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努克家族连载（16-20）

16　达春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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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决定要对西哈努克下手……
　　　　政变就要发动……
　　　　达春的第二套行动计划
　　　　西哈努克要求活捉达春，朗诺却将他枪毙了。
　　　　美国的“礼品”炸弹寄到王宫，西哈努克通常要亲自
　　　　拆开当天的邮件……

　　1958年，柬埔寨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外来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这时，南越的吴庭艳军队入侵了柬东北部的上了省，向纵深渗透了9英里，并挪动了界标。
　　西哈努克要求美国以其影响劝告吴庭艳撤出他的军队。美国驻柬大使卡尔·斯特罗姆说，美国不能干涉双方都是美国的朋友的两个邻国之间的争端。
　　亲王争辩说，如果这样，我们不就得不使军队处于戒备状态准备打仗。大使立即反驳道，如果有人由于愤怒而向受美国保护的一方发射出一颗子弹的话，美国就中止对他的援助。当亲王暗示，柬埔寨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军援来源时，美国大使同样警告要停止美国的援助。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只得再一次向中国寻求支持和援助。这年8月，西哈努克再一次访问了北京，他同毛泽东进行了几次长谈。作为这次访问的成果，中国同意为柬埔寨再建一些工厂。特别是这一次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西哈努克这一行动激怒了华盛顿以及它的两个盟友——西贡和曼谷。他们认为西哈努克已不可救药，必须搞掉。接着他们开始了旨在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阴谋活动。
　　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一个月左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理事会在曼谷开会，其中一项议题是如何对付西哈努克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会议决定要采取“某种措施”，至于采取什么措施则由泰国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曼谷的顾问们去安排。
　　几个月以后，又在曼谷召开了理事会的碰头会。会议由泰国总理沙土元帅主持。会议作出了三项决议：（1）出钱支持以推翻西哈努克中立政府为目标的柬埔寨反对党；（2）通过绑架、武装抢劫和散布共产党即将接管的谣言来制造不安全的气氛；（3）在柬埔寨境内组织武装集团，为发动政变的那一天和那一时刻做好准备。
　　他们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桑·萨里、达春和山玉成。他们的计划是，由山玉成将自由高棉部队集结于泰柬边境，由两名泰国军官协助，中央情报局提供100多万美元的支持。在此之前，山玉成早已在南越和泰国的边境地区建立了训练基地。山玉成的部队作为国内武装活动的外应力量。
　　桑·萨里原为西哈努克的主要顾问之一，50年代在巴黎留学，但未加入左派学生集团。回国后，参与了柬法之间的谈判，特别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表现出了颇为高超的外交技巧，从而颇得西哈努克的器重。他在帮助西哈努克创立人民社会同盟以及1955年的竞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成了西哈努克的副首相。
　　但是，他在1956年到美国访问了三个月，同中央情报局建立了联系。回来之后便开始冷淡同西哈努克的关系，最终成了“美国在柬埔寨的忠诚朋友”（美国务院语）。后来因一件丑闻被贬为驻伦敦的大使。在那里，他为他的孩子雇了一名柬埔寨女教师。她随即成了他的小老婆，并且当她怀孕之后，遭他殴打。这一丑闻在报界传出后，他被召回。回国时，西哈努克正在国外访问，他遭到了政府的抨击。于是他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猛增。
　　桑·萨里办了一份报纸《民主人民》。他在报纸上发表攻击中国的社论，批评政府的中立政策。西哈努克回国之后注意到了这份报纸，并在国民大会上谴责了该报。但他顽固地要求西哈努克同意他建立一个反对党。西哈努克拒绝了，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达春将军是右翼伊沙拉运动的领袖，早在40年代就同泰国有密切关系。后来他归顺了西哈努克，成了暹粒省省长和西北军区指挥官，拥有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他是暹粒这个独立王国的土皇帝。1956年，他公开反共，从而得到西贡的赞扬。吴庭艳曾向美国建议，他同达春在越柬边境联合进行剿共。由于美国还不愿干扰它的倒西哈努克计划而加以拒绝。
　　达春在1957年当上了西哈努克的内务部长。他经常召集一些国会议员到他在金边的住宅聚会，并声称他反对西哈努克的亲共外交政策。一年后，他又回到了暹粒。
　　大概西哈努克已觉察了达春的不忠，于是任命布山作为磅同省的军事总指挥。此地为达春管辖的范围。这就导致了达春对西哈努克的彻底背叛。于是他决定向西贡寻求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这就是起联络作用的斯拉波和松井文雄；斯拉波是达春的弟弟，曾在印度学英语，可能是在那里同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也可能在1956年访美期间同中央情报局接上了关系。他利用达春的影响当上了暹粒省的国民议会议员和全国的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秋，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西哈努克出席了纽约的联合国大会，这期间，他避开了西哈努克，同美国人进行秘密接触。
　　日高美国人松井文雄是驻金边美国大使馆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他同西贡驻金边的外交代表吴同友关系密切。
　　1958年，一个美国教师理查德·西马到暹粒教英语。他很快同达春成了朋友。后来达春通过他邀请美国大使到暹粒来访问，很久没有回音，后来突然来了一个美藉日本人松井。他会见了达春和斯拉波兄弟二人。
　　1958年12月，吴庭艳政府指示吴同友去游说西哈努克，希望他改变亲共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改变对北越的看法。吴同友向西贡建议，发动一场政变推翻西哈努克，吴庭艳表示同意，于是达春便成了政变的工具之一。
　　1959年1月初，政变集团开始行动起来。山玉成已集结了三个营的自由高棉军队，准备进攻马德望省。达春也悄悄地把他的部队集结在暹粒和磅同省的战略要地，并在王宫内部也安插了他的密探。
　　尽管作了周密的安排，西哈努克还是从各方面传来的情报中发现了阴谋。西哈努克立即在磅湛发表了一个警告性的讲话。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阴谋，目标是要搞掉他，夺取最高权力，成立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并说这个计划是由同我们毗邻的某个王国的元帅兼政府首脑、某个邻国的使节和山玉成一起制订的。
　　在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之后，西哈努克首先对森·萨里的家进行突然袭击，但他已经逃跑了，只抄出了一些他同泰政府勾结的文件证据。据西哈努克回忆，他在1970年被废黜之后，才真正发现是朗诺对桑·萨里的逃跑起了作用，那时起朗诺就背叛了他。
　　后来，桑·萨里逃到了泰国，加入了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并被任命为副领袖，据说，他后来被山玉成杀掉了。
　　桑·萨里暴露之后，达春加紧活动，打算实现他们的第二套计划，即宣布北部各省独立，和老挝的南部各省组成一个新国家。
　　1959年2月，达春没有应邀出席西哈努克女儿的婚礼，正忙于准备他的计划。他正在迎接吴同友的访问。陪同吴同友来访的有好几架飞机，从泰国的方向飞来，降落在暹粒机场，机内装有100公斤的黄金和武器弹药。不久，越南人又运来了无线电发射机。这些情况很快被西哈努克所掌握。
　　2月21日，西哈努克决定对达春动手，他派武装部队参谋长朗诺和空军司令到暹粒逮捕达春。他们率领两个步兵营，装备有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据说由于亲西哈努克的士兵提供了情报，政府军在未放一枪的情况下便占领了达春的指挥部，达春的士兵很快被解除了武装。
　　这时达春正在他的别墅里练健身操。他突然遭到两名政府军士兵的袭击。他中弹后逃脱，两天后被一名中尉抓获。达春几年前曾拐骗过这位中尉的侄女。西哈努克要求活捉达春，以便获得口供，但朗诺却把他枪毙了。据朗诺称，达春是因为受了致命伤而死。据说达春被捕后要求见一名高级军官，要发表一个声明。大概朗诺担心把自己牵连进去，而采取了杀人灭口的做法。西哈努克是在1970年以后才知道这一切的。
　　这一阴谋粉碎后，俘获了两名持有南越护照的无线电报务员。斯拉波被逮捕，松井、吴同友被驱逐出境。此外，缴获了270公斤金条。
　　为了将达春及其同伙的罪行公之于众，西哈努克在达春的别墅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并展示了阴谋活动的一切证据，例如无线电发射机、美制武器、同吴同友的来往信件，以及两名南越俘虏。西哈努克邀请了包括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在内的外交官前去参观。
　　关于这一次阴谋，西哈努克还没有拿到美国参与策划的直接证据。因此，柬政府只是对美表示了一般的抗议。西哈努克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只是提到美国的两个盟友卷入了阴谋活动。但后来，随着对斯拉波和南越俘虏的审讯，美国的嘴脸就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美国驻金边大使斯特罗姆承认，是吴同友告诉达春，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做了心照不宜的保证，政变一旦发起，美国的援助就会到位。在美国的卷入被揭露之后，斯特罗姆大使就被新大使特林布尔所取代了。
　　达春的阴谋活动破产以后，美国及其盟友仍不甘心，又策划了另一个阴谋。
　　8月31日，按照惯例，西哈努克到王宫的御座大厅去拜见父王和母后，通常要一起亲自拆开当天早上收到的邮件。但这一次，由于宋双首相要出席联合国会议，前来向国王和王后辞行，因此，命人将邮件先拿到前厅，并将它们打开。当首相刚一进入御座大厅，就发生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正在拆开这个邮包的礼宾局长瓦克利旺亲王顿时倒在血泊中，国王的贴身男仆也被炸死，另外两个受伤。西哈努克和他的母亲在隔壁的房间，因而安然无恙。这是一枚威力很大的炸弹，装在一个小漆匣子里，并调好了引爆装置，被当作礼品寄来的。
　　事发后，立即封锁了现场，结果发现了桑·萨里的几个亲属混入了王宫。他们供认，他们的任务是那天早晨到宫里来观察是否有任何异常事件发生，并报告桑·萨里。经查，这件“礼品”是来自西贡的美国军事基地。当时桑·萨里和山玉成都在西贡。这个匣子是在西贡装好，而从香港寄出的。
　　1960年1月，印度一家报纸发表了桑·萨里于1959年9月3日写给美国驻金边的大使馆政务参赞（他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特务）的信。该信对8月31日的失败表示遗憾，并且说“只有最有效的措施才能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最后还表示，今后要继续依靠美国新任驻金边大使的“帮助和合作”。显然，这起事件的总后台就是美国。
　　这一系列的阴谋失败以后，美国继续在柬埔寨搜罗同盟者，颠覆西哈努克政权的行动稍稍有些收敛。然而，西哈努克对美国的面目真正看清了，他再也不会相信美国了。他开始同情和支持正在进行反美斗争的越南共产党人的游击队。当这些越共的游击队后来越来越多地进入柬埔寨领土，从事反美斗争的时候，西哈努克持一种默许的态度。
　　关于1957年的阴谋事件，西哈努克拍成了一部电影《吴哥阴影》，这成了一部历史记录。

17　当选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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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欲的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
　　　　西哈努克说：“只有上天了解我为什么不想让我母
　　　　亲登上王位。”
　　　　舅父莫尼勒——王冠的有力竞争者。
　　　　西哈努克的绝招：废王位，设元首。
　　　　粉红色的西哈努克
　　　　劳动党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

　　1960年，柬埔寨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高棉劳动党诞生（这已在第十二章中提及），另一件是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驾崩和西哈努克就任国家元首。
　　1955年西哈努克将王位移交给他父亲。大选以后，柬埔寨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类似于英国的议会民主。国王不握实权，但他仍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一些影响。国王往往被看作中立、公正的象征，因此，有些重大纠纷，特别是民众法庭的案件有时会请国王决断。
　　苏拉马里特国王在位5年，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西哈努克写道：“他是一位好国王，一位贤明的国王。他像我的母亲哥沙曼王后一样，非常爱那些出身卑微的小百姓，并且也得到他们的爱戴。他生性宽宏大量，能原谅那些冒犯过他的人，只是在反击那些攻击我们君主制的人时，才变得严厉起来。此外，他还对曾长期是他朋友的山玉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耐性，对于我有时被迫强烈反对的‘民主党’领导人或山玉成分子，也显得很宽容。”
　　国王唯一还不能使人们满意的是他对自己私生活的放纵，这也是王后为之挠头的事。按柬埔寨皇家传统，国王拥有众多的妃子本不为奇。西哈努克的祖父有60个妃子，而他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到他父亲时，除了原配夫人，即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以外，苏拉马里特国王只有一个妃子。但是他从不约束自己，整天陶醉于淫乐放荡的生活。每当妻子责备时，他总是以精力过盛为自己打掩护。直到他的晚年，他仍迷恋女色，经常同宫里的小姐太太们寻欢作乐。尽管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不放过任何机会。1957年，御医曾警告他，如果不节制性欲和食欲，他的糖尿病将会在3年内夺去他的生命。然而国王的回答是，“如果要我放弃这些给我生活带来乐趣的一切，我再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位御医的预言真的应验了。诺罗敦·苏拉马里特于1960年4月3日驾崩。他的死主要是由于他的疾病和纵欲所致，但也同1959年发生的一连串阴谋的刺激有关，特别是在王宫御座厅发生的那起炸弹爆炸事件。西哈努克深信，这次惊吓加速了他父亲的死。他的死离爆炸发生只有7个月。
　　国王驾崩给柬埔寨的政治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造成继承危机和宪政危机。
　　按照传统，前国王驾崩之后，3天内必须宣布新国王继位。但是西哈努克发现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自己早已发誓不作国王，而他的长子拉那烈亲王尚很年幼。如果拉那烈被指定为国王，一部分权力肯定会落入摄政者手中。西哈努克的舅舅莫尼勒亲王曾建议修政宪法，允许立女王。这样，可以由他的姐姐、西哈努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继任国王。这时哥沙曼王后43岁，精力充沛、机敏过人，完全可以胜任。但是，西哈努克反对这一主张。他拒绝他的母亲继位，尽管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她一直是西哈努克的支持者。也许，他担心她上台后会阻止他的政治抱负的施展，或者忧虑她的政治影响。他究竟如何想法，恐怕谁也无法知道。他自己解释说：“只有上天了解我为什么不想让我母亲登上王位的原因。”
　　西哈努克绝不希望有一个比他父亲更有主见、更难以驾驭的人继任国王。本来莫尼勒继任国王是较少有争议的。在皇族家谱中，莫尼勒为先王莫尼旺国王的长子。他本来在1941年就应该继承王位，而不是西哈努克。但是，当时法国人选择了后者，为此，他有过怨气。从辈份来说，莫尼勒要比西哈努克高。另外，西哈努克只是他母系家族这边的一个国王的外孙子，是他父亲家族这边的一个国王的重孙子。论才干，莫尼勒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受过严格的训练，在法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军事才能远盖过朗诺之流、在公众看来，他继承王位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西哈努克却自有主张，也许是从1941西哈努克取得了王位后，他们二人之间就存在了难以名状的、若隐若现的不信任感。尽管莫尼勒否认有当国王的野心，而且西哈努克也承认他的忠诚，但西哈努克从来不把重要的职位交给他。例如，西哈努克宁可把军权交给朗诺、施里马达·也不重用他的舅父。他知道，一旦那样，莫尼勒的军事才能，特别是他比西哈努克年长13岁，就足以能够同西哈努克抗衡。况且，莫尼勒在私下也确实流露过对西哈努克的轻视，认为他的行为总有点孩子气；包括对胜利的陶醉。
　　鉴于上述这些考虑，西哈努克说眼莫尼勒亲王主持一个摄政委员会以行使国王的权力，直到做出永久安排为止。经过反复协商之后，西哈努克利用自己的影响，最后决定修改宪法，设立国家元首一职。对宪法作这种修改，反映了西哈努克在政治制度改革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古老的君主制，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由于王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甚至爆发内战。王族中有180个王子，在这些人中难免要出现王位继承的斗争，君主制存在一天，这种斗争就会存在一天。但是，他也不愿意一下子完全抛弃君主制，因为君主仍能成为国家团结的最高象征。特别是山玉成分子正在攻击君主制，完全废除君主制只能循序渐进，以便使人民有时间逐步适应。国家元首是一个理想的过渡的形式。他不是国王，‘但仍有君主的权力和特权，他的母后可作为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君主。经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联合选举，西哈努克当选国家元首。为了证实人民对国家元首的确认，准备举行一次全民公决。
　　按要求，选民要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共印了四种选票：第一种有西哈努克的头像；第二种有山玉成的头像；第三种是一张红票，代表亲共派；第四种票上印了一个问号，代表不清楚。
　　投票结果，西哈努克获得了200多万张，山玉成和亲共派各得133张。
　　这次公民表决，实际上批准了西哈努克废除国王设立国家元首的制度。哥沙曼王后成了一个纯粹的君主的象征，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起任何影响。这以后，陪伴她的只是空荡的王宫、仆人、占星相家和王家芭蕾舞团，其中包括沙洛特绍的姐姐。
　　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大改革，实际上堵塞了其他王室成员想当国王的任何途径。这引起了莫尼勒亲王的不满，但他最终也无可奈何。
　　在以后的几年，柬埔寨的政治发展比较顺利，直到1963年底再末发生政治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没有问题。西哈努克缺乏长远的经济计划，没有能够人为地促进农业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官员的腐败。当左派报纸对此进行抨击时，报纸却被查封，编辑也被逮捕。
　　然而，西哈努克却陶醉于这种和平盛世之中。他不断在全国巡视，向人民分发救济物资，允许左派和右派有活动的自由，政治空气也比较宽松。一些左派，如乔森潘、符宁、胡荣也被接纳人人民社会同盟。他连篇累续地发表演讲，声称“柬埔寨已实现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能实现的民主化”。他开始全面阐述“佛教社会主义”。他按照佛陀的教导和佛教教义，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人人都“善良、节欲、真诚、温和、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平等待人、善恶分明”。他说，“把佛教的教义用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就能为我们培养出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对内，他们能为反对社会上落后的不公正的状态，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在和睦和友爱气氛中过着幸福和愉快的生活而斗争。对外，他们能够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真诚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幸福，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的独立而斗争。”
　　然而，西哈努克的思想始终没有超越一个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范畴。他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后来被废黜以后常住中国，并来往于中国和朝鲜之间，他甚至一度是红色高棉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始终以一位半社会主义分子自居，他在同一个记者的谈话中曾这样说：“我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我并没有变成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当1962年大选临近的时候，政治气氛又紧张起来，对反对派的批评又开始采取了高压政策，尽管这时只有一个软弱的人民派。
　　当人民派就腐败、物价上涨、失业等问题批评政府时，西哈努克攻击人民派左倾，拒绝接受他们的批评，而且还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当众羞辱该组织的发言人农书翁。西哈努克采取了1957年对付民主党的办法，以数千名支持者围攻农书前。
　　1962年初，当竞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几个人民派的候选人被逮捕了。一个从未发表的文件称该组织在为某外国充当共产党的情报员，几天后，农书翁被逮捕，《人民派报》的编辑也被投入监狱。另一家左派报纸的编辑不久也被逮捕。尽管如此，西哈努克仍宣称他不会剥夺人民派的选举权。
　　这时，处于秘密状态的柬埔寨劳动党对人民派是否参选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同意参选，但以沙洛特绍为首的一派则反对。
　　正是这时，劳动党总书记杜斯木突然失踪。根据1973年的党史称，“1962年7月20日，党的总书记杜斯木同志被敌人绑架”。可能是政府的秘密警察将其杀害。他的失踪使沙洛特绍成了党的新领袖。
　　由于沙洛特绍等人的反对，人民派未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到这年年中，人民派实际上已经解体。在这种形势下，1962年的大选实际上是一次无竞争对手的选举。选举结果大大巩固了西哈努克的地位。

18　同美国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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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援——祸水
　　　　西哈努克敢说“不”
　　　　“二Ｓ大战。”
　　　　中国主席刘少奇在金边险遭炸弹袭击
　　　　西哈努克让柬埔寨为吴庭艳、肯尼迪、沙立三人之死
　　　　举行三天庆祝
　　　　美国新任驻金边大使还未递交国书就被驱逐回国
　　　　“我乞求做中国的奴仆，中国都不会同意！”
　　　　《新闻周刊》一篇轻率的报道导致了西哈努克同美断
　　　　交；而这篇文章的作者30年后成了亲王的挚友。

　　1959年，针对西哈努克的一系列阴谋对他精神上的震动和打击是巨大的。这对他的脾气和性格的变化发生了作用。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易怒和冲动，甚至出现一些神经质的言论和举动。然而，这仍未促使他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何大的举措。他了解柬埔寨的处境，在自己的门口有两个宿敌邻国正虎视眈眈地要扼杀他的中立；有他自己的同胞组成的自由高棉在他的死对头山玉成领导下正寻机进攻；他更了解美国这个世界大国并不是那么好惹，一个小小的柬埔寨，要向这个庞然大物挑战，真是蚍蜉撼树。因此，面对这些，他除了在语言上的某些发泄之外，只能继续保持克制。
　　但是，1960年到1963年事态的发展，似乎在把西哈努克一步步地推向忍耐和克制的极限。把西哈努克推向灾难性的爆炸点的原动力当然是来自美国。
　　这期间，使西哈努克苦恼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援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尽管1959年他采取了一个措施，宣布将全国代表大会变成对国民议会进行制约的权力机构，但仍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美援对柬埔寨政治的腐蚀作用。这种腐蚀作用不仅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削弱了它的效能，而且分裂和瓦解了西哈努克的政治领导集团，使美国从中培植颠覆其政权的代理人和内应力量。这就是美国的经济颠覆战略。
　　美援，通常采取在各个部门进行美元分配，造成了政府官员之间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等种种丑闻。同时按规定，接受美援必须进口美国的消费品，这就使进口商和达官贵人们成了美援的最大受惠者。而真正能用于国家经济建设重要项目的援助却微乎其微。
　　即使用于经济建设的援助，美国也明确要求只能用于私有企业，而不能援助柬埔寨的国有企业。柬埔寨当时正加速公路和桥梁建设。但这些公路和桥梁是为国营种植园或工业服务的，因而不能使用美国的援助。所以美援实际上像祸水一样败坏着整个柬埔寨社会。
　　一个冒牌的私营工业家自称他获得了一笔美国的贷款，进口了一套火柴厂的设备。根据贷款协议，该设备是最现代化的新型设备，但运来的却是一套报废了的机器，成了一堆废铁。很快该投机“工业家”宣布破产，于是美国经济代表团就要求柬埔寨政府偿还那笔贷款。西哈努克建议，既然要求柬政府偿还‘那么以后自然应该允许柬政府有权用美元进口自己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美元不得用于国有企业。
　　西哈努克在批评美国的经济援助政策时说：“对于这种附有条件的美国援助，我要说的是，美国商品化的外汇援助只是有利于商人‘阶级’和代理商。这样，美国援助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了。它并不愿意引导高棉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独立国家。”
　　相对美元的援助，西哈努克看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真诚。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而且是服务于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比之下，使西哈努克产生了放弃美援寻求新的援助途径的打算。为了把他的打算传递给他的臣民，为了给他以后采取行动提供舆论准备，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述美国的援助政策，阐述柬埔寨面临的出路。最后，他向人民发出警告，美国的援助“把我们引向贪污腐败，从而使我们仍然处于一种依赖别国的地位。如果我们想避免某些国家的厄运……那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来一次外科手术，把‘援助’切除掉”。为了独立，柬埔寨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们非死去不可的话，我们宁可以一种比较勇敢和更有尊严的方式死去，而不愿被美援窒息致死或束手待毙。”
　　他的号召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响应。然而那些美援的直接受惠者，尽管是西哈努克的支持者或他的同僚，却都持一种明从暗抗的态度。那些用美元喂肥的政治家们同西哈努克的矛盾，开始激剧发展了。这些人成了1970年美国策划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政治基础。其代表人物就是朗诺和施里玛达等。
　　在中止美援之前，西哈努克先采取了某些预备性措施。如对进出口贸易、私人银行、私人酒厂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进口奢侈品加以限制；对进口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也加以控制；对国家分配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额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这样，就有效地堵塞了中饱私囊的各种渠道。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吴松山携巨款潜逃的事件，涉及到包括朗诺、施里玛达在内的一大批军政头目。
　　吴松山是在泰国出生的华裔。他从泰国带了一大笔钱来到金边，据说是要做生意。当时西哈努克正在鼓动私人投资。于是他在柬埔寨建起了汽车旅馆和奶制品加工厂。后来又在金边办了一家银行，而主要资金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久，施里玛达成了这家银行的股东之一，而且还是吴松山的主要支持者和保护人。
　　当时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宋双发现吴松山是一个骗子。许多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将他们的资产和周转资金都存人这家私人银行。通过调查，还发现吴松山收买了大批政府官员、议员、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西哈努克立即命令几名会计检查该银行的帐目。不料，吴松山早已逃之夭夭，连装现金的保险柜都空空如也。他像盗贼一样，利用夜深人静之时，乘坐一架金边航空俱乐部的飞机飞往西贡，从西贡又跑到曼谷，投靠了山玉成，并成为自由高棉头目中仅次于山玉成、桑·萨里的第三号人物。
　　吴松山所以能预先脱逃，是有人向他走漏了风声。这人就是施里玛达。在后来查帐过程中，发现施里玛达、隆波烈、严森波等国民议会全体右派成员都卷了进去。为了逮捕这些议员，西哈努克首先向国民议会提交一个议案，要撤销他们作为议员的豁免权。但这个议案未能通过，因为与此案有牵连的议员太多了。这些人从该银行获取了多少好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这个银行投了多少钱，无法弄清。据说，吴松山潜逃时，带走了四亿瑞尔，相当于1000万美元。这个震惊全国的事件被报界称为“二Ｓ之战”——代表国家银行的宋双（Son Sann）同金边银行的吴松山（SonSakd）之间的斗争。
　　吴松山被缺席审讯后被判处死刑。但在1970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急忙撤销了对吴的判决，并允许他返回金边。后来，他居然回来了。
　　这一事件促使西哈努克下决心对一些重要金融、商业和生产企业国有化，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切断同美国经济联系的决心。他坚信，吴松山背后的靠山是美国的经济援助。
　　但真正促使西哈努克把决心变成行动的，还不是经济上的因素，而是安全和政治上的因素。
　　1963年对柬埔寨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在1959年一连串的阴谋活动失败之后，似乎出现了一段间歇。但这之后，对西哈努克的威胁又加剧了。
　　这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金边，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后，西哈努克乘敞篷汽车陪同刘少奇，在两旁欢迎群众欢呼声中驰往首都中心。这是一次成功的盛大的迎宾活动。然而，如果不是在这之前有效地破获了一起爆炸阴谋的话，那历史就得改写。
　　就在这次预先安排好的国事访问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两个从台湾来的陌生人到了机场路旁边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下来。其中一人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这两个人每天在秘密地挖一条地道，通往马路的中心，准备把一枚美国制的定时炸弹安置在那里，等西哈努克和刘少奇的汽车一到就引爆炸弹，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然而，这两个台湾人的秘密行踪却被北京发觉了。这一情报迅速传到了西哈努克的安全部门。金边方面立即派出警察进行监视，当他们开始作案时，被当场抓获，缴获了挖掘工具、炸弹以及伪造的身份证明书等。他们交待了同中央情报局勾结的细节，最后依法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枪决。1970年，朗诺上台以后，将这二人释放，送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还是在这一年，又一起秘密活动同样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一天，金边的海关缉查人员发现寄交美国大使馆的几个箱子有些可疑，于是他们申请开箱检查。但是，按常规，寄交大使馆的任何物品均享有外交豁免权。由于缉查人员对自己的推测十分肯定，要求被批准了。开箱后，果然不出所料，全是武器。显然，这些武器是供应自由高棉分子的。柬埔寨的情报机构已经获悉，中央情报局正在等待自由高棉从境外的渗透和进攻，他们正准备在柬境内建立一支第五纵队，作为内应。这些武器就是派作这一用场的。
　　到1963年，山玉成的自由高棉加强了对西哈努克的宣传攻势。他在境外分别设了两个无线电台，整天对西哈努克进行漫骂和攻击。这是由美国的报刊舆论煽动起来的，其他西方国家也起而响应，添火加油。西哈努克把这称作为“语言侵略”。
　　山玉成的无线电台广播显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这一点从柬埔寨俘获的一名山玉成分子的口供中得到了证实。此人叫普雷伊，是荣胶省省长的侄子，也是山玉成手下的一个头目。他从他叔叔那里弄到了通行证，并得到康托尔首相的批准，同另一个山玉成分子森赛来到了金边，准备同西哈努克谈判，其目的大概是想说服西哈努克改变反西方的政策。但他们被逮捕了，并押到了有10万人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森赛供认是美国在援助山玉成，并提供了无线电发射机。但普雷伊拒绝回答。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对他一顿痛打。他后经审讯被判以死刑。
　　就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西哈努克宣布中止美国的援助，并旦抗议美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但是美国方面仍拒绝承认，并坚持说自由高棉及其电台都在柬埔寨境内。
　　西哈努克的举动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他急忙同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柬埔寨的局势。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告诉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确实在倒西哈努克活动中“投进了钱”。他建议美国一口否认，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澄清。肯尼迪总统同意了这一建议，随后便派与西哈努克保持私人友好关系的迪安·艾奇逊律师（他曾经作为西哈努克的律师在海牙国际法院为柬埔寨打赢了一起与泰国的领土官司）到金边，来安抚这位亲王，以便使他平静下来。助理国务卿要求肯尼迪过几天看看情况以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总统说：“OK，我们等到周末再说。”不料，两天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肯尼迪会采取什么行动。
　　就在这一年，死了三个与西哈努克有关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敌人。一个是南越的吴庭艳，他由于腐败无能而且飞扬跋扈遭到后台老板美国人的唾弃，最后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人集团发动了政变。在此过程中，他被击毙。后来一个被刺身亡的是肯尼迪。再后来，就是泰国的总理沙立。对此，西哈努克不无快慰。他在沙立死后，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的末尾，他说道：“所有这三个人总是想破坏我们的中立，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带来不幸。他们现在在地狱可以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基地了。我们的其他敌人将加入他们的行列。上天将惩罚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的所有的敌人。我们的先王的神灵保佑我们。”西哈努克让柬埔寨为这三个人的死举行三天的庆祝，鼓励人们带上红袖，每晚在王官前举行集会和音乐表演。

　　在多事的1963年过去之后，西哈努克对处心积虑、决意要搞掉他的美国佬仍愤愤不平。虽然他宣布了中断接受美国的援助，但这似乎丝毫未解其心头之恨，也没能从根本上阻止来自华盛顿的干扰和破坏。于是，他朝反帝反美的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西哈努克中断接受美援的举动影响下，国内的激进势力顿时活跃，反美浪潮不断高涨。1964年1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参加了反美的游行示威。尽管这次游行未经政府批准，而且还阻碍了正要出访的西哈努克的车队，但这次游行也未受到政府的任何指责。3月，亲王出访马来西亚回来之后，还亲自批准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示威。参加示威的有身着便衣的士兵、工人、市民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由政府的车辆把他们运到了市中心的。游行队伍由政府情报部的高音喇叭指引行进路线，涌向美国大使馆。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反对美国支持自由高棉”。游行过程中，愤怒的示威者损坏了大使馆的建筑，砸毁了使馆的汽车。整个示威活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政府没有阻止这次过火的示威活动，相反，西哈努克称这反映他在人民中大受欢迎，而美国则不得人心。
　　这次游行之后，美国对待西哈努克的态度似乎也升级了。3月底，南越伪军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指使下，对柬埔寨的村庄进行了袭击，结果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有17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这之后，对柬埔寨村庄进行轰炸的事件不断发生。而西贡美军对这些事件的唯一解释是，越柬边境“不明确”。
　　美国对柬埔寨实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威胁之后，于1964年8月，又向西哈努克伸过来一根橄榄枝。华盛顿向金边派来了一名新大使伦道夫·基德尔，以便缓和紧张关系。但是，当基德尔刚一到柬埔寨，又发生南越军队袭击柬埔寨平民的事件。于是西哈努克没等这位新大使递交国书，就把他驱逐回国了。
　　几乎与此同时，越南战场的风云突变。由于北部湾事件，原来由美国人出钱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特种战争，突然转变为由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的“局部战争”。
　　1946年7月31日午夜，南越伪军的炮舰快速驶出了岘港，直奔位于北部湾北越海域的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占领的两个小岛——，湄岛和纽岛，并向两岛进行攻击。它们遭到了北越鱼雷快艇的反击。这时，在北部湾执行侦察任务的一艘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放弃了侦察，吸引前来反击的北越鱼雷快艇。双方交了火，于是就出现了美国人宣称的“北部湾事件”。据后来的大量研究表明，这是由美国和南越伪政权预谋已久的一起蓄意挑衅事件，从而为大规模进攻北越和为美国直接参战制造借口。
　　就这样，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宣而战。1964年8月5日，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了突然空袭。
　　一旦越南被美国征服，独立的柬埔寨还能生存吗？
　　面临着美柬关系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剧和越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西哈努克不得不寻找国际保护。他再次提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确保柬埔寨的边界安全和它的中立。西哈努克希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能参加会议，以求得它们的支持。但这个努力由于西贡和曼谷政府极力反对而告失败。
　　亲王把求助的目光再次移向了中国。1964年9月，他访问了北京。结果，他带着可观的无条件援助和坚定的政治支持的保证，兴冲冲地回到了柬埔寨。的确，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完全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支持一个被欺侮的弱小国家的目的。西哈努克完全相信中国的诚意。难怪，他回国以后对他的国民说：“我要使大家清楚，即使我祈求人民中国，去做她的奴仆，她都不会同意。我们高棉人很幸运，这是一种少有的幸运。……我国好比一个向中国频送秋波的姑娘，而这种秋波却使中国反而不愿碰她，以兔玷污她的贞洁。”
　　正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言警告说：“如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要求广泛的国际保护和援助，不能忽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对于越南，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西哈努克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憎恶感和不信任感。这也许是由于久远的历史恩怨的积淀，特别是由于交趾支那这片永远也收不回来的沦亡国土。但是，胡志明领导的北方政府总没有像西贡政府那样使他坐立不安，怒不可遏。尽管它曾经哺育了高棉的共产主义者，给西哈努克造成了麻烦，但它毕竟现在正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自顾不暇。因此，它还不可能马上对他构成威胁，更何况，金边和河内正面临着同一个敌人。这一切，构成了他寻求同北越更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西哈努克相信，他同胡志明的相互支持，对于他自己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实际上，这一道理，西哈努克在北京时就认识到了。周恩来劝他同胡志明携手抗美，他欣然同意了。后来，他对一位记者也直言不讳：“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而且我也觉得帮助他们是对的。”
　　西哈努克的确敢说敢为。1965年3月“，在金边举行了一次印度支那人民大会。这是印支三国人民团结斗争的盛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柬埔寨、越南、老挝的38个政党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他们共商团结反帝、保护印支和平独立的大计。在这个会议上，西哈努克冒着“违反自己中立诺言”的指责，公开向世界宣布他支持越南爱国者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讲道：“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美国）和被侵略者（越南）之间保持中立。因为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所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的权利）和非正义（美国对越南实行新的殖民主义）之间保持中立。”
　　在大会执行主席西哈努克的主持下，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了会议的总决议和关于柬、越、老三国的分决议，以及关于印支人民团结的决议。会议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威胁。
　　西哈努克在闭幕式上坚定不移地宣称：“我们的种族文化尽管不同，我们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尽管不同，但是我们彼此还是表现了无保留的联合和团结，这就使得我们的联合和我们的团结格外可贵。”他说，“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对美帝国主义者毫不含糊的谴责，我们对抗战的越南，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抗战的老挝的完全支持，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帝国主义者胆敢把他的臭名远扬的‘扩大战争’的矛头指向我们，那么他们将要看到，我们准备像我们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兄弟们一样，予以迎头痛击。”
　　西哈努克的讲话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对河内态度的转变。
　　几乎与这次印支人民大会同时，美国开始大规模地投入同越南的地面战争。在“北部湾事件”中对北越的突然轰炸之后，美国并未立即投入对越南的大规模战争。华盛顿的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讨论是否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和地面战争。直到1965年2月，鹰派才占了上风。3月2日，美国以“雷鸣行动”为代号的轰炸开始了。一周后，美国第一批地面部队在现港登陆。美国所谓的局部战争爆发了。
　　越南战争的升级把西哈努克进一步推向左转，他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更加同情和支持了。这以后，他为北越和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抵抗运动提供了不少方便。实际上，他默许了民族解放阵线把柬埔寨靠近越柬边境的领土，特别是深入南越领土的鹦鹉嘴地区，当作后勤供给地和庇护所。
　　

1965年5月初，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进行了轰炸。在这次轰炸中，有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这一事件对西哈努克是极大的打击。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他焦急万分，夜不能寐。同时，他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已经忍无可忍。最后，在同宾努亲王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之后，终于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一个小小的柬埔寨敢于同美国这样一个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进行对抗，可以想像，它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的确，作出这一决定，对于西哈努克这个弱国之君并非易事。他在描述他作出这一惊人之举时的心怀时写道：“作出这种重大决定的过程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很痛苦的，它不仅使我好几夜不能成眠，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个不发达的小国居然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彻底赶走，这可不是一桩小事。看来导致公开和暗中的报复会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不断绝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农村的人民在红色高棉的影响下将会对我感到幻灭，还会指责我已经成为亲帝国主义的卖国贼。”
　　当西哈努克正在下决心同美国决裂时，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亲王和王后有侮辱性的文章。文章说，亲王有几个小妾；说亲王的母亲“爱财如命”，而且管理着“城郊的一大串技院”。这使亲王火冒三丈，不仅坚定了他断交的决心，而且还激起了又一次在美国驻金边使馆门前的群众示威。
　　历史有时是那样惊人的奇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那篇侮辱性文章的记者伯纳德·克里舍，后来竟成了西哈努克的挚友。他们是在万隆会议上认识的，不久成了朋友。1990年，两人居然还合著了西哈努克的一部回忆录：《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在这部书里，他重提了那篇不幸的文章，坦率地表示了悔过。他写道：“我在《新闻周刊》的这篇文章中犯一个我迄今十分后悔的严重错误。我并不真正了解‘亲王受600万人民爱戴，而且尽管他曾正式放弃王位不当国家元首，他还是被尊敬为王爷……’而当时我从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偶然听到了一种攻击王室的传闻，说西哈努克的母后是‘财迷’，‘大城小镇都有她经营的买卖和妓院’。”克里舍还说：“现在回想起来很清楚，这些话就是犯了不敬罪，削弱了我煞费苦心提供给美国人的有关柬埔寨情况的客观报道。……不到一个星期，他（西哈努克）抨击了我和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在金边美国使馆前的群众示威。窗户玻璃被砸了，传单上写着：‘克里舍滚出去！’柬埔寨《现实周刊》在头版头条措词强硬地谩骂美国、《新闻周刊》——特别是我（种种罪名，还说我是男妓）。”
　　克里舍被宣布永远不得进入柬埔寨。他后来意识到他报道的失实，他想保全面子而不肯道歉。然而他仍希望亲王能恢复对他的好感，于是他利用亲王生日的机会寄出了一张漂亮的生日贺卡。这一张贺卡一下子驱散了亲王的怒气。亲王原谅了他，并邀请他再访柬埔寨。但后来的事变把这对朋友的相会推迟了14年。“不打不相识”，这再次印证了中国的这句老话。
　　就是这篇轻率的文章，使柬美关系的历史发生了转折。
　　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正式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断交之后，西哈努克更加公开地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他为越南南北交通联系和中国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援助提供了方便。1965年以前，北越和中国的供应物资都是从海上运往南方。但从1966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在越老、越柬边境的老柬一侧修筑一条南北向的秘密通道。这就是著名的、在战争中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胡志明小道”。与此同时，中国为支援越南人民，在柬境内开辟了一条连接西哈努克港（即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秘密运输线。许多柬埔寨边境地区都被用来服务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特别是鹦鹉嘴地区，它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和后方战略基地。柬埔寨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是与西哈努克的援越抗美立场分不开的。

19　柬共走向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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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棉劳动党的“老大兄弟”在胡志明小道跋涉数月，
　　　　走向河内……
　　　　沙洛特绍在中国
　　　　西哈努克拍了九部描写公子小姐风流韵事的影片
　　　　朗诺像一条平静的鲤鱼
　　　　三洛事件
　　　　乔森潘向西哈努克讲战术，西哈努克连称：“奇妙
　　　　的战术！”

　　1963年2月，高棉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沙洛特绍、英萨利、宋成等党的中央领导人便离开金边，同时也将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90％的中央委员深入到波萝勉、磅湛、蒙多基里、腊塔那基里等省，开展革命的发动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穷苦的农民，推翻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但是到了1965年前后，柬埔寨的政治形势却使高棉劳动党无所适从，至少使它的反对西哈努克封建统治的口号变得软弱无力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西哈努克政策的左转：1964年拒绝了美国的援助，1965年又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又公开站在越南人民一边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尔后，又公开为越南的抗美战争提供方便。所有这些，使那些革命者极为被动。特别是当美国的侵略战争在越南升级以后，战火有可能蔓延到柬埔寨的时候，高棉劳动党内有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继续发动反西哈努克政权的革命运动？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另一个因素来自越南。面临美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越南劳动党开始要求高棉劳动党调整其策略，实行同西哈努克合作的政策，配合印度支那的抗美救国战争。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正当的要求。
　　面临这种形势和压力，高棉劳动党内部思想出现了混乱。特别是党内的亲越派势力开始活跃起来。如果柬越两党真的在反美问题上接近起来，或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肯定会使党内的独立派深感忧虑。尤其是，考虑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留居在越南的高棉革命党人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作用，高棉劳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感到忧心忡忡。因此，为确定新的路线和策略，有必要了解一下越南党的真实意图，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柬越两党的关系。这成了高棉劳动党领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1965年9月的一天，在炎热泥泞的胡志明小道上长途跋涉着一位中年汉子。他头顶草帽，脚蹬破鞋，衣衫褴褛，正朝北方走去。他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这条小路上行进了数月，穿过了老挝，终于进入了北越，来到了河内。
　　此人在高棉劳动党的根据地被称作“老大兄弟”。实际上他就是沙洛特绍，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柬埔寨磅逊省出发，只身来到河内，其使命就是要弄清越南党的底细和两党的关系。
　　沙洛特绍在河内呆了三个月。据他自己讲，他主要和黎笋在一起工作。当时黎笋已经是越南党的第一书记。黎笋长期在南方，1957年调回北方，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60年在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仅次于党主席胡志明。但是由于1965年以后胡志明的身体一直欠佳，黎笋便成了党的主要负责人。
　　沙洛特绍在河内研究了大量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从文件中，他发现了越南党的领导人的许多不利于柬埔寨的观点。他认为，越南党在历史上就不允许柬埔寨革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越南、柬埔寨、老挝只能包括在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
　　在河内期间，沙洛特绍同越南劳动党方面举行了15次会谈。除了同黎笋的多次会谈以外，还同胡志明主席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会谈。据他讲，会谈中，他进一步证实了越南领导人反对柬埔寨党的独立倾向。黎笋要求他接受越南的政治纲领，但沙洛特绍借口该纲领不适合柬埔寨加以拒绝。虽然两党在相互承认方面达成了一致，但在各国党是否应保持独立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越南方面认为，小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只有在大国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胜利。黎笋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沙洛特绍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也感到了同样的压力。这种分歧使沙洛特绍完全丧失了对越南党的信赖。
　　沙洛特绍在摸清了越南党的真实主张，感到失望之后，向越领导人提出协助他到中国访问。这时，某些亲华的越南领导人也建议他出访中国和朝鲜。驻在河内的老一代高棉革命者山玉明，帮他同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取得了联系。但是黎笋对他的访华则表示不快。黎笋担心，柬党同中国建立联系以后，直接取得北京的支持，会使越党失去对柬党的控制能力。但他对沙洛特绍到北京访问的要求也不好执意阻拦。黎笋为了有意制造中国对沙洛特绍访问表示冷淡的假象，搞了一个小动作。他们要求沙洛特绍在预定时间之前就到机场，并命令飞机立即起飞，致使中国大使险些未能赶上为他送行。
　　在中国，沙洛特绍也访问了3个月。他几乎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并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中国方面赞扬了柬埔寨的革命，而沙洛特绍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
　　这期间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的一场悲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印尼公开合法的第三大政党。它奉行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合作的路线，希望能通过和平议会的道路获得政权。但在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政权更迭。曾经同共产党合作的苏加诺下了台，印尼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这一事件对沙洛特绍也产生了影响。
　　当沙洛特绍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在胸中已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条革命路线。1966年2月，他途经越南回国，步行6个月到达了高棉劳动党的中央所在地紫桢省罗密赫县，9月就举行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高棉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显示了柬共的更大的独立性。同时，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即不能同西哈努克合作，在加强同政府的政治斗争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
　　但是，柬埔寨仍未出现革命的形势。许多年轻人仍然在为西哈努克的反美勇气而欢呼。不过，从1966年柬埔寨的第四次大选以后，形势便逐渐发生了逆转。
　　1965年，西哈努克正陶醉于由于他的坚定的反美立场而获得的越南和中国的国际支持。在国内，他也满足于他的小小柬埔寨相对越南来说享有的相对安宁和平静。因此，这期间，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了消遣上。他恢复了他拍电影的嗜好。尽管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俨然像一个电影天才，既是编导，又是演员和制作人。一部又一部描写达官贵人和公子小姐的风流韵事的影片问世。从1965年到1969年，他拍了9部电影。
　　西哈努克崇尚和追求浮华、声望和体面。1966年8月戴高乐夫妇的来访给他提供了机会，激起了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欲。此时，恰逢柬埔寨第四次大选。然而，他对此全然不顾。在他看来，戴高乐的来访远比大选来得重要。他渴望那种声势浩大、举国欢腾的盛大场面，更何况来访者是他仰慕已久的英雄和伟人。他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筹备这次接待活动。几十万人绵延10多公里夹道欢迎的仪式，豪华盛大的国宴，数万名小学生参加的团体操表演，自然还少不了他的王家芭蕾舞团的精湛演出。戴高乐三天访问期内的这些花费，就达几百万美元。
　　几天的狂欢结束之后，西哈努克的不祥兆头便降临了。问题不仅在于过分铺张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困难，而且在于他忽视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由于他忙于对戴高乐的接待，他的人民社会同盟的议会候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他自己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选举结果，许多注重地方利益的候选人战胜了人民社会同盟的候选人。胡荣、符宁、乔森潘三名左派议员获得了连任。他们都在各自的选区获得了很高的选票。
　　这次选举使朗诺出任了新政府总理。西哈努克允许他出任总理，在当时来说，不是没有理由的。朗诺一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虔诚的佛教徒，少言寡语，从不引人注意，有人形容他“像一条平静的鲤鱼”，表面上谁也看不出他会有什么野心。大概正由于这一点，西哈努克重用这位并无军事才能的朗诺当总参谋长。朗诺在任职期间，奴仆般地服务于亲王，从来没有任何违抗的表示。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在效忠亲王的同时，悄悄地培植他自己的势力。当1966年大选到来的时候，他已在军官阶层享有了广泛的支持。他也颇受中产阶级和华柬商人阶层的欢迎。他们也和军官阶层一样反对西哈努克对进出口贸易国有化的政策，也反对同美国断交。他们希望朗诺能站出来扭转西哈努克的政策。
　　正当新议会开会选举首相期间，西哈努克居然为了彻底放松一下，到医院休养去了。结果，朗诺被选为首相。西哈努克当时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还算忠诚的下属。但是，这一轻率的认可，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西哈努克不仅没有发现自己播下了政治隐患的种子，相反还放心大胆地到法国长期治病休养去了。他在那里住了1个半月。
　　在亲王离开之后，朗诺的政府官员纷纷到农村去征购大米。他们以比黑市低得多的价格向农民强行征购。军队也趁机对农民施暴，抢夺农民财物，骚扰妇女。地方政府官员在中央政府的影响下，也横征暴敛，贪得无厌。就是在这时，在金边的一个年轻和尚离开了寺庙，逃进了丛林，参加了红色高棉的革命运动。他就是洪森。不久，在柬埔寨便发生了反政府的活动。
　　当政府要在马德望省三洛附近征用土地，修建一座糖厂的时候，矛盾迅速激化了。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但没有给予足够的补偿。这激起了农民的怒火，从而引起了暴力反抗。他们先是袭击了政府的征税小分队，并打死其成员。后来几乎整个地区都发生了暴动。他们打死武装士兵，夺取他们的武器，袭击警察哨所，抢走枪支，然后逃进丛林，参加了柬共领导的红色高棉激击队。
　　这时，代理国家元首的朗诺首相毫不手软地对该地的农民暴动进行了镇压。他派出了伞兵部队和大批国民警察部队，以悬赏的方式残酷镇压反叛者。许多农民害怕被捕和屠杀而逃往游击队的营地。
　　西哈努克从法国回来以后，情况更加恶化了。他要求朗诺辞去首相职务，任命宋双接替；但到了5月份，危机波及到了城市。他指责左派和三洛农民暴动有关，扬言要将左派议员乔森潘、胡荣提交军事法庭。这种恐吓使他们立即转入了地下，并前往柬共革命据点。随后，有三名自由高棉成员被处决了。处决的情景还被拍成了电影，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使人们联想到乔森潘、胡荣两个左派议员的失踪。大家都以为他们也被杀害了。于是，在金边爆发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对他们的杀害。
　　直到6月底，马德望的动乱才最后平息。据西哈努克称，在整个暴力冲突中，死亡1万人。
　　朗诺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和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成了柬共革命的转折点。虽然西哈努克曾指责红色高棉与暴力有关，但实际上柬共并未在这次冲突中发挥任何作用。这次暴动完全是自发的，柬共领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条件已成熟。10年后，民柬出版的《柬共历史》称，三洛的暴动“是由人民自己的运动引起的。党中央还未决定在全国发动武装总暴动。在马德望……这场农民运动……已达到了沸点。但是党放弃了对那里的运动的领导，并决定暂时停止马德望的武装斗争，直到在全国完成它的准备工作。”
　　但无论如何，三洛事件成了一个信号，它提醒了柬埔寨共产党：革命形势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不远了。
　　对柬共来说，革命形势的出现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他们终于看到了人民对当时政府的不满和憎恨，终于看到了革命的对象。而这一点应归于朗诺，归于西哈努克对朗诺的轻信。几年后，过流亡生活的西哈努克对记者痛心疾首地说：“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选择朗诺作为我的助手，成为我的总参谋长和总理。”他在回顾三洛事件的教训时说：“马德望的屠杀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干的。当时，我在科特达祖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病。他们屠杀的也不是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农民，起因是这两个无赖去征用他们的土地。我没有派朗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因为我自己的土地已经太多了……”“至于红色高棉游击队，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这我知道，朗诺向我提供了假材料，证明他们想推翻现政权，于是我就同他们格斗。我把他们作为卖国贼对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73年，当西哈努克在柬共游击区会见传说被西哈努克处决的乔森潘时，两人在对朗诺的看法上不谋而合，而且西哈努克对红色高棉的策略艺术第一次恍然大悟。
　　乔森潘对亲王说：“殿下，我们一直知道反对我们的不是你们，追捕我们的是朗诺。我们一直知道朗诺是个卖国贼，他早就想干掉您。”亲王反问道：“你们既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乔森潘回答说：“殿下，要是我们告诉了您，那么您会作出反应的，这样，柬埔寨也就不需要我们了。殿下，这是一种战术。”
　　听了这番解释以后，西哈努克惊呆了，连称：“奇妙的战术！确实奇妙！”这不知是赞叹？还是迷惑？还是渐愧？还是愤怒？总之，是一种复杂的难以名状的心态。
　　朗诺的残酷镇压，为柬共创造了革命形势。三洛地区农民暴动加速了武装斗争阶段的到来。到了1967年中，柬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如果只进行政治斗争，不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就无法保存革命力量，发动革命力量。于是，柬共决定在1968年开始武装斗争。1968年互月，起义首先在西北大区发动，接着在东部、北部和东北大区相继发动。他们在发动起义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他们主要靠缴获政府武装人员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到了5月份，全国19个省中有17个省打响了武装斗争的枪声。

20　钢丝绳上的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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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千名金边青年冲击了《独立高棉》报社
　　　　亲王也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柬
　　　　中友好协会被查封
　　　　邀请肯尼迪夫人访柬，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意味深
　　　　长的信息。
　　　　西哈努克说：如美军追捕越共进入柬镜，他将闭上
　　　　自己的双眼。
　　　　美国在柬埔寨的“早餐行动”
　　　　同美国复交

　　尽管西哈努克1965年在印度支那会议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表示支持，而且在行动上也做出了有利于越南的默许，然而他对这个历史上的宿敌却始终不放心。他最关心的始终是能得到越共对现有的柬越边境的承认，以确保未来柬越边境的安全。柬埔寨已尝够了历史上对其领土蚕食的苦头了。
　　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宋双首相同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进行谈判。亲王的策略意图很清楚：在越南最困难的时候，我给你提供领土的便利，你可以用来屯兵，也可以用来隐蔽，但你必须承认，这是我们的领土，战争结束以后，你必须完整归赵，遵守原有的边界。西哈努克还估计，这一谈判不会太困难，因为越南人正处在困难之中，柬埔寨提供的方便对他们太重要了。因此，他们不会不同意。
　　然而，谈判的进程出乎西哈努克的意料，越南方面迟迟不肯就边界问题作出承诺：直到1967年5月，越南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因为这时美军和南越伪军发动了代号为“雪松倒地”的军事行动。由于这一军事行动，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被迫将中央机关迁往柬埔寨。
　　这次谈判的成果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承认和尊重柬埔寨的现有边界。柬埔寨也作了同样的承诺。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苏联和中国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
　　越南和中苏几个大国对柬埔寨边界的承认，是西哈努克活动的一大成果。这激起了柬国内左派青年对西哈努克狂热的拥护。于是又引起了激烈的派性斗争。还没有离开政坛的左派议员符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西哈努克的表现进行辩护，但却遭到了右派报纸《独立高棉》的反击和厚骂。这激怒了火气十足的年轻人。上千名金边青年冲击了《独立高棉》报社，并捣毁了印刷车间，高呼反美口号，大骂《独立高棉》的主编沈法。编辑部大楼里贴满了大标语，诸如“沈法是条狗”，“沈法是美国的走狗”和“亲王阿爸万岁”。
　　这次行动显然是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对此并未给予任何批评，对右派报纸更没给予任何道歉，在左派看来，这似乎是对他们的支持。
　　这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鼎沸时期。对毛泽东的崇拜浪潮，通过海外的华侨、华裔传到了东南亚，当然柬埔寨也不例外。当中国的报刊提到“柬埔寨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敬仰毛主席”时，这位注重尊严的亲王非常忧虑。他尤其担心左派支持下的“柬中友好协会”日益活跃，会动摇人民对他的忠诚。
　　为了避免这一点，亲王采取了惯用的策略。他威胁说，他要将政府交给“亲中国的赤色分子”。他在国会说：“如果我拒绝交权，我宁可接受他们的拷打，甚至宁愿让他们在前边的那个旗杆下砍掉我的头。我不会反对做任何事情，我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他没有想到他这番话，在人们中没有产生任何反应。
　　不久，西哈努克派他的外长访华，去探听北京的态度。周恩来做了温和而礼貌的解释，希望两国关系不致受到影响，西哈努克对局势还是相当担心。
　　这一年的9月，西哈努克关闭了柬中友好协会，以及其他所有的双边友好协会。这是池对左派势力发起的第一次攻击。3天之后，左派报纸《新闻报》刊登了发自北京的一个电报，对被封的柬中友好协会表示“战斗的敬礼”，而且还赞扬了该组织对反革命的斗争。西哈努克把这个贺词称为“来自中国的第一个攻击”，于是他决定关闭柬埔寨的私营报纸，其主要目标是华文报纸。
　　这期间，他对中国产生了不少误解。他怀疑中国真的要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输入柬埔寨。他在一次讲话中，把柬埔寨所发生的危机归咎于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共产党人。但是如果有人想让柬埔寨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高棉人民自己一定能够这样做。……但是如果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训练高棉共产主义，那是不能接受的。”
　　只是到了1970年，西哈努克流亡中国后，周恩来才告诉他，北京发给柬中友好协会的那封富有挑战性的电报是造反派们搞的。这些人受到了处分。周恩来公正地表示西哈努克当时的反应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件事导致了亲王在国内对左翼势力的进一步强硬。仍在公开活动的左派著名代表符宁成了西哈努克的眼中钉。符宁这时发起了一项运动，起草了有许多机构签名的请愿书，要求亲王恢复柬中友好协会。在他递交了请愿书后，西哈努克在内务部长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了符宁所在的选区，当着他的面警告他：“你已不再是一个柬埔寨人。由于你使人民来反对你的国家和民族，你已完全背叛了人民。这是一种叛国行为。”亲王威胁说，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几天后，符宁也逃离了金边，参加了柬共武装斗争。
　　上述的这些情况，加上柬埔寨周围国家的战火和敌视态度，使这位亲王感到莫大的孤立。他不愿意去依靠国内那些亲美的右派势力，他对他们从来没有好印象。于是他把目光又悄悄地转向了美国。反映这一意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1967年10月，他邀请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博维尔·肯尼迪来访。不管肯尼迪夫人起到什么作用，这一访问的本身就给白宫传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
　　恰逢此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军方领导人竭力使柬埔寨中立化，希望说服西哈努克停止让越共使用其领土。因为他们早就从空中拍摄到的照片中知道越共在柬领土上的情况。对美国人来说，趁着肯尼迪夫人访问创造的良好的气氛，这时派人到金边与西哈努克接触的确是一个良机。而此时，西哈努克又何尝不愿同美国接近，从而减少由于孤立而造成的恐惧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切斯特·鲍尔斯于1968年1月访问了金边。
　　根据鲍尔斯的报告，西哈努克似乎向美国提供了出乎意料的承诺。报告称，西哈努克有了“令人震惊的转变”。报告写道：“亲王说，如果美国在无人居住地区进行激烈的追踪活动，他将不会反对。他不会公开地、正式地说这番话。但是，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那会有助于他自己问题的解决。当然，如果美国和越共及北越军队在柬埔寨领士上交战的话，那么双方都犯有侵犯柬埔寨领土罪。不过，越共和北越军队的罪过更大。如果你们为追捕越共而进入偏远的、不会惊扰百姓的地区，他将‘闭上他的双眼’。”
　　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宋双和鲍尔斯发表的联合公报，没有写进上述那段话。但那些话被美国人理解为西哈努克同意美国1969年开始用B－52飞机对柬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对于这一点，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他“准许”美国轰炸高棉领土。他说他在1968年工月同鲍尔斯谈了一个半小时，其要点是“我绝非希望在我的国土上建有越共和北越的庇护所，你们是希望清除这些庇护所的，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但是，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轰炸我们的领土，即使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密林深处，那些牺牲者可能都是高棉人。如果你们只杀越共和北越人，也不会使我感到高兴，但这与我无关，因为越南人同你们发生战争，你们之间互相残杀是毫不奇怪的”。西哈努克批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歪曲了他的意思。基辛格把西哈努克的意思说成是“如果你们只杀越共和北越人，这与我无关……”。亲王说，这是“断章取义”，是要使全世界相信“美国轰炸高棉领土是我允许的”。
　　我们不管西哈努克是否做了某种许诺，他需要同美国的关系达到某种程度的缓和，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谋求美国对其现有边界的承认的愿望是急切的。在谈判的过程中，宋双要求鲍尔斯回华盛顿，说服白宫恢复两国关系，做出保证，尊重柬埔寨的边界。然而美国并没有立即满足西哈努克的要求。因为它的两个盟友——泰国和南越都并不希望做这样的允诺。无论如何，这一次西哈努克向美国倾斜的努力没有收到多少实际效果。
　　1968年初，柬共武装斗争的普遍展开又推动了西哈努克的右，转。到了这年年底，柬埔寨东部大部分地区已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西哈努克感到红色高棉的威胁与日俱增。他决定加强镇压。为此，他重新起用了右翼势力的代表朗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朗诺上任后，便开始对游击队进行疯狂的围剿。这时，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在不断恶化。于是他又任命朗诺组成一个救亡政府。而在这一切安排好之后，西哈努克便从令人烦恼的政治问题中摆脱出来，投入到轻松的旅游和狂热的电影制作中去了，时而也从烹饪中寻求欢乐。
　　1968年3月18日，美国实施了代号为“早餐行动”的对柬埔寨的轰炸。这就是按美国人的理解，由鲍尔斯在金边取得的所谓默许。这次轰炸是完全瞒着美国人民干的，行动绝对保密。其目的是铲除位于柬埔寨境内的越南劳动党南方局机关总部。在这以后，直到1970年西哈努克政权被推翻，断断续续的轰炸持续了14个月。在沿着边界的柬埔寨一边，一共轰炸了3500多次。
　　这一系列轰炸激怒了西哈努克。但他所做出的反映是矛盾的。他一方面第一次公开宣布越共在柬埔寨的存在，并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金边的机构提高到大使级；不久，当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以后，柬又宣布正式承认，从而对美国施加压力。但同时，他也再次提议恢复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希望美国避免把柬埔寨拖人战争。而且他也警告越共，不要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否则他会改变对越政策。他还放风说：“我将辞去国家元首的职务，井把这个职位交给朗诺。”
　　美国权衡利害之后，对西哈努克做出了让步。1969年6月，美国同意承认柬埔寨边界。而后，柬美双方恢复了外交关系。同美国的复交，没有给柬埔寨带来任何实惠。相反，美国的存在为西哈努克后来的垮台埋下了祸根。当然，对西哈努克来说，最致命的还是他对朗诺的重新重用。这是亲王这一生中第二次犯同样的抱憾终生的大错。
　　1969年8月，宾努亲王因健康原因辞去了首相职务。朗诺再次当选为首相，施里玛达成了副首相。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就是他们两个把柬埔寨一步步地推向灾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