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努克家族连载（11-15）

11　争取独立和日内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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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将私人度假改为正式访问，法国人措手不及。
　　　　西哈努克开始“独立十字军远征”
　　　　加拿大：西哈努克的第一个国际讲坛
　　　　杜勒斯的一席话使国王心花怒放，但话锋一转……
　　　　西哈努克在美国舆论界扔了一颗“炸弹”
　　　　在日本遭美士兵侮辱
　　　　第二次“独立十字军远征”受阻
　　　　柬埔寨是日内瓦会议的大赢家

　　西哈努克始终想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赢得柬埔寨的独立，即以和平方式，不伤和气地从法国手里要回柬埔寨的主权，结束法国对柬埔寨的“保护”。然而民主党人和伊沙拉武装势力则总是以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干扰、破坏和妨碍西哈努克的计划。
　　1952年，西哈努克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自己亲自接管政府权力。随后又解散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议会，并将其转变成没有任何立法权的咨询机构。这一系列行动，使他清除了政治对手，排除了有碍他实施自己独立计划的一切干扰和障碍。这时，他庄严地向他的臣民保证，他要用3年时间实现国家的独立，
　　1953年初，西哈努克开始了他的“独立十字军远征”。他以度假的名义前往法国。他之所以不采取正式访问的形式，是因为他不愿意给法国造成舆论上的压力。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不愿意使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为难，也不愿暴露我的意图，使人怀疑我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他对法国政府的体谅，是完全符合当时西哈努克的行动计划的。
　　法国巴黎非常愿意接待这位年轻国王。主人更善于为这位贵客安排度假，使他感到舒适惬意。国王下榻在美丽的拉纳普勒。
　　出乎法国政府意料的是，这位国王突然将私人度假变成了正式访问，而且要同法国讨论最棘手的独立问题。这使法国人措手不及。
　　西哈努克向法国总统樊高·奥里奥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示：“柬埔寨一致强烈要求独立。”随信还附了两个照会：一个是关于柬埔寨国内的不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军事、司法、财政和经济问题。
　　整整等了两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性急的西哈努克又写了第二封信。在信中，他把柬国内的军事形势说得特别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的有生力量就可能瓦解。
　　果然，第二封信发生了效力。法国总统写了回信，对国王的两封信作了答复，但只是表示“尽快地仔细地研究”。为了满足这位国王的自尊心，法国总统邀请西哈努克前往爱丽舍宫共进午餐。他终于有机会同法国总统讨论了。但讨论的结果令他失望。除了双方表示相互尊重的感情以外，一无所获。
　　西哈努克决定改变策略。他似乎对法国失去了耐性，试图采取新的方式对法国施加压力。他委托他的新首相宾努在巴黎进行这一艰苦的谈判，而他本人则游说各国，寻求国际支持和同情。
　　西哈努克的行程路线是加拿大——美国——日本——泰国。
　　他到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后，发现加拿大对印度支那人民很感兴趣。在西哈努克眼里，加拿大是自由世界的代表。在这里，西哈努克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国际讲坛，让世界听到了柬埔寨人的声音。他利用加拿大电台向世界说明他争取独立的理由。他说，柬埔寨面临着国内政治的极度动荡。这种动荡由于共产主义越盟和高棉伊沙拉的活动而不断加剧。而越盟和高棉伊沙拉正是由于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才使他们在群众中的势力不断壮大。要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就应该让柬埔寨独立。他还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本来，西哈努克对美国寄于很大希望，他指望获得这个西方世界霸主的理解和支持，希望美国对法国施加一些影响。但在华盛顿，他得到的是气恼。
　　美国根本没有把这位国王作为尊贵国宾看待。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没有举行任何宴会招待这位客人，而只是安排这位马术爱好者去看马戏。美国政府这种歧视性的失礼行为刺伤了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在美国所受到的冷遇，绝不仅限于此，他与国务卿杜勒斯的会谈更使他沮丧和恼火。
　　杜勒斯弄明白了西哈努克访美的意图以后，对这位国王先是表示了同情和理解，他说，法国应该尽早地给它的保护国以独立。
　　他还说他始终赞成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也非常理解柬埔寨的正义要求。他甚至向西哈努克保证，一旦共产主义使柬埔寨受到分裂的威胁时，美国将竭尽全力让法国归还柬埔寨全部主权。而一旦战胜共产主义之后，他将迫使法国给柬埔寨以完全独立。这些话使西哈努克心花怒放。
　　然而杜勒斯的话锋一转，使话题回到了严峻的现实。他接着说，在目前印度支那战争处于紧急的关头，法国还不能撤出柬埔寨，如果那样，只能有利于敌人——共产党人。杜勒斯不相信一旦柬埔寨独立，它的民族主义能战胜共产主义。因此杜勒斯的结论是：“没有法国的帮助，你们的国家就抵挡不住共产主义者的进攻。”
　　杜勒斯最后的这些话，使西哈努克对美国彻底失望了。但是美国之行也绝非一无所获。西哈努克一气之下，决定在美国发动一场舆论攻势。他在纽约以会见记者的机会向美国公民阐述柬埔寨人的立场和要求，争取美国公共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果然，这一着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舆论界起到了一颗“炸弹”的作用。《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詹姆斯写道：“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了结这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国王愤然离开了这个令他不快的国家，前往日本。在日本，他受到了有礼的接待。在皇宫里，裕仁天皇设茶点款待。但西哈努克知道，这个战败国不可能给他以任何帮助。他并不打算让这位天皇过分为难，只是让他了解柬埔寨的愿望之后便离开了这个国家。然而在这个国家，西哈努克同样遇到了不快。这是由于在这里的美国人造成的。一天晚上，国王打算到美国士兵举办的夜总会稍微松弛一下，不料却遭到美国士兵的拒绝，其理由是西哈努克是一位行为有欠检点的花花公子。这种侮辱性的态度，无疑增加了他对美国的憎恶。
　　西哈努克在美国的舆论攻势没有白费，在东京停留期间，他收到了杜勒斯的来信，要求国王同法国进行合作。法国人似乎妥协了，他们同意讨论柬埔寨的要求。与此同时，他也收到了宾努首相拍来的电报，说法国请宾努首相到巴黎去研究西哈努克的要求。这些消息使他看到了希望。当他回到柬埔寨，看到人民对他的盛大欢迎场面，犹如欢迎一位凯旋的将军时，他的信心更足了。
　　1953年5月，西哈努克国王回到了金边。从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路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车子几乎无法开动，人民不停地向国王欢呼。回到金边之后，刚从巴黎回来的宾努首相就将法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反建议交给了国王。法国的建议丝毫没有使西哈努克感到乐观。在军事方面，法国没有给柬埔寨更多的指挥权，而只是同意成立一个由高棉军官参加的联合参谋部，以代替原先的法国参谋部。在司法方面，居住在柬埔寨的法国人仍不受柬埔寨司法机关的管辖。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法国控制的局面仍保留。所有这些，使西哈努克不得不再次为独立奔走呼号。
　　为了摆脱法国的监护，西哈努克在军事自治区暹粒的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他号召一切伊沙拉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在这里，他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
　　国王的这些举动，显然暗示了柬埔寨很可能要对法国施加军事上的压力，甚至发展到军事对抗。
　　法驻柬军事总指挥朗格拉德将军意识到形势的不妙，惊呼：“西哈努克是个疯子，不过，是一个天才的疯子。”他在写给他上司的信中说，柬埔寨已经毫无希望，要控制柬埔寨必须再增加15个法兰西联邦营。他认为让这个国家独立，能更好地保护法国的利益。他向法国转达了西哈努克的许诺：“给我完全独立，我将把柬埔寨租给你99年。”在信的结尾处写道：“这个柬埔寨人是一个极其无用、敏感、愚蠢的老顽固，搧他耳光也没用。相反，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倒能使这个国家长期归属于我们。”朗格拉德的警告和建议，并未使法国政府做出及时的反应。
　　西哈努克决定再次进行“十字军远征”，在国际上发动争取独立的宣传攻势。这一次他准备到泰国，在曼谷向各国使节传播柬埔寨的声音。这位难以捉摸的国王又对泰国来了一次“突然袭击”。他未向泰国政府通报，便向泰国边境进发了。由于泰国边防对此一无所知，造成国王一行30多人在边境受阻，直到泰国官员前来迎接。
　　在曼谷，西哈努克满以为可以施展他的外交才华，但是，泰国由于在战争中加入轴心国，正力图向西方靠拢，所以不敢得罪美法，对他拒而远之，生怕招惹是非。普密蓬国王不敢接见他，泰国的披汶政府也不敢对他表示支持和同情，并且禁止他在曼谷从事政治活动，甚至不让他会见记者。当他在曼谷受到冷遇，他的计划处处受阻之后，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又回到了他设在暹粒省的总部。
　　回国之后，西哈努克的独立计划似乎有所改变。他决定进行军事动员，给法国造成更大压力，对法国的调子也强硬起来了。1953年6月，国王对一个来访的美国人说，法国现在是“柬埔寨·的头号敌人”。8月底，西哈努克召募了13万装备简陋但热情很高的军队，这一举动促成了法国的妥协。
　　其实，法国政府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除了驻柬法军首脑主张给柬以独立以外，来自法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报告也说，“对国王来说，独立也仅仅是独立。如果由于某种煽动政策使柬埔寨动荡不定，柬埔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来自越南的战况，进一步促使法国政府改变了对柬埔寨的不妥协态度。
　　到1953年，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已发展到转折关头，逐步从防御转入反攻。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在成功地发动了“边界战役”之后，又连续开展了“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等。1952年冬，越南人民军在西北部再次发动攻势，并取得胜利，从而使越南解放区和上寮人民抗法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越、老人民抗法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53年初，法国侵略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法国担心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真的站到胡志明的越南一边，共同对抗法国。而且，法国国内舆论也强烈要求结束这场“肮脏的战争”。这一系列的因素，迫使法国同西哈努克政府谈判，打算移交权力，承认柬埔寨的独立。
　　从1953年8月起，法国陆续将各项权力转交西哈努克政府。8月29日，双方签订的协议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将直到今天还在柬埔寨行使的一切治安权、司法权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10月17日，双方签署的协议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移交给柬埔寨王国政府，西哈努克国王可在王国领土上完全自主地行使一切军事方面的权力。”
　　独立文件签订以后，国王决定返回金边，以便确定一个黄道吉日宣布柬埔寨的独立。这个日子定为1953年11月8日。这一天是柬埔寨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为了欢迎国王返回金边，从暹粒到金边长达300公里的沿途所有村镇都装扮一新。成千上万的高棉人在道路两侧向西哈努克高呼“国王万岁”。第二天，西哈努克和驻柬法军司令朗格拉德联合主持了军事权力的移交仪式。、由法国人、突尼斯人、马达加斯加人，阿尔及利亚人、塞内加尔人和摩洛哥人组成的法兰西联邦军队接受了检阅，最后一次走过金边的街道，接着便离开了这个国家，开赴越南战场。
　　一周以后，由前议员组成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议案，宣布诺罗敦·西哈努克为“民族英雄”，以此表彰亲王为民族独立所做出的卓著功勋。
　　权力的移交并不意味着柬埔寨的完全独立。法国仍在控制着柬埔寨的经济。柬埔寨真正获得独立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
　　权力的移交并不意味着柬埔寨和平年代的到来。在国内有6个区域仍控制在亲共的游击队手里，他们仍在从事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他们的斗争到日内瓦会议后才告一段落。

　　1954年5月7日，是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最后一役——“奠边府战役”开始后的第55天。这天清晨，盘踞在坚固的水泥工事里的法军残部停止了抵抗。下午1时，法军指挥所里的德·卡斯特利将军和其他指挥官静静地坐在被重重包围的指挥所里，等待武元甲将军的受降。突然，一个越南士兵端着一支带刺刀的步枪朝指挥所里吼了一声“出来！”所有法军指挥官举着双手走出了指挥所。
　　历史记录了这一时刻：1954年5月7日17点50分。至今，奠边府的法军指挥所仍维持原状：东倒西歪的火炮丢弃在四周，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在这里挂起了一个铜牌，上面记录了那次著名的战役。
　　就在奠边府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于1954年4月26日开始，由中、苏、英、美、法等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会议分两部分，分别讨论两个问题，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奠边府战役结束后，关于印支问题的讨论才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参加的国家除上述五大国以外，有关的国家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及南越西贡政权。西哈努克国王派遣了两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一个是文职官员代表团，由外交部长狄潘先生带领；另一个是军事代表团，由涅刁龙将军带领。由于西哈努克本人作为国家首脑不能直接参加辩论，他就住在法国南方某地，用电话同他的代表保持联系，以便直接下达指示。
　　柬埔寨高棉人民革命党领导的伊沙拉抵抗力量，没有被允许作为交战的一方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只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中有两名伊沙拉联合阵线的柬埔寨代表干摩尼和梅夫。
　　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极力鼓吹柬埔寨亲共的伊沙拉力量是在柬埔寨独立地成长起来的，主张他们也应该在会议中和会议以后的柬埔寨政治中享有一定地位。这立即遭到了西哈努克的代表的驳斥。此外，柬埔寨代表还坚持越盟的势力退出柬埔寨。
　　为了说明谁是真正的柬埔寨伊沙拉抵抗力量，西哈努克也把巴春、布山和赛万风带到了日内瓦，称他们是真正团结在西哈努克政府周围的土生的伊沙拉游击队。
　　苏联代表莫洛托夫支持柬埔寨的抵抗力量，但西哈努克的代表毫不让步。直到7月19日午夜，代表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由于其他人都没有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对抗下去，各代表团的代表只好被迫宣布满足金边“小人物们”的愿望。这样一来，越南也不得不抛弃它的盟友。越南同意将其势力撤出柬埔寨，但条件是，柬埔寨必须严守中立，不能对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高棉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这样，高棉革命党人的抵抗力量在日内瓦会议上以及在以后的柬国内政治中没有能获得任何政治地位。
　　根据日内瓦和平协定有关军事方面的规定：撤出在柬埔寨的一切外国军队。“在停火今颁布后的30天内，高棉抗战军队就地复员。柬埔寨王国军队不得对高棉抗战军队有任何敌对行动。”这些国民应同其他国民一样参加国家公共生活。
　　在柬埔寨的和平问题上，没有出现像越南那样把国家分裂成两部分的状况。”协议确认柬埔寨为中立国。为了防止政府武装同高棉人民革命党人的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维持国内的稳定，保证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会议决定建立一个以印度为主席同时有加拿大和波兰参加的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在讨论该委员会在柬埔寨的活动费用的承担问题时，发生了分歧。柬埔寨代表狄潘外长坚持，柬埔寨政府不能承担这笔费用，因为在柬埔寨出现的军事对抗，责任不在柬埔寨政府，而在于越盟，因此应由越南承担这笔费用。
　　围绕这一问题，局面僵持了很长时间，会议又拖到了午夜，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苏联的代表对柬埔寨的僵硬态度有些忍无可忍，他觉得柬埔寨在日内瓦会议上赢得的已经够多了。他说，你们维护了你们的领土完整，支付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开支与这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狄潘感到了其他代表们的不满情绪，因而也就同意承担那笔费用。这一让步一下子扭转了会场上的气氛，响起了轻松热烈的掌声。
　　柬埔寨是月内瓦会议的大赢家。这对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是一个殊荣。为了祝贺这个小国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邀请了柬埔寨代表在日内瓦郊区的宅邸里共进午餐。席间，周恩来频频举杯，向柬埔寨代表和国王表示敬意和祝贺。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回到金边后，我的代表们向我称赞中国总理，他们被他迷住了……他们还对中国的美味佳肴大加赞赏。”

12　红色高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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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农家青年：沙洛特绍——波尔布特
　　　　巴黎留学回国的“巴黎帮”蔑视由印支共产党高
　　　　棉老战士组成的‘哆巴佬”
　　　　西哈努克一度起用了一批属于“巴黎帮”的青年
　　　　才子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崛起

　　西哈努克是日内瓦会议的最大受惠者。首先，柬埔寨的独立和西哈努克的中立主义得到了尊重；他可以通过日内瓦会议所规定的1955年全国自由大选来重新团结和建设他的国家。其次，作为西哈努克反对力量的革命势力，即被称作“伊沙拉联合阵线”的高棉抗战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主要是由于日内瓦协议中的两项有关柬埔寨的规定：一是在柬埔寨境内活动的“越盟”必须撤回北越；二是柬埔寨的高棉抵抗力量必须就地复员，参加未来的全国大选。尤其使西哈努克欣喜的是，日内瓦会议之后没有使他的国家像它的两个邻国（老挝和越南）那样处于分裂状态。
　　对于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这位特别易动感情的年轻国王喜形于色。他的确有理由踌躇满志，怡然自得。因为，登基十多年来，他为了民族的新生付出了心血。特别是柬埔寨这个东南亚文明古国在法国殖民主义占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在他手里重又恢复了独立和尊严。与此同时，左派革命也不再是他的心头之患。
　　这位年轻的国王盼望着实践他1952年向他的子民们许下的诺言：三年后实现彻底的独立。他要以一个现代的民主改革家，而不是以一个旧式君主的身份重新塑造他的新国家。当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展开美丽而宏大的想象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到，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正在柬埔寨悄然崛起。
　　红色高棉这个称谓属西哈努克首创。这一称号被用来区别于40年代在越南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西哈努克以这一名称专指新一代的、独立于越南的、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这一称谓后来被世界广泛沿用至今。它成了后来民主柬埔寨的代名词。
　　红色高棉及其代表人物的崛起极富有戏剧性。它是随着亲越的老一代高棉人民革命党人的失势而逐步兴起的。
　　日内瓦会议后，关于柬埔寨的两项决议部分地实施了。越盟在柬境内的武装力量撤往了北越，而高棉人民革命党则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彻底就地复员，将意味着革命就此完结；如果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那将违反日内瓦协议，遭到各方的谴责。于是，他们化整为零，一分为三。约有2500名高棉革命者随越盟军队撤离柬埔寨，准备在北越重新集结。这些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的精髓和骨干。他们中有1／3是伊沙拉联合阵线的军事人员，约有500人是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员，其中包括一些党的主要高级领导人，如党的中央主席、伊沙拉联合阵线主席、该阵线领导的“全国抗战政府’注席山王明，以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姜萨马·绍兴、梅波、农谢、内萨兰、高莫尼、廖高莫尼、索万、索平、洪春、严松等。
　　另一批约1000多高棉人民革命党人转入了公开的合法斗争，由龙松、高密等人为首组织了一个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
　　此外，还有少数高棉人民革命党人仍留在柬埔寨，从事地下活动。显然，这批人人数较少，而且力量较弱，他们致力于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是党的副主席杜斯木。
　　对左派革命力量来说，日内瓦协议的执行确实在柬埔寨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真空。然而这个真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新的力量填补了。这就是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前后回国的留法青年学生，即“巴黎帮”。
　　1949年秋的一天，在开往欧洲的一艘轮船上，有一位身材不高但十分结实的24岁的农家出身的青年。他荣获了这年的留学法国的政府奖学金，正前往巴黎就学。此时，他望着浩瀚的大海浮想联翩。他想象著作为柬埔寨宗主国的法兰西，想象着近乎梦幻般的巴黎，也想象着未来全新的留学生生活……这位青年名叫沙洛特绍。这只是他公开使用的名字，他另有一个化名叫波尔布特。不过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在法国时，他只向他的法国女朋友吐露过这个名字。回国后，他也一直叫沙洛特绍。只是到了革命胜利以后选举政府时，他才正式使用这个名字。在这之前，柬埔寨人始终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1949年出国留学的那个农家子弟。
　　以巴黎留学期间，沙洛特绍酷爱政治。这大概与他的社会联系有关。沙洛特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富裕的地主家庭，但他的家庭的社会联系却对他意义重大。他的一个哥哥在王宫中当一个小职员，他的一个姐姐是王家芭蕾舞团的著名演员，而且还为莫尼旺国王生过一子。
　　沙洛特绍前往巴黎留学时，只是一个技工学校的学生。正是因为1947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他为民主党助选有功，才被后来的民主党政府选中，授予政府奖学金出国留学。同他一起赴法留学的，还有其他20名青年。
　　他们乘坐的轮船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到达了马赛港。很快，沙洛特绍在巴黎同留法的柬埔寨进步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高棉学生联合会”。该组织内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个就是沙洛特绍参加的左派。他主张反对柬埔寨的君主制和法国的殖民统治。他们积极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以拯救柬埔寨，特别是柬埔寨的农民。这一点，在柬共革命成功以后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他们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偏爱。
　　这个左派中最主要的成员就是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他们及其他一些左派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50年，沙洛特绍、英萨利等10余人建立了“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英萨利任书记，沙洛特绍为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们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书籍。沙洛特绍读了大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感到困难。
　　1951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派沙洛特绍等三人作为高棉留学生代表，出席了由莫斯科发起在东柏林举办的柏林青年节。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来自印度支那革命者的代表“越南——高棉代表团”。来自祖国的代表赠送他们一面有五塔图案的奖旗、一些小册子和山玉明的照片。这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鼓舞。25年后，这面旗子稍加修改，成了民主柬埔寨的国旗。
　　高棉学生联合会的一些激进活动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后来，在法国政府的压力下，该组织被解散了。在这前后，在法国的一些激进派学生要求在法国流放的山玉成回国领导民主党进行议会斗争。秀木和英萨利也去拜访山玉成，向他介绍了柏林会议的情况。他们要求他支持在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然而山玉成拒绝了。1953年8月，沙洛特绍回到了柬埔寨，加入伊沙拉联合阵线，并在该阵线的总部工作。这时，他奉命从事群众发动工作，建立乡一级的伊沙拉委员会并发展成员。
　　不久，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了。根据日内瓦协议，柬埔寨革命力量出现了前边提到的一分为三的局面。沙洛特绍是留在柬埔寨继续进行地下活动的青年革命者之一。1955年，他和先后回国的20名留法同学被秘密派往金边。这时，党的机构极不健全，只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越南劳动党指定绍兴担任书记，负责农村工作。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杜斯木主要负责城市工作，同时也是高棉人民革命党金边委员会的书记。这时，沙洛特绍就在他的手下工作。
　　1953年，巴黎的高棉学生联合会被解散以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学生组织“高棉学生联盟”，其主要领导成员有英萨利、乔森潘、胡荣、秀木。该组织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56年，英萨利也回到了柬埔寨。他以历史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无疑加强了沙洛特绍等人的力量。这时，沙洛特绍、英萨利已有可能把他们身边的一批留法青年组织成一个集团。后来，他们被称为“巴黎帮”。他们不大重视、甚至蔑视参加过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高棉老战士，认为他们是一批缺乏理论知识的一“乡巴佬”。而那些土生土长的高棉革命者则认为“巴黎帮”根本光视柬埔寨国内条件，只会抄袭马列主义词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只这些。导致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革命路线上。高棉老战士认为，主要革命对象是美帝国主义；而“巴黎帮”则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权。在革命的策略上，老战士主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染指；而“巴黎帮”则主张切断同越南的联系，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
　　当国内的以沙洛特绍和英萨利为首的青年激进派形成一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时候，乔森潘、胡荣、符宁完成了他们在巴黎的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了金边。这些人当然也属于“巴黎帮”，也具有强烈的革命热情。但，他们同沙洛特绍派稍有不同。他们在政治上较温和，反对过分的强硬路线。他们比较倾向老战士的立场，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联合西哈努克。因此，这些人回国后并未立即转入地下革命活动。胡荣回国后，建立了一个私立学校，不久，又加入了西哈努克的“捍卫中立委员会”，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乔森潘回国后，办了一份报纸，因为宣传左派观点被警察查封了，他本人也被监禁了一个月。出狱后，他进入了胡荣的学校工作。宋成回国后，也成了一个教员，后来还参加了西哈努克的“人民社会同盟党”。然而，这些人仍然没有断绝同从事地下活动的“巴黎帮”的联系。
　　这些人的温和立场引起了西哈努克的注意。他们的高深才学也博得了西哈努克的欣赏。1980年，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称胡荣为“超级知识分子”。这些似乎多少抵消了他对这些人所持的革命立场的反感情绪。为了实现振兴国家的宏大目标，西哈努克一度大胆地起用了这批才子。胡荣后来成了他的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长，符宁成为国务部长，乔森潘成了商务部长。当1963年初学生运动高涨时，西哈努克加紧了对左派的排斥。这时，这些左派部长被解职了。
　　这批人同西哈努克的公开合作一直持续到1967。这年，发生了三洛的农民暴动。当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农民和城市左派的时候，他们才对西哈努克失去信心，进入了丛林，加入了早已由沙洛特绍牢固控制的高棉劳动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尽管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后没有直接投入地下斗争，但丝毫没有影响以沙洛特绍为首的左派集团在高棉人民革命党内迅速崛起。这个集团就是红色高棉和柬共的核心。
　　1955年，留在柬埔寨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所处的不利环境，又为这个左派集团在党内声望的提高提供了催化剂。这年的全国大选中，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全胜，取得了国民议会中的全部议席。这一胜利吓坏了人民革命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例如，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绍兴叛变了革命；·另一个主要领导成员N·T·农也自行脱离了革命。许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也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从而造成了大批党组织的瓦解。柬共的历史写道：“从1955年到1959年，农村地区的党委损失了90％的干部和党员。……只有10％的革命运动还在活动……”党的领导人的叛变和脱逃，以及领导作用的软弱无力，似乎证明了青年左派集团对老一代高棉革命者的蔑视是有道理的；同时，也向全党显示了这个集团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从而使该集团在党内的影响迅速扩大。
　　到了1960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再也不能容忍党的这种软弱无力状况继续下去了。这时，中央领导只剩下杜斯木和索平两人。很显然，年轻的激进派们开始问鼎党的最高领导权了。
　　在这种形势下，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0年9月在金边火车站的一所破房子里正式举行。共有21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建立马列主义政党”，取名为柬埔寨劳动党。大会选出8名中央委员，杜斯木为书记，农谢为副书记，他们同波尔布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英萨利进入了中委，为中央第5号人物。
　　这次选举是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进行的第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老战士派仍略占上风。在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除山玉明等几名当选委员仍在越南以外，两派各有三个中委。但书记和副书记均为老战士派。此外，这次大会仍有亲越的色彩，如党的名称仍效仿了越南劳动党。这反映了老战士派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这次代表大会是青年激进派的一大胜利。他们毕竟触摸到了人民革命党的权柄。几年前，还被人看作只会背诵马列主义教条的书生现在居然进入了中央领导层，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然而，尽管如此，对青年激进派来说，这并不意味着较量的结束。他们要继续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路线改造和重建这个党。
　　1962年的一个偶然事件为再次较量提供了机会。这年7月，中央书记杜斯木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这一事件留下了权力真空，从而引发了第二次较量。
　　这次较量是决定性的。它发生在1963年2月党的又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次，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激进派占了绝对优势。大会选出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央委员会，英萨利进入了常委。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由于他们之间的连襟关系（波氏夫人乔帕娜莉和英氏夫人英蒂丽是同胞姐妹），使这个权力的核心更加牢固。现在，权力基本上转到了“巴黎帮”手中。老战士派失势还表现在，党的路线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一，党决定独立地领导柬革命，这意味着割断同越南的关系；第二，党决定开始发动农村武装斗争，这表明，主张联合西哈努克的温和路线遭到了否定。
　　这次会议后不久，由于西哈努克加强了对左派势力的镇压，以沙洛特绍为首的中央机关进入了丛林。党的领导中心和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接着，武装的游击队便诞生了。这标志着红色高棉正式崛起。在以后的几年里，红色高棉成了西哈努克的主要威胁。

13　逊位“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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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01人投了白票——人民选择了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扔出了他的“逊位原子弹”——放弃王位，
　　　　　直接投身政党斗争。
　　　　　亲王成了人民社会同盟的主席
　　　　　人民社会同盟获胜，西哈努克推行一系列改革。

　　日内瓦会议和平协议关于柬埔寨的条款确立了柬埔寨的独立和中立地位。柬埔寨实际上也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1953年11月，法国正式将行政、司法、治安等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尔后，王国政府正式通知法国，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并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行使主权；1954年起又退出了法郎区，有了自己的独立货币瑞尔。这一切标志着西哈努克1952年向人民所，作的三年内获得独立的许诺实现了。
　　独立是西哈努克和平战略的极大成功，这成了他战胜其他一切政治势力的最大的资本。那些主张以武力实现独立的派别在西哈努克的成功面前都黯然失色了。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抵抗力量被取缔了，民主党也因失去了独立的旗帜而显得萎靡不振了。据说，山玉成试图向西哈努克政府靠拢，但遭到了拒绝，不得不又跑到泰柬边镜。
　　在这种有利的政治形势下，西哈努克决定在国内政治方面掀起一次新的改革运动。也像在争取独立时一样，他要按照自己的战略在国内政治方面确立一套新的制度。他计划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1947年宪法的修正案，然后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恢复议会民主。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最大的阻力来自民主党。民主党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受到了一些打击，但由于该党的领导核心又充实了新生力量，很快又活跃起来。该党反对西哈努克的的宪法修正案。根据修正案，妇女和男人同样享有政治权利；建立在各方面都有权监督国民议会的省议会；允许选民罢免他们选出的议员；国王有权让那些对议员不满的选区举行新的选举。民主党反对给绝大多数是王室忠实支持者的妇女们以被选举权；反对扩大国王的权力。而且他们反对修改宪法，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国王无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修改宪法。西哈努克则反驳说，让“人民直接参与协商比议员要好”，并说，1947年的宪法是国王“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因此，他有权收回这个宪法或进行修改。
　　西哈努克还遇到了来自国际监督和检查停火委员会的压力。他们也希望在原来的宪法基础上进行选举。否则他们将不负责监督1955年的议会选举。
　　对这些压力，西哈努克没有退缩。全民公决如期举行了。这之前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说：“如果喜欢国王就投白票，如果不喜欢国王就投黑票。……”有近100万人参加了投票，结果有925667张支持国王，只有1834张反对票。显然，反对票主要来自民主党和人民派。在计票过程中，国王下令逮捕了几个反对派的高棉文报纸的编辑，包括沙洛特绍的哥哥沙拉山。
　　在他的宪政改革道路扫清之后，为了更直接有效地投身政治，摆脱有职无权的王位的约束，西哈努克突然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宣布逊位，退出他坐了14年的王位。他称这一举动是他的“原子弹”。
　　逊位的确像原子弹一样在舆论界引起了爆炸。人们都纷纷猜测。美国的报道称，退位不过是一个战术行动，他是要摆脱他面临的困难局面，他担心在未来的选举中，他会被扔在一边。他要向他的政敌直接发起进攻。
　　的确，他决定直接从政，在选举中战胜他的宿敌民主党。当然，官方的出版物对此作了冠冕堂皇的解释，说退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总是被人民当作神供奉。总之，他想给人民必要的力量去战胜偏见和压迫，引导他们走向过去光辉的传统。
　　西哈努克打算把王位让给他的父亲苏拉马里特·诺罗敦亲王。他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文职官员。当他表示不愿接受王位时，西哈努克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于是他的父亲妥协了。
　　根据柬埔寨的传统，国王是由“王位最高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在法国人离开之后，王位委员会可以独立行使这一权利了。按照宪法规定，该委员会由佛教的两派（摩河尼迦耶派和达摩育托派）僧王、婆罗门教僧王、王室家庭会议主席、王国政府首相、国民议会主席和王国协议会（参议院）主席等七名高级官员组成。他们从安东国王的男性后嗣中选择新国王。西哈努克的父亲毫无阻力地在王位委员会中获得了通过。
　　这时，西哈努克以一个享有亲王头衔的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为了1955年的议会大选，他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党。1955年4月，西哈努克赴万隆会议之前，宣布建立他的人民社会同盟，西哈努克本人任该党主席。该党的纲领主张包含有最先进的佛教教义的社会主义。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的柬埔寨，恢复我们祖国过去的伟绩。”他宣称，“我们的同盟反对不公正、腐败、勒索、压迫和对我国人民和国家的背叛。”西哈努克亲自跑遍全国的省、县，向各地人民宣讲他的政治纲领，同时也回击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和指责。
　　该党的成员主要是高棉贵族、政府官员和职员。不久，朗诺在50年代初成立的革新党和桑·萨里的人民党、温长顺的国家社会党宣布解散，同时加入了人民社会同盟，准备同民主党、自由党和人民派进行竞争。
　　9月的大选到来了，但在这之前，尽管形势对人民社会同盟有利，西哈努克仍然加强了对反对派的镇压。警察的恐吓和暗杀活动也猖獗起来。几家独立的报纸被查封了，编辑被投入监狱。在农村，高棉人民革命党党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不断被捕，而不进行任何审判。在竞选过程中，武装警察经常恐吓候选人，殴打竞选工作人员，撕毁标语，破坏会场，威胁民主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有时，他们强迫选民宣誓投入民社会同盟的票。在有些地区，人民社会同盟官员公开向政府官员宣称，他们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同盟的80％的选票。
　　为了对付自由党的竞争，同盟将该党的主要领导人拉了过来。他辞去了自由党领导职务，开始支持人民社会同盟。选举之后，他荣升为第一任驻巴黎大使，1960年又调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
　　到了选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不是被投入监狱，便是躲了起来，不敢参加选举。
　　这一切为人民社会同盟的胜利提供了保证。选举结果，西哈努克的同盟党获得胜利，得了83％的选票和议会的全部席位，成了议会中唯一的执政党。民主党只获得了12％的选票，而人民派只得到3％的选票。
　　大选之后，人民社会同盟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将王国宪法中关于柬埔寨王国以联邦成员国名义参加法兰西联邦的自主国家改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并任命西哈努克亲王出任柬埔寨的内阁首相。从此，柬埔寨的政治制度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人民社会同盟政府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每年在广场上举行两次国民大会会议；内阁成员和议员回答国民的质疑；来自首都和各省的数以千计的代表同部长们以及各法定社团人员共同讨论与百姓利益相关的问题，如生活费用昂贵问题，污染问题，某部长、省长或某行政负责人贪污受贿问题，以及不同意某项法律和法令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阁员、议员。省长都应该对群众的意见作出回答。
　　“民众法庭”是政府倾听民众呼声和为民众申怨的制度。每星期两次由政府首脑召见那些绝大部分是出身最卑微的申诉人。然后诉讼人和被告在国王面前接受公正的判决。国王决不宽容那些权贵们，所以那些诉讼的百姓在民众法庭上都很直率。这种民众法庭不能代替国家司法机构，但它能使司法机关更秉公执法。
　　此外，西哈努克还在全国实行了社会保险制度。他创立并领导了全国互助慈善会，以救助丧失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救济基金一部分来自西哈努克的个人捐款，其余大部分来自富裕阶层的捐赠。当然富裕阶层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在西哈努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为了鼓励慈善事业，那些捐助者的名字刻在了他们捐助的学校、医院的匾额上，以示对乐善好施行为的表彰。
　　西哈努克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赞扬，促进了社会稳定。

14　中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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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要把柬埔寨建成亚洲的瑞士——永久中立国。
　　　　西哈努克说周恩来“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
　　　　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
　　　　西哈努克不能原谅的一种疏忽
　　　　美国人的拉拢计划泡汤，柬埔寨通过了中立法案。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介绍过的那样，柬埔寨有过辉煌的过去：在12世纪初，吴哥王朝的鼎盛时期，柬埔寨是当时东南亚最强盛的帝国。它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越南南部、老挝、泰国、马来半岛的北部和缅甸的一部分，几乎包括整个中南半岛。但后来走向了衰落。当法国人到来的时候，柬埔寨的版图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当王位传到西哈努克的时候，他已毫无能力去重振它古代帝国的雄风了，唯一可能的是如何摆脱亡国的命运。西哈努克的确要比他的先王们幸运得多，世界形势给他创造了机会。在战后世界殖民主义大崩溃的年代里，他抓住了机会，以和平方式赢得了独立。
　　柬埔寨能够永久地维护这种独立吗？这是西哈努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思考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他总结了自己国家的历史，也研究了世界其他小国的命运，最终悟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中立。他要把柬埔寨建成亚洲的瑞士——永久中立国。
　　这条原则并不是在独立以后立即形成的。这种思想最初是在1953年9月，法国向柬埔寨移交军队、警察和司法权力之后，由西哈努克的首相宾努表述出来的。那时，为了寻求国内的和平，他向亲共的伊沙拉分子和越盟发出了呼吁：“虽然我们不是共产党人，但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只要它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越南发生的事与我们毫不相干，”并且保证，独立的柬埔寨不会被人们用来作为反对越盟的军事作战基地。这个宣言引起了高棉抵抗力量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同时责骂，而责骂的用语就是“中立主义”。西哈努克对“中立”一词似乎没有感到有任何耻辱，相反得到了启发。从此，他开始把中立引入了他的外交政策。
　　十分巧合的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又规定了柬埔寨不得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得为他国提供任何军事基地的中立化条款。这正是西哈努克所追求的目标。后来，特别是在1955年以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中立政策便成了西哈努克的一面旗帜。
　　西哈努克的中立原则正式公诸于世，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万隆会议为西哈努克亲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提供了极好的场合。
　　万隆是印度尼西亚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1955年4月，亚非两大洲已获得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云集于此，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合作问题。大会于4月18日开幕，历时6天。有29个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代表团与会。这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完全由新独立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了战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的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在一些大国的领袖们，如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的共同努力下，大会成功地通过了反映亚非国家共同立场的以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十项原则，产生了以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心的万隆精神。
　　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恰好与会议的主旨相吻合，因此，他在这次会议上异常活跃。他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的声明”。他表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用来作为别国侵略的基地。他的讲话博得了周恩来的高度赞赏。周恩来对柬埔寨保持同法国的密切关系也表示称赞。他劝西哈努克，要当心美国，因为它“比帝国主义还要帝国主义”。他对西哈努克分析了为什么法国没有像美国那样重新奴役刚刚独立的柬埔寨的危险性。
　　也许是观点的一致，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一见如故，从此两人结下了伟大的友谊，直到周恩来1976年去世。像对任何其他人一样，周恩来的魅力很快就令西哈努克倾倒。西哈努克在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感受时说：“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为了庆贺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周恩来在他居住的别墅里设午宴招待了柬埔寨代表团。
　　西哈努克对中国厨师的技艺高超早有所闻。1954年，柬埔寨赴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回国之后，就向他炫耀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为他们准备的美味佳肴。这一次轮到西哈努克自己来品尝了。那次午宴令西哈努克满意自不必细说。但是使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一瓶称作“茅台”的烈性酒。亲王刚喝了几口，便神智有些恍惚，舌头也把握不住了，话也多了起来。那以后，凡是他要作周恩来的客人，都十分当心。然而，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周恩来在喝了许多杯茅台之后仍然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他不得不佩服这位既有酒量又有智慧的外交家。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邀请西哈努克访问中国。他也向周恩来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一年以后，他们的互访便成行了。
　　在万隆会议期间，西哈努克同尼赫鲁也建立了友谊。他认为尼赫鲁同周恩来一样，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杰出人物。他热烈赞同中印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尼赫鲁也支持他的中立原则。西哈努克在他的发言中，当着苏加诺的面，把尼赫鲁比作“亚洲的灯塔”。这不免使苏加诺有点难堪。好在这位印尼领袖并不在意。后来，这两位性格、志趣有点相近的领袖成了好朋友。
　　亚非会议以后，西哈努克便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几年时间里，他遍访了亚非欧美十几个国家，有主张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印度、埃及、南斯拉夫；也有亲西方的国家菲律宾、泰国；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波兰；也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仅从他访问的这些国家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来看，西哈努克是竭力显示自己的中立立场。他试图寻求世界各国对他的中立路线的认识、理解和支持。
　　西哈努克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他在许多国家获得了理解和支持。他从万隆回来后不久，就应尼赫鲁的再次邀请，正式访问了印度。在那里他受到了最高的礼遇。西哈努克和尼赫鲁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中立原则统一起来了。
　　在1956年对中国的访问同样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北京，他不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中国领导人对西哈努克的立场表示了特别的支持和赞赏。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讲到：“在我们相互接触中，亲王殿下维护柬埔寨独立和维护印度支那和平的决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柬埔寨的和平中立政策赢得了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国家的敬佩。柬埔寨王国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先后三次同西哈努克单独交谈。他对西哈努克说，尽管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荣幸。”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个中柬友好联合声明，重申了柬埔寨的中立，同时重申双方同意把彼此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万隆会议精神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次访华，西哈努克不但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而且还取得了重大的物质成果。周恩来答应援建三座大型工厂，即磅湛纺织厂，岱埃胶合板厂和川龙造纸厂；两年后，中国又援建了三个厂：乍格雷丁水泥厂，斯栋棉吉玻璃器皿厂以及第二个纺织厂。
　　接着是对南斯拉夫的访问。铁托作为不结盟运动主要创始人之一，热情地接待这位有着类似主张的柬埔寨领袖。就在西哈努克到达铁托在亚得里亚海岸边布里俄尼岛上的别墅的同一天，纳赛尔和尼赫鲁在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之后刚刚离开了这里。就是这次会谈，确定了不结盟的主张，从而成了这一伟大运动的开端。西哈努克访问期间，他同铁托就不结盟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早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宣布它的中立政策的时候，就已经走进了不结盟俱乐部的大门。可见，西哈努克的不结盟主张的正式宣布，要比上述三巨头的会谈至少要早一年多。然而国际政治学家们却总是忽视了这一点。每当他们提到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时，总是先提到尼赫鲁、纳赛尔、铁托，甚至还提到苏加诺和恩克鲁玛，而唯独漏了西哈努克。很长时间，西哈努克一直不能原谅这种历史的疏忽。而这次他和铁托发表的联合声明却为后来纠正这一历史的不公提供了依据。圭亚那独立以后，在一个公园里，为了纪念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在上述五个国家领导人的后面，又刻上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为此，西哈努克对铁托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西哈努克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然而，在另一些国家，情况就两样了。美国及其追随者对他的和平中立政策却视若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向他施加压力。
　　早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出于冷战战略，为防止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于1954年9月纠集了它的一些盟友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个军事同盟条约。第二年在曼谷，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宣布成立。该组织以协定的形式，将柬埔寨私自划人它的“保护区”。不久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访问金边，试图劝说西哈努克接受这种“保护”。然而西哈努克拒绝了。他认为这同柬埔寨在日内瓦会议上作出的中立保证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也同他在万隆会议上宣布的立场相违背。这位情报局长煞有介事地掏出一包证明共产党正在威胁柬埔寨的证据材料，企图说明柬埔寨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保护”。西哈努克回答说，这同柬埔寨掌握的证据不符。他说，“柬埔寨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一点都不感兴趣。作为中立国和佛教徒，我们会照顾自己。”这位局长终于收拾起文件，夹着皮包，离开了柬埔寨。
　　然而美国并未死心，它驻金边的大使罗伯特·麦克林托克开始向西哈努克的父母施加影响。这位大使絮絮叨叨地大弹那些陈词滥调：中国人会把柬埔寨一口吞掉……不能想象在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在这场斗争中不站在美国一边就等于反对美国。三年后，当他见到西哈努克时，他仍然宣称：“柬埔寨没法成为亚洲的瑞士。您没法保持中立。您必须在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选择一个。”但西哈努克始终不为所动。
　　美国遭拒绝后，就利用它的盟国游说西哈努克。
　　1956年1月，西哈努克收到了菲律宾总统的邀请，访问了马尼拉。
　　这是一次被精心设计的访问。西哈努克在马尼拉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到处是鲜花和欢迎的人群，五彩缤纷的纸屑从两边的建筑物上雪花般地撒下，还有电视电影界最漂亮的明星对他进行殷勤的招待。这一切使他兴奋不已。
　　但第二天一看报纸，他的脸顿时沉了下来。报上一篇显然由政府授意的社论写道：“西哈努克的访问应该以柬埔寨签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而告结束。”他似乎突然悟出了前一天那种特别规格的礼遇的特别含义。
　　西哈努克在马尼拉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是在菲议会厅的演说。他坦率地对他的和平中立政策作了辩护，而只字未提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使他的主人，尤其是美国人深感失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开始玩小动作了。
　　西哈努克有个朋友，叫巴卢克，是黎巴嫩商人。与西哈努克同机从金边到达马尼拉的巴卢克说，他在这里有笔生意。到了马尼拉，他们便分手了。不料，当西哈努克在议会讲演之后，准备到菲律宾墨菲营陆军司令部访问并发表讲话的时候，那位商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要求西哈努克在陆军司令部发表一个温和的讲话，以缓和议会讲话的强硬立场。他解释说，由于那个讲话，使他作为菲律宾的朋友感到难堪，希望西哈努克作一个“个人姿态”，帮助他缓和一下事态。他还说，他已经请人写就了一篇他们能够接受的稿子，希望西哈努克照稿宣读。
　　敏锐的西哈努克立即意识到其中有诈，肯定是有人授意。
　　果然不出所料，稿纸是马尼拉大饭店的信纸。西哈努克的一个随员证实，他亲眼看到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一名秘书，曾在饭店的酒吧间里口述了“西哈努克的讲话稿”，由巴卢克记录下来。
　　起先，西哈努克估计，这个稿子可能稍作修改后还可用。但读完之后，发现内容同他的立场完全相反。那个稿子写道：“我相信菲律宾政府同其他自由国家共同采取的防止共产党侵略或颠覆的措施将使东南亚所有的自由人民受到裨益。……我们共同合作维护我们的自由……我们迫切需要保护亚洲……”。这使他怒不可遏。他通宵没睡，当即赶写了一个新的稿子。新稿子再次重申了他的不结盟立场，并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为了防止美国人进一步作手脚，他抢先向新闻界散发了这个新稿子，同时也把巴卢克先生的稿子拍了照以防万一。
　　这一切导致了默菲营陆军司令部访问计划的搁浅。新闻界很快就发表了评论，说西哈努克的讲话稿“给菲律宾政府要把柬埔寨拉进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希望泼了冷水”。
　　后来证实，巴卢克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此事败露之后，西哈努克在马尼拉的以后几天就没有音乐、鲜花和美女陪伴了。
　　在告别宴会结束以后，菲律宾麦克赛赛总统请随行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向西哈努克出示了一份文件，大意是说，在17世纪时，西哈努克的先帝在快要丢掉王位时，是菲律宾的雇佣军帮助了他。麦克赛赛对西哈努克说：“你看，当您的王位处于危险时，我们并没有保持中立。我们不久都将遭到……侵略的危险——可是您却要保持中立、”西哈努克回答说：“总统先生，如果有一天您的独立遭到威胁，我们不会保持中立。……您如果成为侵略者的牺牲者，我们将偿还我们欠您的债。”
　　西哈努克的马尼拉之行是美国的又一次失败。
　　除了菲律宾以外，美国的其他盟国也给西哈努克带来了麻烦。从马尼拉回来以后，美国的另外两个盟友泰国和南越对柬埔寨就不客气了。泰国对他的中国之行加以指责，开始对柬采取了经济封锁。这对柬埔寨生死攸关，因为柬的对外联系不是沿湄公河经过越南，就是由铁路经过泰国。后来柬埔寨请求美国援助修一条公路或铁路通往法国答应修建的磅逊港（即现在的西哈努克港）。但美国的要价是必须表示“愿意合作”。
　　由于美国的支持，在柬泰边境地区不断出现对柬埔寨的武装挑衅。在形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决定召开第三届国民大会，讨论外国的封锁和外援问题。这时，国民大会早已被反美的情绪所笼罩。已有迹象表明，柬埔寨可能会转向或更加靠近社会主义国家。
　　恰逢此时，美国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向柬埔寨表示，愿意继续提供经济援助，修建那条公路，并不附带“任何不利于柬埔寨的中立和独立的条件”。
　　但是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更何况柬埔寨人已经识破了这一许诺所包藏的祸心。因此第三届国民大会没有理睬美国的新姿态。在大会上，西哈努克宣布了向中国、苏联寻找援助的可能性，表示准备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披露了强迫柬埔寨接受“保护”的经过，说明他为何要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结果，大会一致通过了严守中立、不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任何其他军事集团的原则。
　　第二天，金边报纸称，金边政府“略微滑向左边”。西哈努克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又纠正说，滑向左边不如说是美国及其两盟国把它“推向左边”了。
　　的确，从西哈努克的中立原则看，最初他确实想过不偏不倚的中立路线，做一个“纯正”的中立派，但事实上是美国人自己把他推到了他们并不愿意的地步。
　　1957年初，西哈努克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访问之后，便召开了第四届国民大会。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和永久性的中立法案。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1）柬埔寨是一个中立国家。（2）柬埔寨不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或意识形态的盟约。（3）柬埔寨不侵犯其他国家，但是如果自己成了侵略的对象，它保留下列权利：进行武装自卫；呼吁联合国给予援助；吁请一个能够击溃侵略者的友好国家给予援助。后来。这个法案写人了柬埔寨宪法。从此，正式从法律上将中立原则确定为柬埔寨外交政策的基石。

15　1958年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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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用美元拉拢国会议员
　　　　西哈努克对付收买有高招
　　　　民主党不经打……
　　　　参加竞选，还得看人家的眼色——尴尬的人民派。
　　　　柬埔寨成了人民社会同盟的一统天下

　　1955年第一次大选时出现的压制反对派的紧张气氛，到1956年开始缓解了。这年3月，被封禁的民主党的报纸又获准出版。反对派同政府的关系似乎有了缓和。一些民主党人加入了“捍卫亲王中立原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组织者是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胡荣和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沙洛特绍的兄弟沙拉山。他们均为人民派成员。
　　但西哈努克并没有因为国内党派关系的缓和而感到轻松。这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对他的中立政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为了以更大的精力对付外来的压力，为了寻求对他的中立路线的国际支持，他决定辞去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职务。
　　接任首相的是桑云。他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同国民议会的矛盾便加剧了。一些访问过法国议会的议员受到了法国议会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柬埔寨的国民议会受政府的牵制过大，特别是受西哈努克的权力的钳制。他们把西哈努克的权力看成悬挂在立法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政府也有足够的理由对议会不满，因为这时美国为了在柬埔寨建立反对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的政治基础，已经开始用美援来拉拢和腐蚀国民议会议员。最初柬埔寨接受的美元，除了一部分用于军事以外，主要用于支付消费品的进口。不久，海关官员、进口商就被美元收买了。美元的分配权操在美国人手里，被分配的对象往往是议会中有影响的议员。结果不仅造成了政府的腐败，而且在柬埔寨悄悄兴起了一个买办阶层。许多国会议员成了这个阶层的一部分。
　　政府腐败的恶性膨胀，政府和议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于是西哈努克又成了首相。实际上这是他自1955年以来四次辞职四次又重新上台。
　　西哈努克重新掌管政府权力之后，便采取措施抑制议会中的买办阶层的势力。他的措施是提高每年两次的国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他的人民社会同盟召开了第四次国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如上一章所述的中立法案问题，而且还讨论了国民大会和国民议会的分工和关系问题。他在会上警告说：“那些聚集成小集团的政客和野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某一个外国的利益而夺取政权，随时都准备置对方于死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提议，应使国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的决策机构。它的决议应对国民议会有约束力。这样就可以排除大多数议会代表因被人收买而阻挠或改变国家基本政策的可能性。收买91个议员是容易的，要收买2000多个国民代表就不容易了。国民大会将继续每年召开两次，以便确定主要的政策。国民议会的作用将是讨论、批准和执行国民大会的决议。
　　西哈努克的这一招的确高明，使得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无话可说。议员们以“缺乏民主”为借口，推翻了政府，而西哈努克则以更大的民主回敬他们。这一民主形式得到了人民派的支持。议员们没有一人敢反对这一措施，否则他就会被看成与受贿者同流合污。经过稍加修改，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通过。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1970年西哈努克被废黜。
　　到了1957年，西哈努克由于外来压力以及国内事务的繁重，脾气越来越大，行动也越来越反复无常了。他又几次提出辞去首相的职务，但均遭到他的父王的拒绝。1957年7月，在提出第7次辞呈时终于被接受了。他打算集中精力，以人民社会同盟党领袖的身份主持半年一次的国民大会。他主持了这一次国民大会之后，便到吴哥附近的一个寺庙里度假去了。
　　度假回来以后，他又提出辞去人民社会同盟的领导职务，退出公共生活。但两周后，他又忘记了他的辞职，重又以党的领袖的身份展开了同民主党的辩论。
　　辩论是在王宫举行的，内容是王宫的地产问题以及民主党所指责的政府贪污问题。西哈努克极力为皇室和政府辩护。他同民主党的辩论全过程，通过无线电进行广播。在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在紧张气氛笼罩下，民主党代表几乎无法招架。最后，他们不得不表示对国王的忠诚。但西哈努克提出要求，如果真的忠诚，就加入他的人民社会同盟，但人民党代表迟疑不决。
　　人民党代表离开王宫时，被拖出了汽车，遭到了王宫卫队的拳打脚踢。在以后的几天内，不断发生暴力事件。被袭击的对象主要是民主党人。经过这一系列的恐怖行动之后，反对派开始转入地下，民主党也自行解散了。这实际上助长了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活动。
　　这之后，西哈努克到巴黎休假。在他辞去首相职务期间，国王任命沈法为首相。沈法没有特别的行动纲领和政策措施，行政控制软弱无力。于是，议会的一些议员又同进口商、企业家们勾结在一起贪赃枉法。政府和议会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时，一些正直的议员写信到巴黎，希望西哈努克回来恢复秩序。
　　西哈努克回来以后，并不打算立即担任首相。他希望沈法能克服危机。但沈法要求，要么他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由于矛盾过于尖锐，最后国王宣布解散议会，3个月后进行大选。西哈努克也打算进一步纯洁议会和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府。
　　西哈努克在确定他的党的候选人时，注重了他们的素质和年轻化，特别是他有意选择了一些著名的左派人物，如周山、胡荣、索南和符宁。人民社会同盟有700名候选人参加竞选，而人民派只在5个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时人民派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尴尬的。为了作为一个合法的、公开的政党存在，他们不得不表示支持亲王。它要同人民社会同盟竞争，但又不能反对它。他们的竞选纲领实际上是人民社会同盟纲领的翻版。
　　这个时期，西哈努克的内外政策是矛盾的。尽管他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亲共的中立政策，但在对内方面则采取了严厉的反共政策。然则他又不排斥个别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1958年的选举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进行的。在民主党解散以后，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人民派，而人民派只选出了很少的候选人，对西哈努克的党也根本构成不了什么威胁。然而他仍然对人民派施加压力。1958年工月，他在国民大会上谴责人民派煽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就在大选前夕，西哈努克连续发表了三篇反共的文章。文章回顾了高棉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指出了它与越南共产党的联系。他断言，共产主义根本不适合高棉社会。在竞选中，左派的报纸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柴桢省有100多名警察跟踪人民派的候选人。西哈努克走访有反对派候选人的地区，攻击这些候选人。在这重重的压力下，在选举开始之前，除了一名金边的人民派候选人高密以外，其他候选人均撤回了竞选的要求。
　　通过投票，高密在他的选区的几千张选票中总共获得了350票。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选举后，由于担心受到迫害，高密也转入了地下。
　　大选之后产生了人民社会同盟一统天下的国民议会。但是作为执政党领袖的西哈努克仍然不愿出任首相。他推选沈法再次担任首相。但是，很快就由于经济问题引起了争吵，沈法辞去了首相职务。后来，由于国民游行要求亲王亲自执政，西哈努克才接任了首相。他大胆地起用著名左派知识分子胡荣和符宁，让他们分别担任经济计划部长和国务部长。
　　这次选举以后，柬埔寨的多党民主竞争的局面实际上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