼勒很快创办了一份名为《野牛》的报纸，专门攻击和揭露政府的丑闻。后来西哈努克也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并以诺罗敦·托尔的笔名发表揭露民主党的文章。
　　尤德旺自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身体一直不大好。1947年7月他当上首相不久就在金边去世了。对于他的死，西哈努克并未感到遗憾。。
　　尤德旺的死对民主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它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法国殖民当局和西哈努克则利用这一机会，加紧削弱民主党。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宣布1947年底重新进行大选，其次是任命一个无党派的皇家成员组成过渡政府。民主党失去了对内务部长和警察首脑这两个关键职位的控制。
　　这时，柬埔寨又成立了两个新党，即由涅·刁龙、西索瓦·施里玛达亲王和朗诺领导的高棉革新党以及利姆剃领导的“全国联盟”。这两个党主张民族统一团结。高棉革新党拥护君主制，因为该党得到了西哈努克和莫尼勒的支持。
　　民主党尽管遭到削弱和排挤，他们仍锐气未减斗志高昂。大选之前，民主党举行了一次会议，要求法国当局释放因“黑星会”罪名被捕的民主党人，要求自1946年以来一直驻扎在越南的柬埔寨营撤退回国。但法国当局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
　　1947年10月各党开始竞选。在最后选举中，民主党又取得了胜利。它获得了73％的选票，夺得了54个议席。自由党取得了20个议席，进步民主党和两个新党未获得席位。民主党之所以获胜，第一个原因是它联系广泛的活动分子，像知识分子和寺院的和尚等。许多青年学生也参加了民主党的助选活动。在金边选区，一个叫沙洛特绍的技工学校学生和他的朋友英萨利，就是助选活动的积极分子。由于沙洛特绍表现突出，两年后，民主党新政府的教育部给他提供了赴法留学的公派奖学金。他就是后来的柬埔寨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民主党获胜的第二个原因是，该党提出了民族独立的口号。而其他各政党都没有公开自己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立场。
　　1948年1月，新一届国民议会组成，由民主党的游格任议长，民主党人姜万任首相。
　　这个新的民主党政府仍然得不到法国的支持，尤其是财政上的援助，所以一开始就面临着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民主党的新政府仍然坚持它的民族独立的立场。
　　1948年5月，姜万首相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出访法国，主要任务是谈判柬埔寨独立问题。然而在法国，西哈努克并未亲自参与谈判。他再次进了索米尔军事学院，继续进行马术和战术课程的训练，前后长达三个月。艰苦的谈判担子压在姜万首相肩上。这是一场毫无结果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姜万回到金边以后，面临一场政治危机。议会传出了丑闻，有人非法倒卖实行配给的棉线，几名民主党议员被牵连进去。其中一个是副议长赛尼昂，他因此被迫退出了民主党。姜万打算调查此事，但遭到议会中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因为这会损害民主党的形象。正在这时，警察总监严森波（尤德旺亲王的保镖）销毁了涉嫌议员们的全部档案材料。听到这一消息，首相打算解除严森波的职务，但未得到其他内阁成员的支持。姜万警告议长游格，这是在姑息养奸。面对这种形势，姜万于1948年8月辞去了首相一职。接替他的是宾努。他仍是民主党人。
　　这时，警察总监严森波的政治野心膨胀起来。在姜万辞职后的几个月，他就同11名议员背叛了民主党，同自由党结成了松散的联盟。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西哈努克的支持。1949年1月，严森波和他的追随者就搞垮了宾努政府。之后，议长游格向国王提出了几个首相人选，但被西哈努克拒绝了，他坚持让严森波担任首相。
　　严森波成为首相以后，成立了一个包括所有七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尽管一些小党在议会未占有议席。这时，民主党拒绝在严森波手下任职，他们要求重新进行大选。于是，西哈努克解散了议会。按宪法规定，大选必须在议会解散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但是西哈努克和严森波有两个担心：一是怕民主党获胜，二是怕整个社会不安定，因为农村许多地区控制在伊沙拉分子的手里。以此为理由，大选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严森波开始了没有议会约束的法令统治时期。
　　这种情况引起了民主势力的不满。到1949年底，亲民主党的学生们在英萨利等人的领导下进行罢课。
　　大选的无限期推迟虽然对民主党不利，然而民主党的损失还不仅如此。1950年1月14日，前议会议长游格被暗杀是对民主党的又一打击。游格正在民主党党部大楼里工作的时候，一个袭击者将一枚手榴弹扔了进去。游格受了重伤，不久就死了。袭击者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高棉人。他先承认是自由党员，后又否认。自由党领袖诺林德担心报复，急忙在听证会之前逃往巴黎。这时的警察首脑朗诺和殖民当局非但没有阻止他的逃离，而且还让他放心地走。法国殖民当局指责伊沙拉分子杀害了游格。也有消息说是殖民当局、西哈努克或者严森波杀害了他。也可能他们了解这个谋杀计划。
　　游格的送葬队伍有5万多人，其中有学生、政府官员、和尚和普通百姓。他们身穿白色的孝服，臂带黑纱。这是柬埔寨有史以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自发性的政治游行。西哈努克参加了送葬的行列，但是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游格的死和送葬场面。
　　大选的无限期推迟，议长的被暗杀，表明柬埔寨在运用西方民主模式过程中的失败。

　　“伊沙拉”（Issarak）意为“勇猛”，伊沙拉运动是40年代出现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众多的抵抗运动的总称。
　　最初的伊沙拉运动兴起于被泰国占领下的马德望和暹粒两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在柬埔寨的法国殖民当局向日本妥协，成了日本军事当局的附庸。这一形势助长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势力。这时，一个名叫卜昆的从柬埔寨退休的行政官员逃到了曼谷，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逃亡者组织，后来称高棉伊沙拉。法国人逮捕了山玉成之后，他的经济部长巴春逃往越南，在越盟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高棉独立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的一些领导或被捕或投降，还有一些投奔了越盟。巴春和他剩下的追随者加入了在泰国的逃亡组织。这个伊沙拉组织的活动地区就是泰国占领下的马德望和暹粒。后来，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由巴春领导的流亡省政府。这个流亡政府得到了泰国政府的支持。
　　差不多同时，在柬埔寨境内也出现了一个伊沙拉组织。该组织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群众骚动中形成的。这个组织称尼哥姆伊沙拉，也称高棉自由阵线。该组织在金边有广泛的支持者，一部分政府文职人员、工人、学生响应它的号召，加入了它的游击队。
　　1947年11月，马德望、暹粒等地又划归柬埔寨。这以后，泰国对巴春领导的流亡政府的兴趣就大大减弱了。他们在同法国殖民当局达成协议之后，巴春便于1946年4月宣布向政府投降。当1947年西哈努克发布大赦令时，这个伊沙拉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他们基本上都加入了民主党。但是，另一部分伊沙拉分子没有投降，这就是由达春领导的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他们仍在马德望和暹粒坚持武装活动。他们同人民党有一定联系。正因为这种联系，民主党领袖沈法等曾因“黑星会”一案而被捕入狱。
　　达春原是柬政府军士兵。1943年他开了小差，在泰国的支持下，在马德望和暹粒开展反法的武装活动。1947年2月，他同越盟在曼谷成立了一个“高棉伊沙拉一越盟联合指挥部”，他任司令。到1948年初，达春成了越盟的附属机构高棉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和该机构的军事指挥官，总部设在昆仑岛。
　　同越盟联系紧密的还有两个伊沙拉组织。一个是由暹亨领导的，另一个是龙波烈领导的。
　　暹亨出生在交趾支那的华裔高棉人家庭。1945年他就成了共产党员。他对50年代的抗法斗争起过主要作用，但后来他脱离了政治。他的妻子的侄子也是华裔高棉人，名叫龙涅。此人1946年是曼谷法政大学学生。在那里他加入了泰国共产党。到了70年代，他的名字改为农谢，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1975年柬共夺取政权以后，暹亨因为是印支老共党人，同越南有密切关系而被杀害了。
　　1947—1948年活动在柬埔寨中部的两个主要伊沙拉组织是由诺罗敦·占达朗塞亲王和布山分别领导的。占达朗塞亲王的组织活动集中在磅士卑北部，磅同一带。而布山是个农民，进过监狱，刑满释放后成了伊沙拉分子。和达春一样，他也被说成一个刀枪不入的强人，到1948年底，他手下的武装力量达1千多人。
　　在靠近越南的几个省，越南人的抵抗部队对伊沙拉运动影响很大。这些地方的柬埔寨游击队常常是由越南人指挥。游击队员经常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政治学校的学习，在那里学习马列主义。
　　更加接近共产主义的两个高棉人是梅昂和索。他们两人都在1945年参加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梅昂于1920年出生于越南茶荣，其父为柬埔寨人，其母为越南人。二次大战期间他在金边读书。1942年僧侣大游行之后，他离开了首都。1964他化名山玉明。他采用了山玉成和胡志明两个反法英雄的名字。人们常把他同胡志明联系起来。山玉明在50年代成了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后来长期旅居北越。
　　索在30年代同山玉成一起当过和尚。他也出生在越南。到了1948年改名叫杜斯木。他后来成了柬埔寨劳动党的总书记。
　　到1948年底，高棉抵抗力量把国家划成四个军区：东南军区由高莫尼领导，东北军区由宋西江领导，西南军区由山王明领导，西北军区由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达春领导。
　　到了50年代末，由于西哈努克实行了三次对伊沙拉分子的大赦，非共产党影响的伊沙拉运动大大衰落，同达春的伊沙拉势力的谈判开始了。结果，他同意归顺政府，但作为交换，他得到了在暹粒省的行政权。实际上，这里成了他的封地和独立王国。
　　但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伊沙拉运动依然很活跃。

7　半个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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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在生日庆典上宣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讲稿
　　　　西哈努克收回了他的“阿尔萨斯一洛林”
　　　　西哈努克的50％独立

　　自1948年5月再赴巴黎进行独立谈判毫无结果以来，西哈努克考虑最多的恐怕是独立问题。就他的愿望来看，的确想尽快赢得王国的独立。然而在行动上，他始终挣脱不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他对法国怀有感情，不愿因独立问题同法国闹僵，总幻想法国能通情达理，和平地放弃对柬埔寨的“保护”。然而，这样一来，往往使人们感到国王并不真心地争取独立。况且法国并本理解和体谅他，也无意那样做。另一方面，他也想高举独立的大旗，通过同法国不妥协的斗争争取独立，从而赢得崇高的民族威望。然而最终，他没有不顾感情，公然以法国为敌。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采取了民主党的战略。无论如何他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好斗的民主党人。
　　西哈努克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他25岁生日庆典时明显地表现出来。
　　1947年10月31日是西哈努克25岁的生日，按照惯例，法国驻柬专员卢贝先生应在这一天到王宫来向国王祝贺，并发表贺词。法国专员的贺词内容也要在三天前通知国王，以便国王起草答词。一般来说，贺词不会涉及任何敏感的棘手问题，只是畅叙传统的友谊和称颂这种友谊的“万古长青”。然而这次贺词却非同一般。贺词对民主党争取民族独立的宣传给予了尖锐的回击，并表示，柬埔寨还不具备独立的条件，柬埔寨还没有足够数量的、胜任的军政干部和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如果法国给予柬埔寨独立，它就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
　　西哈努克对贺词中的内容感到棘手。不过他还是耐心等待他的法籍私人顾问马蒂维先生为他起草的答词，看他是否可以巧妙地避开那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果然，答词写得正如他担心的那样，使他非常为难。如果照稿宣读，人们一定会认为国王是在为法国的保护制度进行辩护。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经过一天的思索，他决定另起炉灶，亲自起草一份答词。在庆祝生日的宴会上，西哈努克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讲稿。他说，世界上有许多独立国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根本不能与柬埔寨相比，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也表现得很不得力，既混乱而又无秩序，而柬埔寨不然，一旦获得独立，决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显然这一答词同法国专员的贺词大相径庭。它像一颗炸弹，使会场顿时出现紧张气氛。人们都惊呆了，卢贝脸上也露出了难以掩饰的不满情绪。在场的高棉人在窃窃私语。
　　在10月31日生日庆典之前，西哈努克可以说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君主，对法国人的建议是俯首帖耳。但这一天，当听到“高棉人不配独立”的说法时，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尽管他的反应是克制的，但毕竟表现出了反抗的一面。
　　第二天，不少柬埔寨人对国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感到非常高兴。一些民主党人也前来觐见，祝贺他的转变。他们大概认为国王真的要同他们站在一起，成为民族独立战士了。
　　其实不然，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卢贝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果柬埔寨仅仅依靠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和制造动乱的家伙们，那末柬埔寨的前途是可悲的。事实已证明，多数民主党人，在他们掌权以后，不论在行政管理还是在经济管理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
　　到了1947年底，西哈努克仍然没有迎来独立的曙光。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失望。不过，使他能感到一点快慰的是，这一年，柬埔寨收回了1941年被泰国夺去的马德望、暹粒等领土。西哈努克称这是柬埔寨的“阿尔萨斯一洛林”。泰国并不愿意归还这些领土。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泰国站到了轴心国一边向盟军宣战，这铸成了大错。战后，它需要得到盟国的谅解，原谅它在战争中的行为，而且它请求加入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所以不得不放弃这两个省份。
　　关于移交这些领土的谈判是在美国华盛顿进行的。宋双作为西哈努克的高级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出席了签字仪式。蒂埃里·阿尔让海军上将代表法国在马德望举行了将失而复得的领土转交给西哈努克的仪式。
　　但是，关于柬埔寨人要求归还越南夺去的交趾支那的部分，法国却置之不理。尽管1863年柬法条约的策划者、当时的印度支那总督曾许下过诺言，但法国国会还是于1949年5月21日通过决议，把整个交趾支那永远划归越南。这样，就使那里的60万柬埔寨人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1948年，西哈努克继续就独立问题向法国发动攻势。在过当笃节（展览节）时，他写信给法国专员，要求法国承认柬埔寨的独立。他写道：“如果我谈到独立，这是因为这个词及同这个词有关的一切构成了解决高棉一法国关系的关键……我最渴望的是，我国人民能得到和平和自由，法国和我国之间达到完全谅解……我最关心的不是我的王冠，而是柬埔寨的主权。我最大的抱负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高棉王国。我所期待的不是同胞们的感谢，也不是他们的酬劳，因为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国家命运的预言家。我向法国保证我绝不提出任何有损于法国一高棉合作的要求，只要求我国能有权收回对于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缺少的那些东西，我对我的同胞们从来没有任何隐瞒。我并没有否认我的子民们还有缺点，也没有否认我们国家仍缺少有知识和有能力的人，更没有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经验还很不足，但我认为这些并不能构成我国人民行使主权的障碍。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不少独立国家也有盗用公款、政治丑闻、骚乱、造反、甚至是革命的发生！我以为不能因为对人们的这些缺点有某些看法，法国就不能尽快满足我们的正当要求。”
　　到1948年4月，法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法兰西联邦议会在凡尔赛就法柬关系进行讨论。由于议会中海外殖民地议员和议会中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议员加在一起成了多数，致使议会以76票比72票的多数通过一项确定法柬关系的新法规，以代替1946年法柬之间达成的协议。
　　严森波首相和西哈努克国王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要求法国给以更大的让步。1949年9月4日，西哈努克又写信给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就该年底的法柬谈判提出了几项基本要求：
　　（一）条约必须确定柬埔寨的真正的内部主权；
　　（二）法国承认的柬埔寨独立应该具有国际价值，应能得到世界诸大国的承认，以便使柬埔寨王国可以向国外派驻代表和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三）法国武装力量或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应该尽快缩小，逐步由高棉自己监督和管辖的和平地区取而代之；
　　（四）法国政府将同意赦免那些归顺的伊沙拉分子。
　　一个月以后，法国专员作了如下答复：
　　“1．陛下，我再次向您保证，法柬条约签字以后，我一定尽我的全部力量使柬埔寨的独立具有国际价值并为世界各大国所承认，以便使柬埔寨可以向国外派遣自己的代表并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2．关于权力的移交以使柬埔寨内部主权具体化的问题，我将尽力使条约中有关这方面的条款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形成和达成协议；
　　“3．由于最近已在暹粒省和磅同省成立了国王陛下直接管辖的和平自治区域，法国武装力量和混合部队的活动地区已开始缩小。达春及其所部的归顺是一个胜利，待高棉王国部队有了足够的手段之后，就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和平自治区域……对于那些已归顺了的或将要归顺的原来的敌对分子，法兰西共和国驻柬埔寨专员戴雷蒙先生在写给王国政府的信中，已表示对这些人要采取宽大措施。至于我本人，我准备赞成您给我转来的有关实行大赦的各种建议；
　　“4．……至于政治流亡者返回柬埔寨的问题，我已在10月22日给陛下的信中表示同意陛下乐意采取的绥靖政策。”
　　1949年末，西哈努克同严森波首相以及议长游格前往巴黎，进行争取独立的谈判。结果，签订了一个新的法柬条约，从而代替了1863年和1884年的两个条约。根据这个新条约，柬埔寨仍为法兰西联邦成员，其政府在外交方面享有部分权力，例如接受外国使团，经法国批准可以向外国派遣使者。此外，在一些地区包括马德望和暹粒省行使军事自治权。但是财政、国防、关税、治安等大权仍控制在法国殖民当局手里。柬埔寨几乎没享受自治权力，这就是西哈努克声称的“百分之五十的独立”。
　　民主党对此条约是远远不能满足的，这在巴黎的留学生中有所反映。他们对这个条约表示不满，要求西哈努克接见。会见是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克里茶饭店。参加接见的有一位是充当调停者的民主党高级人物。留学生们表情愤怒，对服务员端上来招待他们的香槟酒和小蛋糕不屑一顾，他们不停地谴责国王支持．“高棉民主的破坏者”严森波。他们对刚刚签订的条约表示愤慨，认为这是一场骗局。
　　1949年条约并不是柬埔寨获得独立的一个条约，但对西哈努克来说，这毕竟是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此，他要珍视这一成果，并尽可能实现和扩大这一成果。这以后，西哈努克努力争取各国对它的承认。到1953年，柬埔寨王国得到美国、英国、意大利、泰国、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35个国家的承认。1951年9月8日，西哈努克还派出了全权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并与盟国一起在“对日和约”上签字。
　　在军事上的自治权方面，也获得了进展。根据新条约，法国人将暹粒一磅同军事指挥权交给西哈努克，但要求王国政府能在这个麻烦的地区做出样子，以证明王国政府确有能力治理国家。在同该地区的伊沙拉运动的头目达春的谈判达成妥协后，达春归顺了政府，成了“四条杠”的司令，代表政府对这里实行自治管理。与此同时，在马德望等地的反政府运动也被降服了。只有亲越盟的伊沙拉运动还控制着一些地盘。

8　山玉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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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为山玉成回国向法国求情
　　　　　　　　山玉成凯旋
　　　　　　　　山玉成以怨报德

　　仁慈大概是西哈努克性格中的又一面。他在同他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他战胜他的敌人以后，总是想寻求和解，至少不愿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民族主义性格的敌人。对待山玉成就是如此。
　　山玉成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之后，被判20年劳役和20年国外流放，并在越南服刑。后来应西哈努克要求，法国政府把他引渡到法国，减刑并改为软禁，住在圣保罗德旺斯一座漂亮的别墅里。
　　在西哈努克看来，山玉成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尽管做了许多反对他本人的事。但他作为国王，作为民族主义的最高代表，应该原谅他的子民。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袒露了这种心境。他写道：“即使在他向我保证‘效忠’和‘感谢’时，我对这位死不改悔的阴谋家和叛乱集团的坏头目也没有抱过任何幻想。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他，应该给他重新报效国家的机会。”
　　另一方面，西哈努克也想利用山玉成为国内政治服务。如果在西哈努克的努力下，山玉成获得自由，他便会对国王感谢和归顺，这样，西哈努克便可以利用他控制民主党，“从而制服这个爱闹对抗的政党。于是，国王决定正式要求法国释放山玉成，并允许其回国。
　　从1949年起，西哈努克就对法国进行游说，但法国担心山玉成回国以后会造成更多的麻烦而迟迟未予答复。山玉成得知此事后，对国王感激得五体投地。他在给西哈努克的信中说：“陛下，我荣幸地向陛下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您在物质上对我的生活所给予的帮助，感谢您为使我获释并重返柬埔寨所做的持久的努力。我将忠于陛下，恳请陛下在我获释后，使我能回柬埔寨同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我再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这一年，西哈努克在访法期间，同法国政府进行交涉以后，法国政府部分地答应了他关于对山玉成减刑的要求，撤销了对山玉成的软禁，允许他在法国自由活动。这之后不久，西哈努克又写信给法国驻柬埔寨专员，要求“彻底撤销对这个柬埔寨人的判决”。后来，他又两次致信法国政府。在信中说：“我认为现在有必要重申我的这一要求，……我最近从山玉成那里获悉，他保证对我效忠。他的保证使我相信，他回到柬埔寨不会产生什么混乱，反而会再次证明法国最高当局是宽宏大度和言而有信的，这必将在我国引起极好的反响。”
　　但是，山玉成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1951年10月29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民主党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是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手里拿着小旗，上写“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种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西哈努克感到难堪。
　　山玉成回国，正值又一次全国大选刚刚结束，民主党再次获得胜利。新任首相、民主党的缔造者之一辉根托正在组织政府内阁。山玉成曾被邀请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但他称自己没有政治抱负，而拒绝接受这一职务。据说他想采取观望态度，一旦辉根托的政府垮台，他好上台组织他自己的政府。但这一说法还缺少证据，后来他对一个美国外交官说，他很久不在柬埔寨了，在接受内阁职位之前，他希望继续同各方面人士进行接触。
　　山玉成拒绝了政府的职务之后，便作为一个平民到各地旅行。每到一地，他的出现使民主党的反君主主义势力和一些佛教僧侣大为兴奋。而法国殖民当局则派出大批特务监视每一次群众集会。他们对山玉成在群众中享有的威望大为恼火。更使法国人生气的是，有一个美国使馆的文化官员陪同他巡访。据说，美国为他的巡回演讲提供了经费。而且美国人支持民主党政府。在欢迎山玉成的每一个集会上，均不挂国王的画像，而是挂游格和尤德旺的像。显然，他的活动具有反西哈努克的倾向。
　　如法国所担心的那样，山玉成在密切配合民主党的政策。1952年1月，山玉成出版了他的报纸《高棉人的觉醒》，该报竭力宣传民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政策。
　　1952年3月9日，山玉成同一位海关官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开车离开了金边，到柬埔寨边界检查海关的设施。走到了半夜，也未到达目的地。结果，他们碰到了驻在暹粒省的著名伊沙拉领导人高达的游击队。正好，山玉成一直打算加入伊沙拉运动。于是他成了高达的新盟友。他试图从泰国寻求支持，并建立自己的伊沙拉势力。但是他的努力未取得多大成果，只招募到了300人，其中多数是学生。
　　在金边，民主党政府对山玉成及其同伙的作为并未给予惩罚，于是民主党的反对者和法国人就谴责民主党政府姑息叛卖行为。山玉成投入伊沙拉运动，客观上挖了民主党的墙角，对它的威信造成了损害。
　　山玉成建立起自己的营地之后，便派代表越过柬泰边界，去寻求食品和医药援助。负责这一带边界的警察局副局长背叛了政府，成了山玉成的朋友。据说此人的行动得到了他的上级的支持。不管怎样，在以后的几年里，山玉成在这里是出入自由的。
　　山玉成的新盟友高达是一个亲泰反越的伊沙拉分子。山玉成还从其他非共产党的伊沙拉组织中寻找盟友和吸收新成员。这时，他还在泰柬边境招募了近百名青年男女，其中之一是高达的侄子新金，他和山玉成并肩战斗了20年。新金后来回忆说，1952年越盟曾派使者到山玉成的营地，要他派他的部队到越南作战，同时也建议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西北部同他的部队并肩作战。但是山玉成拒绝了，他担心越盟取而代之。尽管山玉成做了种种努力，但他的力量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后来，他以写信、发表声明等形式向世界领袖们宣传他在柬埔寨有强大的实力。其实不然，他既同金边的民主党断绝联系，又反对同亲共的伊沙拉运动联合。于是便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山玉成回国后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民主党对山玉成的姑息迁就，使西哈努克不仅对山玉成恼恨至极，而且对民主党政府也是气怒交加。法国人在指责民主党政府腐败无能的同时，开始策划整倒民主党政府。

9　国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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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再次获胜
　　　　马德望、磅湛、金边的民众又闹独立
　　　　摩洛哥军队从西贡到达金边
　　　　西哈努克解除辉根托首相职务，自任首相。
　　　　西哈努克和法国人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国王动了真格的——宣布解散议会，13名民主党人
　　　　被投入监狱。

　　1949年，诺罗敦·西哈努克解散议会，宣布无限期推迟大选以后，出现了社会动荡。民主党和其他一些小党拒绝同严森波的政府合作。于是1950年初，严森波在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以后，辞去了首相职务。西哈努克被迫挑选了非党派的、甚至非政治性的人物西索瓦·莫尼庞为首相。他是西索瓦·莫尼勒的弟弟，西哈努克的另一个舅父。
　　莫尼庞上台以后，柬埔寨面临着政治危机，围绕着宪政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抗。一边是法国人、西哈努克以及保守的政治家和党派；另一边是以民主党为首的民主改革势力以及武装抵抗运动。在各党之间也有分歧。民主党要求恢复1947年产生的议会，而那些在原议会中未占有席位的小党则主张重新大选。西哈努克为解决党派冲突，召集各党领导人达成协议。但僵局并未打破。于是，莫尼庞和他的政府于1951年2月辞职，又成立了一个临时内阁，但民主党拒绝参加这一新内阁。
　　为了平息政治危机，西哈努克被迫再度举行全国大选，产生新一届国会。西哈努克在巡视全国的过程中，强调人民应该忠于宪法和民主，从示他对民主的支持。但人民并不了解宪法和民主，其中大多数人把国王对民主的强调理解为对民主党的支持。于是在后来的选举过程中，很多人投了民主党的票。选举结果同前两次如出一辙，民主党又获得议会的大多数席位。在全部78个席位中，民主党得到了54席，自由党18席，新成立的小党“胜利东北党”获4席，高棉革新党2席。三个小党的领导人赛尼昂、朗诺和严森波均未当选。不久，民主党人辉根托出任总理，并组成民主党的新政府。
　　这一选举结果，使西哈努克和其他反民主党势力再次感到失望。西哈努克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更大的权力。他在等待机会。
　　民主党政府继续推行他们1949年制定的反法政策，继续进行争取独立的鼓动和宣传。这使柬埔寨的学生运动得到了鼓舞。到1952年上半年，学生运动出现了高潮。这时一个谣传说参与袭击山玉成总部的法军将要对平民施暴。于是，马德望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完全独立。在磅湛，学生们举行了反对国王的示威。在法国留学的学生也致电柬埔寨政府，要求独立。5月底，在马得望、磅湛和金边都发生了罢工和反法示威游行。在金边的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法国吸柬埔寨的血80年”。在马德望，示威群众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此过程中，还有两件事使西哈努克非常恼火。一是国防大臣宗云西秘密支持山玉成。他把法国援助的一批武器弹药和医药的一部分扣留下来，秘密运往山玉成的游击队。当西哈努克到一些自治区去视察时，一些皇家部队的军官向他报告了此事，说山玉成的部队装备着法国的新枪，兵强马壮，而皇家部队却装备陈旧，弱不经风。
　　另一件事是，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拒绝批准1949年签署的《法柬条约》。这使国王大受其辱。国王气愤地说：“如果你们否决了我，就请你们立刻就完全独立问题同法国政府谈判，你们可以利用全体选民们给予你们的权力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民主党的回答却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时机“还没有到来”。在西哈努克看来，民主党政府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简直是在捣乱。
　　6月初，民主党在金边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誓忠于国王。会议认为国王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大会选举著名的经济学家宋双为该党的主席。很显然，民主党准备与国王合作。但是西哈努克未予理睬。大会闭幕后两天，西哈努克在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王国议会（上院）上发表讲话，警告目前一党专政的危险。这实际上是对民主党发动攻势。但在讲话后，政府的信息情报部扣发了这个讲话达10天之久，它的法文本迟迟不予公开发表。这使国王十分气愤。不久，出现了反民主党的传单。传单要求解散国民议会；解除辉根托首相职务。支持革新党的传单从过路的汽车上撒了下来，显然该党的目的是激怒民主党，促使他们采取过火行为。
　　但是，民主党的反应是谨慎的。该党政府出动了警察，出示了必要的证据，对少数党领导人住宅进行了搜查，并扣留了朗诺、赛尼昂、毛赛和严森波，其罪名是私藏武器和参与了对游格的暗杀阴谋。
　　直到这时，西哈努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夺取民主党的权力。国王召见辉根托首相和法国专员。会晤期间，法国专员突然离开，迅速同西贡的法国当局联系，要求立即派一营摩洛哥步兵和一个武装的骑兵中队到金边来执行“10天任务”。
　　辉根托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民主党毫无准备。6月15日星期日上午，摩洛哥部队到达不久，西哈努克便宣布解除辉根托的职务，解散了内阁。他任命了一个新的非民主党的内阁，他自己接任了首相一职。他的堂兄弟施里玛达任国防部长，西哈努克父亲的老朋友沈法成了信息情报部长。
　　与此同时，法国派来的军队包围了民主党议会，坦克在金边的街道上横冲直撞。西哈努克向全国宣布，在以后的三年内，国王要直接领导政府，并向人民保证，最迟到1955年，将从法国人手中赢得柬埔寨的完全独立。他还宣称，到了1955年，允许全民无记名投票决定对他的取舍。
　　这之后，国王发布了一个禁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宣传鼓动。
　　西哈努克立即向外国使节说明了这一行动。他说，解散政府的理由是民主党统治下的政府极其腐败，对反叛的山玉成集团未能采取果断态度，对其他小党实行独裁，阻碍立宪君主发挥作用。
　　为了加强国王对局势的控制，前首相辉根托和国防大臣宗云西被派往国外当大使。宋双自知民主党已失势，辞去了该党主席的职务，不过后来，西哈努克又请他担任了首相。
　　西哈努克和法国人合谋把民主党赶下了台，但双方的动机却大不相同。前者只是想利用法国人的力量打垮他的反对派，镇压那些动乱分子，从而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力地位，然后在没有任何反对派的干扰下，沿着他自己设计的道路，一步步地走向独立。
　　而法国人的想法则是，以武力清除反对派势力，帮助西哈努克恢复他的权威地位，使西哈努克对法国的依赖性更强，这样就可以抑制西哈努克的独立要求，至少使他放慢独立的时间表。
　　但是，双方的目的都未达到。虽然，这时大部分权力回到了西哈努克手中，但斗争远未结束。
　　1953年1月，国民议会举行会议。民主党领导人决定同国王对抗。宋双辞职以后，斯外索出任民主党主席。他比宋双更加温和。1月11日西哈努克向议会发表讲话，鉴于国家处于危机状态，他要求议会授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说明国家的政治形势时，列举了金边、磅湛等地中学的罢课，越盟对一个省长的暗杀等，他把这些都归罪于山玉成之流。他指责民主党支持这些人。西哈努克要求民主党对国王的要求明确表态：要么表示赞成，要么表示反对。民主党选择了后者。于是，国王命令军队包围了国民议会，并宣布议会解散。
　　实际上解散议会是西哈努克事先就准备好了的。据莫尼勒亲王的回忆，一些民主党人对西哈努克1952年的行为极为愤怒。他们主张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并未形成有组织的行动计划，只是说说而已。但这被当作密谋计划传到了西哈努克母亲耳中。这位王太后十分恼怒，于是命令人草拟了一个法令，解散国民议会。她将这个法令送交西哈努克，让他选择时机宣布生效。民主党在国民议会上对抗国王的要求，就成了导致西哈努克解散议会的借口。
　　根据西哈努克签署的紧急法令，13名民主党人被投入监狱，其中有9名为议会议员，罪名是“密谋反对国家”。他们被关了8个月，一直未进行审讯。
　　至此，西哈努克收回了全部权力，实现了他向民主党夺权的计划。
　　对西哈努克来说，战胜了民主党，并不意味着消除全部威胁。使他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威胁，就是亲共的伊沙拉运动。如果说民主党还比较好对付的话，亲共的伊沙拉运动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

10　高棉伊沙拉和越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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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沙拉的来龙去脉
　　　　柬埔寨和越南的早期革命者共出一源
　　　　越南人对柬埔寨人说，柬埔寨革命要服从越南革命。
　　　　伊沙拉联合阵线
　　　　高棉人民革命党的章程是越南劳动党章程的简写本

　　高棉人民抵抗运动，即伊沙拉，几乎从一开始就同越南的抵抗力量有联系。越南抵抗力量的核心是越南共产党（1930年2月～10月，称越南共产党；193D年3月～1976年12月称越南劳动党）及它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解放同盟（简称“越盟”）。
　　到1948年，除了巴春领导的伊沙拉组织没有同越盟有直接的联系以外，大多数伊沙拉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同越盟建立了联系或受到其影响。造成这种联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法国殖民者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以后，逐步把这里的三个国家拢到了一起，建成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长期的殖民统治加强了三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二是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越南的革命势力成长较早较快，而且力量也较大，柬埔寨的反抗力量则弱小得多，兴起也较晚，因此，柬埔寨的反抗力量就不能不向越南革命力量寻求帮助、指导，互相联合和依靠。
　　1944年在马德望成立的由卜昆领导的第一个伊沙拉委员会，就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支持的结果。当时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青年郎中暹亨，就是后来在越南帮助下成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主要领导成员。
　　1945年在一座寺庙当巴利语教员的杜斯木，由于躲避美军飞机对日本占领的金边的轰炸，逃到了农村，后转辗到了越南，开始同印度支那共产党合作。越南的8月革命后，山玉明和杜斯木联合起来，领导了同越南联系最密切的伊沙拉运动。
　　山王明和杜斯木主张越柬团结共同抗法。他在越南的高棉人中招募支持者，并且得到越盟的支持和援助。1946年10月，山玉明在泰国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杜斯木则于1946年底在柬埔寨加入了印支共产党。以泰国为基地的巴春领导的伊沙拉委员会中的梅波，于1949年加入了印支共产党。
　　在伊沙拉运动中，领导着一个势力较大的伊沙拉组织的达春虽然并不亲共，但他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有5人是越南共产党人的亲密盟友，其中4人后来加入了印支共产党。实际上，该人民解放委员会一直受越盟和印支共产党的影响。领导东南伊沙拉运动的高莫尼，早在1947年就加入了印支共产党。所有这些伊沙拉领导人，后来都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成立了地区解放委员会。
　　柬越抵抗力量的这种联系，还为越盟的文件所证实。1949年旅柬越侨救国团的章程说，高棉和越南的革命组织“必须共同存在，互相帮助，交流创见和经验，有助于两个民族的彼此了解，切实实行棉越友好，在反对侵略柬埔寨和越南的法国殖良主义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两个民族的联盟”。
　　1949年初，柬埔寨人民解放委员会改成了柬埔寨民族解放委员会，其目的据说是为了“排除那些被认为太亲越盟的分子”，不过改组以后，在以达春为首的6名领导成员中，仍有3人是越盟的亲密盟友：梅波、廖高莫尼和梅蒙，他们分别负责通讯、经济和财政部门。由于作风专横，在1949年7月的一次选举中，达春被在曼谷建立第一个伊沙拉委员会的卜见所代替。卜昆成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首脑。据法国的情报说此人是亲越的，但人们对他的了解还很少。
　　卜昆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试图把所有的伊沙拉组织联合起来，但未获成功。1950年4月，廖高莫尼当选为柬埔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取代了卜昆。
　　进入5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柬埔寨抵抗组织日趋成熟，革命力量日趋壮大，而越南和柬埔寨的抵抗力量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
　　1950年3月，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德寿和越盟在南越的外交事务负责人阮清山，在柬埔寨与越南边界的河山会见了越南和柬埔寨的抵抗运动干部，共同讨论如何促进柬埔寨的革命。山王明、暹亨、杜斯木等参加了会见。阮清山分析了柬埔寨的革命形势。他认为柬的革命条件不成熟，首要的工作是传播马列主义和建党。他说，柬埔寨的革命应服从越南的革命。他预言柬埔寨人只有沿着越南人开辟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的同胞。这之后不久，高棉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便行动起来。
　　1950年4月17日，约有200名各抵抗组织的代表，在柬埔寨西南部举行了“高棉抵抗力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由山玉明在印支共产党控制影响下的各地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伊沙拉联合阵线。该阵线还成立了一个“人民解放临时中央委员会”，相当于一个临时政府。临时中央委员会以山玉明为主席。3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姜萨马、暹亨、杜斯木。他们均为印支共产党成员。原来的4个军区现划为3个：东部军区、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分别由高莫尼、山玉明和暹亨领导。
　　伊沙拉联合阵线的中央领导机构为全国中央常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山玉明，成员包括姜萨马、暹亨、杜斯木等。
　　伊沙拉联合阵线成立后不久，廖高莫尼领导的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同联合阵线进行谈判，试图加入该阵线。结果，这个第一个高棉伊沙拉委员会也加入了由印支共产党控制下的伊沙拉联合阵线。
　　作为临时政府的人民解放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后两个月，山玉明就宣布柬埔寨独立。这个临时政府立即得到了越盟和老挝抵抗组织的承认。联合阵线的伊沙拉武装力量控制了1／3的国土。柬埔寨这时有40名高棉党员和4名泰共党员。
　　1951年2月，印支共产党召开了第2次全国代表大全。这次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越南劳动党，因为该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越南人。同时也决定帮助柬埔寨和老挝的革命者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大会决议说：“由于印支和世界的新形势，越南将建立越南劳动党，制定适合越南情况的政治纲领和章程。老挝和柬埔寨也将建立它们各自的革命组织以适应它们各自国家的条件。”
　　1950年11月，高棉抵抗组织在越南北部举行会议，以完善自己的组织。其他几个印度支那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印度支那联合统一战线”，号召三国抵抗力量进行密切合作。参加这次会议的柬方代表是暹亨，老方代表是苏发努冯亲王，越方代表为孙德胜。这次会议的重要决议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革命基本任务是驱逐法国侵略者和美国干涉者，以便实现老、柬的真正独立”。不久，三国抵抗力量成立了“越棉老人民联盟”，并成立了联盟委员会，共同领导三国的抵抗运动。实际上在这个委员会中，越南人占统治地位。根据联盟的决议，越盟军队进入了柬埔寨，同高棉伊沙拉武装力量并肩作战。
　　1951年9月，高棉人民革命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山王明任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该党拥有党员1000人，仍接受越南人的指导，党的章程是用越文写成再翻译成高棉文，实际上是越南劳动党章程的简写本。
　　越、柬虽然有了各自的党组织，但越、柬混合的支部仍然存在，这些支部仍称作“印支共产党支部”。
　　尽管越、柬、老三国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盟关系，但伊沙拉联合阵线的高棉部队已达3500人，并且控制了全国2／5的地区。另外还有一批数目不详的区、乡游击队，它们主要活动在贡布、戈公、磅清扬、马德望和东北部的一些省份。
　　1952年，柬埔寨的伊沙拉联合阵线成立了一个“全国抗战政府”，由山王明任主席，姜萨马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全国的抵抗运动。这时伊沙拉军队已改编成高棉民族解放军。
　　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在整个伊沙拉运动中，尽管存在着对越南的敌视，但从总体来说，越、柬之间的合作是协调的。在整个印度支那，形成了统一的抗法战场和统一的越棉老人民联盟的指挥系统。这种协调一致的联盟的作用，在具有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那次战役中，虽然主要战斗力量是越南人，但老挝的抵抗组织“巴特寮”堵住了法国向奠边府增援的去路，而高棉的抵抗组织则切断了法国的通讯线路。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联合是建筑在越柬力量悬殊、柬埔寨对越南的服从和柬党领导人多数亲越的基础之上的。
　　同时，这种联合的思想种子早在40年代就播下了。在1943年3月，印支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就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越老柬三国的“印度支那联邦共和国”。直到一些老、柬人加入印支共产党之后，该党仍然坚持这个目标。这些高棉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们，就是在这种“合作”、“联盟”、“联邦”的思想和纲领的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并成为这一纲领的实践者。
　　然而，正是这一纲领导致了后来柬埔寨抵抗力量和党组织的分裂，以致再后来酿成了柬埔寨惨痛的历史悲剧。

柬埔寨經歷不少風雨才可獨立啊!

民主的实现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