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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家族连载(31-35)
slina 发表于:2011-1-1 13:38:56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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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返国际舞台


     波尔布特对亲王说:“现在是你帮助我们的时候
     了……”
     金边陷落前夕,亲王飞往北京
     亲王在长达6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哈努克
     不会疲劳,我已经休息了三年……”
     西哈努克在安理会演说
     “中国是同我共享祸福的伟大朋友。”

  1979年新年刚过,越南的坦克就逼近了金边。民柬政府所属机关正准备撤退。
  豆月5日傍晚,西哈努克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和莫尼克来到书房,打开了短波收音机准备收听“美国之音”报道的当天的战况。突然,西哈努克发现一辆黑色的奔驰牌小轿车在他有警卫的住宅门口停下来。接着从车上走下一个人来。尽管天色暗淡,但西哈努克一眼就认出来是乔森潘。在他下野之后,他接触最多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就是乔森潘,他太熟悉他的身影了。
  “我们的领袖波尔布特想见你,他有些事要同你谈。”乔森潘显得十分严肃,没有往常那套寒暄。
  “那好,我很高兴”。亲王简洁地回答了一句。显然,他也觉得这肯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见。接着,亲王就跟随乔森潘上了汽车。汽车在夜幕中急速行驶,不一会,便来到了位于洞里萨河岸的政府大厦门前。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在西哈努克时代,这里是国宾馆。
  波尔布特就站在大楼的大厅中央等候亲王,在场的还有英萨利。亲王走进大厅,波尔布特迎了上来,两人友好地握了握手。这是西哈努克1973年访问解放区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在解放区那一次,这位被称为“老大兄弟”的神秘人物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冷淡,不苟言笑,甚至还有几分羞怯。他总是把时间和机会让给其他官员讲话。
  但这一次相当不同,波尔布特显得很轻松,满脸堆笑,非常热情地握着亲王的手。西哈努克顿时觉得面前的这位红色高棉头号人物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后来,亲王回忆说:“波尔布特非常残忍,但他好像对我并无恶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领袖,确实很有魅力。”波尔布特使用法语和宫廷的称呼同亲王谈话。这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讲话方式,只有皇家和佛教僧侣才会使用。实际上,乔森潘也常以这种方式同亲王讲话。这同英萨利形成鲜明的对照。西哈努克说:“英萨利反对用这种讲话方式,他说,西哈努克只是一个普通公民。”
  “亲王殿下,非常抱歉,不得不让乔森潘同志把您请来。”波尔布特边说,边行了一个双手合十礼。
  “殿下,让我们在一起呆几个小时吧。我向您通报一下当前的形势。”波尔布特很快严肃起来,接着便向亲王介绍了战场上的局势。
  最后,波尔布特十分郑重地,而且用带有几分恳求的口吻说:“目前,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恐怕是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
  “我同意,因为你们始终在捍卫民族独立和我们国家的尊严。”亲王几乎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项新使命。
  “谢谢您,多谢您!”波尔布特紧紧握着亲王的手。
  亲王表示:“我要尽我的最大努力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柬埔寨的支持……”
  “我们安排了飞机,”英萨利打断了亲王,“但由于飞机的座位紧张,您只能同夫人先走。”
  “不,我请求你们,阁下,”亲王有些紧张,“我请求允许我的全部家庭成员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尔布特看了看英萨利,说:“好,安排他们全体上飞机。”
  “谢谢,十分感谢!”亲王如释重负。
  “我们将在两个月内把越南人赶出柬埔寨。”波尔布特似乎在对西哈努克发誓。
  “祝贺你,主席先生,祝贺你们成功。”
  “从现在起,您自由了。你可以去中国。如果回来,我们仍表示欢迎。明天,你全家就可以乘飞机离开。”波尔布特十分肯定地说。
  “噢!真的吗?我太感谢了。”
  1月6日晨,西哈努克的命运如何,似乎仍不能断定。越军的炮声离首都更近了。来自中国的波音707飞机能到达波成东机场吗?即使降落下来,能安全起飞吗?
  准备乘这架飞机离开的,只有两个国家的使馆工作人员。他们已来到了机场。两国大使来为他们的工作人员送行。在等候飞机的其他人均为柬埔寨人,有好几百人,西哈努克一行也在其中。南斯拉夫大使米哈伊·洛姆帕一眼认出了西哈努克。一年前,洛经帕受铁托总统的委托要求见亲王,但被非常礼貌地拒绝了。眼下,他要去同亲王打招呼,英萨利走了过来,对这位大使说,“很抱歉,有这么多人乘飞机,只能给南斯拉夫留4个座位。”
  一上午,人们都在眼巴巴地望着湛蓝色的天空,耳朵在机警地搜索飞机的轰鸣声。机场的另一端停放着一排中国造的“米格19型”飞机,因为没有驾驶员而动弹不得。人们心急如焚,枪声很近了。
  到了中午时分,一驾银白色的波音707终于降落了。西哈努克热泪盈眶,现在,他真的要自由了,他很激动;但几乎同时,一股痛苦的冷流涌上心头,因为他要再次流亡国外。他同南斯拉夫大使热烈拥抱告别,用哽咽的声音说:“请代我向铁托总统问好,告诉他我的人民决不投降。”
  飞机在跑道上滑动了片刻,便腾空而起。
  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西哈努克和宾努及其家属又一次来到了北京。
  中国政府热烈欢迎这位老朋友重返国际舞台。第二天,邓小平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这位爱国亲王在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与此同时,西哈努克向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递交了一封写给铁托的信,说明他此次前往联合国的使命,并呼吁不结盟运动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支持柬埔寨的正义斗争。
  在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之前,西哈努克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记者招待会。近三年来,西哈努克的销声匿迹成了世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许多善于捕捉珍奇新闻的记者费尽心机想探出有关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但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一次西哈努克在北京的突然出现成了头号新闻。各家通讯社都争相报道。至于他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当然更是惹人注目。各方记者蜂拥而至,大约有100名各国记者出席。
  人民大会堂记者招待会会场的气氛轻松而活跃。当这位亲王走进拥挤的大厅时,他以佛教的双手合十礼向大家致意,记者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坐在记者们面前的西哈努克红光满面,神采飞扬。他那张生动、富有表情的脸胖了许多。从他向记者们环视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情不自禁的喜悦。
  记者招待会于上午10时正式开始。面对争先恐后的记者,西哈努克说:“大家不要争。我们的时间多的是,无论如何我要邀请你们同我一起共进晚餐,我有许多东西要谈。”是的,他大概要把这三年里积攒的话一吐为快。
  “我可以同你们在一起谈三个、四个、五个小时。你们会感到疲劳,但是西哈努克不会疲劳。我已经休息了三年……你们瞧,我已长胖了。”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亲王首先向记者们说明了他这次出山所肩负的使命。他说,昨天(7日)越南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保护国。按照波尔布特政权的指示,他将去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谴责越南的决议,把越南开除出联合国,派联合国部队去柬埔寨;他要让全世界了解柬埔寨的主张,还要求不结盟国家会议讨论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
  接着,亲王谈到了波尔布特政权。他说:“我支持继续为谋求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斗的波尔布特总理的对外政策,但是不能赞成他的对内政策,特别是对人权的侵犯。”他列举了一些他所反对的做法,例如限制通信自由、往来自由、家族同居自由;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法律体制,等等。对于波尔布特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表示“无法理解”。他还谈到了波尔布特对他进行的“十分舒适的软禁”。
  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还要支持波尔布特时,西哈努克说:“我之所以继续支持波尔布特,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努力,联合一切力量来使彻底解放柬埔寨成为可能。我们必须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看得比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更为重要。”因此,他说,“多听从他们的吩咐,我愿意为他们效劳,愿意帮助他们。”他说,“他有波尔布特给他签署的空白委托书,他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去代表红色高棉进行辩护。
  对于越南的侵略,西哈努克表示要战斗到底。他说:“越南现在不会因为占领了柬埔寨而满足。它将把柬埔寨当作基地,把手伸向东南亚。世界的力量对比将会发生变化。我们将战斗到底。我相信,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将赢得胜利。”
  西哈努克说,中国已明确表示对柬埔寨的支持。但他又说,中国不会军事干预。波尔布特也不要求干预。他们要独立地进行反侵略斗争,但需要援助。
  在谈到中国领导人时,西哈努克显得格外激动。当他再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对他说,我们知道“你在柬埔寨生活得有些不愉快”。这位74岁的中国领导人对他说:“我们非常钦佩你的勇气。”当西哈努克谈到毛泽东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他谈到,毛泽东逝世时,。他要求向北京发唁电,但受到了阻止。
  西哈努克还谈到了他今后的永久安身之计的问题。他说:“现在的抵抗运动将是相当长期的战争。也可能在我去世之前不会结束。那样的话,重返柬埔寨是不可能啦。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在北京避难。……如果这一想法难以实现,我想到巴黎去生活。”
  西哈努克的记者招待会持续了6个小时,这在北京是破天荒的。中午,大会堂的服务人员以三明治招待记者。这位精力异常充沛、十分健谈的前柬埔寨国家元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拍案而起,时而又伤心哭泣。当下午有不少记者陆续退出会场时,他仍对那些穷追不舍的几个记者谈得滔滔不绝。记者招待会虽然持续了这么久,但在西哈努克的经历中,仍不是创记录的。在他当政的全盛时期,有一次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竟长达7个小时。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亲王便起程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出发前,他收到了中国的正式邀请。他说:“中国政府正式告诉我,如果西哈努克亲王能长期留居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感到荣幸。他们准备让我住进北京新建的一座富丽堂皇的住所里。”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民柬的要求,准备召开一次特别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苏联、越南等国极力反对召开这次会议,他们主张让韩桑林取代民柬享有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经过辩论,安理会以压倒优势通过了决议,同意讨论柬埔寨问题。
  在联合国安理会正式会议上,西哈努克作为民柬政府的高级代表和代表团团长作了系统发言。他在讲话中揭露了越南统一以后试图吞并柬埔寨的野心。他把越南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描写成“犹如饿虎扑食”。他抨击了在苏联的怂恿下,越南赤裸裸地武装侵略柬埔寨的野蛮罪行,同时戳穿了越南拼凑韩桑林伪政权的阴谋。最后,他向安理会表示了柬埔寨战斗到底的决心。他说:“暂时让敌人控制一个国家的首都,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合法政府因而就成为不合法了。这就像1940年一样,象征着真正的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在暂时失掉法国首都巴黎,有利于希特勒入侵者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却到伦敦。”
  西哈努克的发言得到了许多安理会成员国代表的欢迎和支持。赞比亚代表称:“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别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新加坡代表说:“不论民主柬埔寨政府过去可能是如何虐待它的人民,其他国家无权推翻这个政府。”新西兰代表要求越南“毫不拖延地”把它的军队撤出柬埔寨……一国的错误行为并不证明另一国有理由入侵它的领土。”马来西亚代表称,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并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一国不论是以什么形式进行武装干涉,不管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有什么理由,都是不能宽容的。”英国代表也承认目前的问题是关系到柬埔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美国代表指责越南占领别国领土,以武力把一个新政府强加于这个国家;他要求越南立即撤军,必须尊重柬埔寨的领土完整。中国也激烈的谴责了越南的侵略行为。
  然而,苏联及其盟国则竭力为越南的侵略进行辩护。越南代表面对强大的批评强词夺理,称所谓“越南侵略”的说法是严重的造谣中伤。他反诬这是波尔布特集团对越南边界发动的入侵。……
  古巴代表在会上的发言特别引人注意。他对西哈努克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说西哈努克没有资格代表柬埔寨人民。他质问,这位亲王在三年的俘虏生活中,能告诉我们干了一些什么?采取过什么勇敢行动制止对他的同胞的杀害?……他说,这位曾经两次被废黜的君主,从未反对过他的残忍的征服者,也没有能像纯朴的僧侣那样自焚。今天,他作为英萨利和波尔布特政府的代表来联合国表示抗议,坦率地说,这叫做背叛,并引用何塞·马蒂的话说,全世界“都知道古时候是如何惩处背叛者的”。
  接着,这位古巴代表声称古巴是抗击帝国主义举世无双的英雄,说古巴蔑视像西哈努克这样的“卖国贼”和“胆小鬼”,还说西哈努克参加这次会议,是柬埔寨的一个耻厚。
  最后,这位古巴人说,西哈努克所以叛卖,是因为“他想回到他法国的小别墅”去,那里有美好的浓味炖鱼和查夫利斯酒,这些是最好的能使人忘忧的东西,另外,在远处听听著名歌手为不能重归索伦托的人们哭泣的歌声。”
  对于古巴的攻击,西哈努克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反击。他说,“从昨天下午开始,我成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古巴、东德、匈牙利等国大肆攻击的目标。……从昨天起,我一直没法克制自己,不对它们的无理攻击加以驳斥。我一直没法不理会它们对我的侮辱,尤其是古巴对我的侮辱。”
  “古巴代表昨天拿我开玩笑。在苏联的走卒看来,好像我对我国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好像我已经答应为头号罪犯波尔布特和头号罪犯英萨利作辩护,以便能扮演柬埔寨人的角色——为了演戏,为了北京烤鸭,为了北京政府会提供的豪华舒适的生活。我并未恶劣到那种地步。”
  他反驳说,他在过去的三年中根本不像古巴代表所说的那样,他没有自由,遭受了很多痛苦。特别是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十几个孙子孙女的失踪,那是多么大的痛苦。他说,古巴代表的侮辱是不公正的。
  他说,“我像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是爱国者,虽然卡斯特罗现在卖力投靠苏联人了。我没有卖力投靠中国人,当然没有。我是中国人的朋友,是因为他们尊重我的独立。……在战胜巴蒂斯塔之后威信那么高的古巴,革命的古巴,现在已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国。它已变成了苏联在非洲和联合国活动中的雇佣军。”“古巴已经一文不值了。”
  西哈努克描述了卡斯特罗在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完全同苏联一个腔调。西哈努克当时大声喊道:“卡斯特罗先生,既然你同苏联交情那么深,那么你去叫他们抛弃朗诺,承认我们。”西哈努克说,这时,卡斯特罗的脸红了。西哈努克说,卡斯特罗在那个讲话中“抛弃了古巴的尊严;出卖了古巴人民的独立和自尊”。
  西哈努克指出,古巴代表的讲话肯定是对他那次讲话的报复。他说:“他攻击波尔布特侵犯人权,这不过是为了掩盖他们仇视西哈努克而放的烟幕。他们怕我。我没有原子弹,但是我有勇气和他们对抗,有勇气发表讲话,写文章和在行动上讽刺他们,虽然我没有原子弹。”
  最后,他就人权问题向苏联、古巴代表反问道:你们苏联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卡斯特罗是怎么做的呢?“据说波尔布特杀了很多朗诺分子,但是难道卡斯特罗没有杀掉成千上万的支持巴蒂斯塔的人?在苏联,他们是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的?那不是也在侵犯人权吗?”所以西哈努克说,苏联不赞成人权,而是赞成侵犯人权。他们应该和波尔布特列入同一类。
  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柬埔寨赢得了大多数安理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越南却被押上了被告席。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陈楚提出了一个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要求越南撤军的决议草案。许多不结盟国家担心苏联会使用否决权,就又起草了一个调子比中国的草案稍为温和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虽然没有提到越南的名字,但要求立即停火,撤出在柬埔寨的全部“外国军队”。
  中国代表陈楚在表决之前宣布放弃自己的草案,支持将不结盟国家的草案提交表决。
  安理会表决结果,以13票对2票赞成不结盟国家的决议草案。只有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对这个提案。但是由于苏联使用了否决权,最终未能通过这一决议。
  尽管安理会未能通过谴责越南的决议,但这次安理会特别会议由于西哈努克的出席和他的演说,为柬埔寨赢得了世界上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由于在安理会辩论期间的紧张工作,西哈努克在美国的一家医院进行短暂的休养。这期间,他郑重地向外界宣布,他已经履行了“对波尔布特政府的义务”,从现在起,他将以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他的政府的代表的身份讲话,以一个爱国者,而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讲话”。他的这一宣布,标志着他已结束了他与民柬政府的任何关系。
  关于他未来的去向,西哈努克说,他打算在西方无限期地呆下去,他还准备让他的家庭成员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法国。美国国务卿万斯这时表示欢迎这位亲王在美国住下来,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但2月1日,当西哈努克同访美的邓小平进行了两小时的会晤之后,他改变了定居巴黎的计划。在这次会晤中,邓小平向亲王表示,如果他不愿到北京定居,就意味着不重视中国同他的友谊。邓小平还建议他重新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但他拒绝了。他说,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不同波尔布特共事。与此同时,韩桑林也托人传话说希望亲王回金边。他承认这似乎是“一番好意”,但他不能接受,“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越南侵略者,并且象征着放弃我国的独立和我国的领土完整”。
  西哈努克选择长期居住在北京,不光是从中国方面考虑,他对中国的感情也发生了巨大作用。他说:“中国是同我共享祸福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一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他又说,他不感到受控于中国,在那里,“我敢公开批评中国,中国仍然尊重我的独立”。
  2月13日,西哈努克从纽约飞回了北京。中国政府给了他国家元首规格的欢迎。在中国看来,他仍然是柬埔寨最有威望的代言人。
你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我说:“自恋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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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39:32 | 阅读全部
32 全民族的抵抗运动兴起


    行不通的西哈努克和平方案
    亲王说,他要在宴会上扔杯子、摔盘子。
    亲王要求波尔布特和韩桑林退出政界
    西哈努克打出了“民族主义高棉人联盟”的旗号
    山头何其多?
    红色高棉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乔森潘承认,柬埔寨搞的共产主义是“残忍的乌
    托邦”。
    柬埔寨共产党解散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员

  西哈努克宣布同民柬断绝关系以后,便开始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他提出了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平方案。在离开联合国总部以前,他向联合国秘书长透露了他的和平方案。
  西哈努克的和平方案主张举行一次类似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新的国际会议。新的国际会议应当包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美、英、法、中、苏,同时还包括越南、老挝、印度、日本以及东盟五国。在柬埔寨方面,几派(西哈努克、波尔布特、韩桑林和朗诺)势力都应参加。像1954年协议规定的那样,印度仍然是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监委会中由加拿大代表西方,波兰代表苏联集团,另加一个共产党国家代表“中国集团”,还要有一个国表代表不结盟运动。
  从纽约回到北京之后,西哈努克再次呼吁实行他的和平方案。这时他又为他的和平方案补充了一条,即由联合国派遣一支非洲国家组成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监督停火。以后几个月,他都在寻求对这一和平方案的国际支持。但是他失败了。到1979年5月底,他公开放弃了这一计划。他承认,这一方案是不现实的。首先越南人根本不可能把已吞进的东西再吐出来。其次,美国等对这一方案的态度都十分冷漠。
  看来,解决柬埔寨的问题必须用军事手段。因为“越南只懂得军事语言”,不懂得和平语言,它们只准备以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中国人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
  就在西哈努克回到北京的前两天,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高举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的社论。社论指出,“根据新的形势,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就成为柬埔寨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在北京,邓小平再次同西哈努克谈起同波尔布特合作的问题。邓小平说,这场抵抗斗争很可能是长期的。只要波尔布特继续抵抗越南,中国就可能支持他20年、30年,不同他合作将是一个错误。
  西哈努克立即反驳说:“波尔布特也许是一个爱国者,但是他是个屠夫。他把柬埔寨人民当作可以用来强迫劳动的牲口以及可以屠宰的猪。”邓小平回答说,波尔布特的政策将来会温和一些。亲王反问道:“你真的相信能把一只老虎变成一只小猫吗?”邓小平笑了,一转话题说:“开饭的时间到了。”
  6月初,出席科伦坡不结盟会议的英萨利阐述了民柬政府的新立场,其中特别强调全国所有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越南。他说:“共产党准备站到一边去。为了有利于民族斗争,我们愿意于任何事情。”他还说,如果西哈努克认为民柬是反侵略的主要力量,“我们的人民将会信任他,也许将给他以领导人民的荣誉。”
  正在平壤的西哈努克立即果断地做出了反应。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会同红色高棉合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在1970年成立了一个民族统一阵线。但在1975年,红色高棉搞掉了所有非共产党人,我不希望完全再来一次了。”他念念不忘,他有十几个家人在波尔布特执政时失踪了。
  7月中旬,乔森潘给西哈努克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他想在西哈努克殿下所希望的地方(平壤或北京)会见殿下;第二,希望他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第三,希望他参加反对越南的民族解放战线。
  西哈努克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写了回信,拒绝了乔森潘的要求。一个月以后,乔森潘再次写信给西哈努克,要求他出任“民族大团结阵线”主席和民主柬埔寨主席团主席的职务。但他再次予以拒绝。
  8月底,西哈努克从平壤回到北京。邓颖超在会见老朋友时再次向亲王提起统一战线问题。邓颖超以中国的经验来做类比。她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在1936年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西哈努克说,“他不愿同红色高棉合作,他谴责红色高棉“总是骗人”。
  西哈努克在返回平壤前,出席了邓小平为他举行的欢送宴会。西哈努克有言在先:“你设宴会招待我,但是我们不要谈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事,不然我们会彼此扔酒杯和摔盘子的。”于是,他们在宴会上的“中心议题”是打篮球。自那以后,双方再也不讨论西哈努克与民柬合作的问题。
  西哈努克拒绝同波尔布特联合,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任何联合。7月份,他提出,他有意建立一个联合阵线。这个阵线主要包括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柬埔寨难民,该阵线的总部将设在巴黎。他试图以这个组织作为柬埔寨的正统的代表,通过联合国的努力,迫使越南撤军。显然这个阵线不是一个抵抗组织。不久,他正式向海外的柬埔寨同胞写了三封公开信。在第一封信中宣布将建立一个高棉救国统一阵线和一个独立、中立柬埔寨国临时政府。信中阐述了成立这两个机构的意义:第一,估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承认民柬联合国地位的国家会越来越少,而韩桑林的金边政权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事实上的承认。第二,不久将在哈瓦那举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韩桑林势力有可能挤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既不是“罪犯”又不是“走狗”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第三政府来代表柬埔寨。此外,他还宣布将在法国或美国举行柬全国代表大会,并且提议由他本人作为该阵线主席和该政府总理和外长的候选人。
  在第二封信中,西哈努克宣布了该阵线的纲领草案:未来的柬埔寨将既不是一个君主国,也不是共和国,国名就叫柬埔寨。国家元首将由参众两院选出,而议员将在国际监督下由选民普选产生。新政府将来用原来的国旗、国歌;保证人权,遵守联合国宪章,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立佛教为国教,但允许宗教自由。
  西哈努克的第三封信,呼吁波尔布特和韩桑林分子退出政界,分别到北京和西贡去安度余生,以便在全国举行和平的普选。
  西哈努克就成立阵线和临时政府同法国进行交涉时,“发现法国并不大支持他的行动,并限制他在法从事政治活动,理由是怕得罪越南和苏联。他感到了一种侮辱,随即将地点改到了平壤。
  9月25—28日,38名移居国外的难民代表在平壤集会,宣布成立“民族主义高棉人联盟”,由西哈努克担任这个联盟的主席。他们宣称,该组织不包括波尔布特和韩桑林两大势力。至此,西哈努克建立了他自己的组织。但这是一个极为松散无力的阵线,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它在国内还缺乏基础。
  除了西哈努克在国外组织的联盟以外,到1979年下半年,柬国内也出现了几个抵抗组织。
  较大的组织是“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主席是宋双,副主席是姜万,军事负责人是殿德将军。1979年8月间,宋双返回来泰边境活动,联合另外5个抗越组织,于10月9日在柬西部边界地区正式宣布举行该阵线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称该阵线为“高棉民族真正合法的代表”,恢复使用柬埔寨王国国旗。该阵线在柬泰边界地区有“三个根据地,获得10万柬居民的支持”。该阵线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武装力量”拥有兵力3000人,其成员多为前朗诺士兵、韩森林政权的逃兵和柬共的“叛逃者”。
  该阵线的政治纲领是“逐步实现解放全国并合理地重建祖国”。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国内外各种政治倾向的高棉民族爱国人士和战士”,“拿起武器”,赶走越南侵略军,争取柬埔寨“重新获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主张进一步扩大联合,呼吁各种倾向的战士举行会议,共同讨论“恢复和平和重建全体柬埔寨人民的联盟”。关于未来的柬埔寨,政治上将实行“民主、平等、基本自由、特别是宗教信仰自由”,“尊重人的根本权利”,经济上“尽可能自由化”,并保障外国投资;外交上“根据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原则,与一切国家尤其是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具体途径,他们强调要通过“和平方式”恢复柬埔寨和平。他们不大相信“能够在战场上同越南人真正较量”,因此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在外交上施加压力”。他们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是:(1)“立即实现全面停火”,对柬埔寨实行人道主义救济;(2)“撤走河内部队”,由联合国派遣部队进驻柬埔寨;(3)“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组织普选”;(4)由联合国,特别是苏、美、中、法、英等大国“保证柬埔寨中立化”。
  他们公开指责柬共,并声称要“击败红色高棉”,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柬共做些妥协。后来,他们同柬共接触,经双方商定,同意“目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挂起来”,“停止互相射击”,并经常保持联系,“协同作战”,“共同对付越南”。
  该阵线同西哈努克保持一定距离,尽管表面上仍对他表示尊重。9月下旬,西哈努克在平壤召开“高棉民族主义者联盟”成立大会,宋双及其阵线均未出席。
  另一个组织是“柬埔寨解放民族运动”,主席是冯·阿蒂冯,副主席是诺罗敦·索里亚翁。冯·阿蒂冯曾是朗诺的一名军官,1975年末解放后,他逃到柬泰边境参加了英丹的反共武装。英丹流亡美国后,冯·阿蒂冯和他的同伙留在柬泰边境,从事木材走私贸易。诺罗敦·索里亚翁,自称是亲王,声称是西哈努克的远房兄弟,但西哈努克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他还冒充“哲学博士”,结果被泰国人士拆穿。了解情况的西方和柬方人士说他是!‘骗子”,“神经有些不正常”。他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宣扬迷信活动。他鼓励士兵佩戴沉重的项圈或护身符防避枪弹,声称火箭弹系上黄缎带就可以百发百中。
  该组织10月3日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解放政府”,阿蒂冯任总理兼内政部长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索里亚翁任副总理兼外长;诺罗敦·威拉萨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陶威拉上校任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政党——高棉民族主义党”,索里亚翁任主席。
  他们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民主柬埔寨,捍卫高棉的民族主义,不同红色高棉和国际共产主义妥协”。他们宣称“越南人、韩桑林和波尔布特是一路货色”,“坚决不同波尔布特合作”。
  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他们呼吁联合国提供武器和粮食援助,并派遣武装部队到柬埔寨“监督自由选举”。
  此外,还有两个小组织。一是“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成立于8月31日,领导人是贡西莱。此人原为柬海军的一名舰长。该组织自称有2700名武装人员。它管辖的营地中有4万5千名难民。他们公开宣布效忠于西哈努克。他们与柬共游击队有联系,表示“打算与红色高棉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打击越军”。红色高棉供给部分武器。但他们称,这种联合只是权宜之计,红色高棉仍为他们的“第二号敌人”。由于同红色高棉有联系,所以他们与宋双的关系不好,同泰国军方的关系也欠佳。
  另一个小组织是“高棉吴哥解放运动”。领导人是英萨坝,原为朗诺的一名上尉。该组织声称有武装1000人,多数为原朗诺士兵。他们所管辖的难民营地有难民8万人。他们声称“唯一的目标是抗击越南人”。他们愿意同任何向他们提供武器的人合作,包括红色高棉。他们愿意接受西哈努克的领导。
  到1979年底以前,所有这些组织之间基本上都各自为战,相互没有联系。实际上,这些组织真正有战斗力的极少。民柬武装仍然承担着最主要的战斗任务。越南也把它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民主柬埔寨政府在撤离首都以后,在泰柬边境地区很快建立起根据地。面对外敌入侵和占领,特别是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民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总战略和总任务。1979年1月8日,民柬政府发表声明,呼吁“全体柬埔寨人民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的、民主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同越南侵略者战斗到底”。1月16日,民柬驻联合国代表秀浦拉西在纽约发表谈话说,民柬将同柬埔寨的所有派别进行合作,抗击同亲越的柬埔寨部队一起入侵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即使是前朗诺政权的支持者,也“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对高棉爱国者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会拒绝。今天的问题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
  民柬对待西哈努克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秀蒲拉西表示理解西哈努克对民柬政策的不满。他说:“我们正在寻找亲王的孩子,他们被安排在合作社里,一旦我们找到他们,就送到他的身边。”他说,亲王“始终是一位爱国者,他听从国家的支配”。但民柬方面这时还没有认真地同西哈努克接触。
  7月中旬,民柬对西哈努克的态度升温了。乔森潘主动向亲王写了第一封信,要求同他会晤,讨论成立一个民族大团结阵线的问题,并且要求西哈努克担任这个民族大团结阵线的主席和民主柬埔寨主席团主席的职务,还同意对民柬政府进行改组。西哈努克对这一要求未予答复。于是,乔又于8月下旬写了第二封信,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同时寄去了民族大团结阵线的纲领草案。
  9月,乔森潘在出席哈瓦那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期间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的政府将对过去民柬的政策做较大的修正。他们“将承认私人财产权、使用货币和让居民重返金边”,赶走侵略者之后,将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秘密的、自由的投票选举。
  不久,民柬驻北京大使毕姜正式宣布了“柬埔寨民族大团结爱国民主阵线”成立。同时公布了该阵线的纲领草案。纲领草案提出“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实行民主自由——包括言论、新闻、结社、来往、通信和居住自由”。纲领草案说,将“通过秘密的、直接的、自由的普选选出国民大会”,建立代议制政府。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将“应邀监督第一次立法机构选举以确保其能够自由和民主地议事”。纲领草案还规定,柬埔寨将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关系。
  为了确定新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战略任务的转变,为了改变民柬的形象,提高民柬在各反对派中的可信任程度,1979年12月15日一17日民柬人大常委会、政府、军队三方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今后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和前景不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维护我们视为生命的可爱的柬埔寨国土和种族的斗争。”新的战略方针是“停止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联合民族大团结力量,打击灭绝种族的越南黎笋侵略扩张主义者的情况下,我们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地执行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的草案”。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采取如下重大措施:
  (1)中止执行1976年的民主柬埔寨宪法,并以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草案取而代之。农谢留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乔森潘被任命为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临时主席。同时继续留任国家主席团主席。
  (3)改组政府,由乔森潘取代波尔布特的总理职务。
  (4)成立国家军队最高委员会。波尔布特任主席兼司令,切春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宋成为秘书长。
  由乔森潘为政府首脑,得到了外界的欢迎。这次大会标志着民主柬埔寨的政治路线和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确定了新的战略路线和大团结政治纲领以后,柬共开始考虑自己的地位问题。这时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大讨论。中心议题是,在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党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中央首先达成了共识,认为共产党的活动已不适应当前的新任务和新情况,也不符合不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条新的战略路线。乔森潘在说到这一点时说:“主张解散党的人是对的,因为这样可以为同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人物结成联盟扫清道路。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不应该忘记,从事战争的我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乔森潘谈到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时说:“永远摒弃共产主义无疑是团结全体柬埔寨人民进行抗越斗争的最好办法,这一斗争是民族阵线的一部分。”他承认,在柬埔寨搞的共产主义是“残忍的乌托邦”。柬共中央关于解散柬共的意见广泛传达到基层,并要求基层党员进行深入讨论,将意见上报中央。
  在广泛收集了党员讨论的意见之后,柬共中央于1981年9月3日~6日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出了两项决定:
  (1)根据全国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完全停止柬埔寨共产党的活动。
  (2)在正式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的决定之前,向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群众进行传达。
  关于解散柬共的决定,是在1981年12月6日正式公布的。这天的新闻公报宣布:
  (1)柬埔寨共产党彻底解散。
  (2)民主柬埔寨政府作为国家机关,其历史使命是继续领导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游击队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继续高举抗击越南黎笋集团的战斗旗帜,直到他们全部滚出我们视若生命的柬埔寨领土。
  (3)让所有爱国知名人士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智,通过各种形式按照各自的愿望去从事政治工作。
  新闻公报说,柬埔寨共产党在自身宣布解散的时候,要求全体党员有秩序地结束作为柬共党员身份所进行的活动。但是,原柬共党员作为深切地热爱人民的坚定的爱国者,仍将坚定不移地高举柬埔寨民族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平、中立的旗帜,他们完全享有神圣的权利,留在民主柬埔寨国家机关原有的岗位上,在自己光辉的一生中,继续履行为抗击灭绝种族的越南黎笋侵略扩张主义者而战斗的崇高使命。
  公报说,柬埔寨共产党是为了柬埔寨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事业而建立起来的。它在新的条件下解散,也是为了柬埔寨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事业。柬共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柬埔寨共产党的优点是占主导地位的。
  柬共的解散,宣告了柬埔寨历史上一个阶段的结束。毫无疑问,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有利于民族大团结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民柬仍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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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9年8月民主柬埔寨发出成立“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的呼吁以后,没有得到西哈努克和宋双两大抗趁势力的响应。尽管乔森潘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给西哈努克,希望他出来领导这个民族大团结联盟,但均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他宁死也不同红色高棉合作。
  与此同时,民柬也同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接触,试探建立团结战线的可能性。1979年10月,宋双的阵线刚成立不久,波尔布特就同宋双进行了一次接触,但没有任何结果。1980年4月,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但仍无结果。宋双拒绝和红色高棉合作。
  但是,民柬仍在不懈地努力。它一方面继续向各抗越派别发出呼吁,同时调整自己的内部机构和政策。但西哈努克和宋双仍不肯相信民柬的新政策,他们仍然不愿同民柬联合。
  到了1981年2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东盟等国家考虑到民柬政府将有可能失掉在联合国的席位,因而有必要推动三方加速联合,形成一个联合政府以代替民柬的地位。但是鉴于西哈努克反对红色高棉的固执态度,这些国家把领导联合政府的希望寄托在宋双身上。东盟国家有意支持宋双出来充当大联盟的领导。与此同时,乔森潘也作了重大的让步,他亲自提议由宋双担任联合起来的抗越力量的领导,而且乔森潘还同意民柬的3万军队交由宋双指挥。接着,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开始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
  这样一来,西哈努克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看着乔森潘派和宋双派实现联合,而自已被撂在了一边。于是,他当机立断,突然,一反以往的不同红色高棉联合的立场,于2月8日在平壤宣布,愿意同一切反对金边亲越政权的各派组成联合阵线。两天后,他在平壤会见了民柬驻平壤大使,表示愿意讨论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乔森潘对西哈努克态度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准备率代表团与亲王商谈联合的原则和行动纲领。此外,“高棉民族主义者联盟”也表示了支持和欢迎。
  西哈努克谈到他改变态度时说,“我们应该接受红色高棉”,因为他们拥有“最有效和最强大的战斗力量”,“其他爱国力量太弱,不能与越南人作战”。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向他强调这一点。
  关于联合政府的初步设想,西哈努克打算将像1970年到1975年期间那样“担任国家元首和联合阵线的主席,不负责行政事务、政府工作和军事行动。”他还建议在宾努、乔森潘、宋双三人中挑选一名作为总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哈努克提出联合建议时附带了9项条件。
  这9项条件是;(1)使“民主柬埔寨”非共产化。国名恢复原来的“柬埔寨”;作为共和国,使用以前的国旗和国歌;(2)他本人担任国家元首和统一阵线主席;(3)新的统一阵线的军队与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分开,要独立存在;(4)中国对亲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在军事、物资、财政和药品等方面定期给予实质性援助;(5)红色高棉要说明西哈努克家中的子女、孙子、女婿和堂兄弟等20多人的死亡和下落不明的情况;(6)西哈努克要享有包括作为记者、作家所应享有的、包括表现自由在内的一切权力;(7)在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退时,联合国应立即向柬埔寨领土内派遣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要解除全体柬埔寨人的武装;(8)在国际保护下,柬埔寨实行彻底的中立,在数年内要置于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之下;(9)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下进行大选,具有不同政治思想和观念的所有柬埔寨政党都应参加选举。
  西哈努克发出大联合呼吁之后,便向乔森潘和宋双发出了正式邀请,请他们到平壤商讨具体的联合事宜。乔森潘立即接受了邀请,表示很快就到平壤与亲王会晤。
  然而,宋双则反应冷淡。宋双托词说未收到西哈努克的正式邀请和西哈努克的正式建议,如果收到以后,还要同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战士进行讨论,看它是否可以被接受。宋双收到正式邀请以后,只是表示收到了建议,但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接受。宋双派负责军事的参谋长殿英对记者说:“坦率地讲,我们愿意同红色高棉联合,而不愿与西哈努克联合,因为西哈努克出来,宋双主席的地位就降低,甚至被撤到一边了。”另外,关于西哈努克要求全国解放后解散所有武装力量的要求,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宋双不打算到平壤去。
  尽管如此,宋双派仍没有把大联合的门完全关死,仍然希望各派实现联合,但他们所说的联合是加入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
  听到宋双的反应,西哈努克有点生气,当即宣布,他要无限期推迟组织联合阵线的计划。他指责“宋双的追随者……正在加紧行动以破坏西哈努克要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阵线的计划”。但他又说,他仍坚持按计划同乔森潘在平壤进行会晤。
  3月,西哈努克同乔森潘在平壤进行了第一轮谈判,但未达成任何协议。尽管西哈努克同意联合政府使用“民主柬埔寨”的国名,但在解散武装力量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乔反对这样做,因为这“会瓦解他的游击队的士气,而且这样一种局面会为越南人重返柬埔寨打开方便之门”。而亲王则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将来红色高棉“会吞掉西哈努克派部队以及宋双的部队,他们会夺回权力”。
  在同乔森潘的谈判出现障碍以后,西哈努克又向宋双发出了呼吁,希望能同他的阵线建立同盟。西哈努克还说,如果宋双以后能参加联合政府,让他当总理。如他不肯,宁可让宾努当,也不让乔森潘当。
  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确立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西哈努克成立了一个他自己的政治组织,称“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同时组建了一支军队,叫“民族主义西哈努克军”。该组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涅刁龙,副主席是前总理英丹,负责该阵线的军事部门。
  在谈判搁浅的情况下,西哈努克突然宣布放弃他的9个条件中最有分歧的一条——“解散武装”。这样,大大缩短了西、乔两派的距离。民柬很快宣称,他们同西哈努克之间的绝大部分分歧已经消除。
  就西哈努克来说,这时他的当务之急是,获得武器,建立他自己的军队。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有鉴于宋双对大联合不热心,西哈努克便宣布将同民柬率先组成联合阵线。而西哈努克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同民柬联合,所以,他宣布只是将他的组织同红色高棉组成联盟,而他自己则不充当这个联盟的领导。他似乎要追求更大的目标。
  与此同时,西哈努克又致电宋双,说他在未来的联合阵线和联合政府中不充任领导。
  但几周以后,西哈努克又突然改变了态度。他放弃了首先同红色高棉联合的主张。据说他是怕在自己的支持者中的威望降低。同时,他又恢复了原来坚持当联合政府元首和联合阵线主席的态度,并邀请宋双作总理,同他一道工作。
  不久,宋双在法国会见了西哈努克。这是他们自1970年以后第一次会面。会谈中,西哈努克建议,按照东盟国家的建议,于1981年8月底在新加坡同宋双、乔森潘举行一次三方会谈。但是宋双没有正式接受这建议。其原因是,他反对西哈努克关于在未来联合政府中平分权力的主张。西哈努克主张:“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应该由三方——红色高棉、宋双的组织和西哈努克派——组成,三方所拥有的权力和所负的责任完全一样。但是我希望担任两项指挥工作。否则我不承担这一责任。”宋双认为,西哈努克过于偏袒红色高棉,要求他同自己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谴责红色高棉,并敦促外国设法阻止红色高棉上台。但西哈努克则认为,这样未免太幼稚,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谴责红色高棉,而是联合抗越,因而西哈努克拒绝了宋双的要求。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也有分歧。宋双拒绝承认西哈努克新建立的柬埔寨争取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引起了更严重的分歧。宋双还要求西哈努克解散他的团结阵线,以便团结在宋双的高棉人民解放阵线周围。因而,他俩在巴黎的会议未获得成效。
  对于西哈努克关于在新加坡举行三方会谈的建议,乔森潘则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他在写给西哈努克的信中说,希望尽快会见亲王和宋双,以便“研究出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作为成立这样一个阵线的基础”。西哈努克在回信中建议乔森潘直接同宋双联络,并说服他参加新加坡会谈。
  在乔、宋接触中,红色高棉主张以武装斗争等手段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建议保持红色高棉政府,停止各反越派别之间的冲突,在越南撤出之后举行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允许所有各方保持他们的武装力量。
  显然,这种立场遭到了宋双的反对。在谈判中,宋双提出了同民柬联合的三项条件:一是要使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得到充分的外援,使它的力量同红色高棉的力量“大致相等”。二是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取得将来成立的任何联合政府的领导权,得到大部分内阁职务,包括外交、’国防、财政和内政等部长职务。三是,大部分主要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必须自愿流亡到国外,包括波尔布特、英萨利和宋成。乔森潘对此表示,这根本不现实,特别是第三条,因为这些领导人正在指挥红色高棉的武装力量同越南人战斗。
  很明显,宋双几乎不可能参加拟议中的新加坡三方会谈。但是东盟对宋双施加了压力。新加坡外长对宋双不参加新加会谈抱怨说,“我们向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看一看他们是否能够为祖国的利益而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谁也无能为力。要是那样,我们要说,对方应该打胜”。
  泰国政府也向宋双发出了警告说,泰国正在考虑放弃要宋双担任联合阵线领导人的打算。如果宋双坚持这些不切实际的条件,泰国政府将不支持他为联合阵线领导人的候选人。泰国一位官员说,宋双的“野心看来在争取个人权力,而不是拯救他的国家”。另一位泰国官员说,如果宋双不同意,泰国将通知东盟各国,以便共同协商推选另一个领导人……。泰总理也批评宋双,说“他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在争夺目前还不存在的权力”,“宋双太老了,应该好好休息了……”
  听到这些警告之后,宋双表示愿意出席于9月初举行的新加坡会谈。
  9月3日,西哈努克、乔森潘和宋双三人开始了三方自越南入侵以来的第一次圆桌会谈。经过一天的谈判之后,三人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称他们达成了四点原则性协议:
  (1)表示愿意建立一个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以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柬埔寨从越南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
  (2)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成立上述联合政府和实现上述目的所应具备的原则和形式。
  (3)表示完全支持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声明和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其他决议。
  (4)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完全支持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声明和决议以及联合国大会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其他决议。
  三方还共同保证,不公开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分歧。
  此后,三方代表组成了特别委员会,就联合政府的组成和该政府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多次讨论,但久久不能达成协议。直到第八次会议,三方才就4项政治原则达成协议:一是抵抗力量各方应该在任何新政府中拥有平等权力;二是任何一方不应有绝对控制权;三是所有重要问题都应该以一致意见来解决;四是民主柬埔寨的机构应该原封不动。
  尽管三方达成了4点协议,但宋双对此持有保留意见,所以宋双个人在达成上述协议后宣布退出谈判,他声称未来的联合政府与他无关。这对联合政府的形成不是好兆头,因为尽管宋双派的其他代表同意组成联合政府,如果宋双本人不参加新政府,联合政府的政治前途肯定是值得怀疑的。于是西哈努克再次建议宋双出任总理。泰国的官员也劝说宋双三思。
  当联合政府问题再次出现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提出了组成联合政府的新建议。这个新建议主张第一步先搞一个上联下不联、各派独立、结构精简而松散的政府,只包括国家元首、总理、副总理,以及负责国防和新闻事务的协调部长,以便通过政治、军事和外交手段向越南施加压力。各方仍有较高的独立性,军队仍各自为政。
  西哈努克立即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宋双也原则上同意。然而乔森潘则反对该建议,他要求再举行一次三方首脑会谈。于是西哈努克再次邀请乔、宋二人到北京会晤。乔森潘很快到了北京,并同西哈努克达成了三点协议,即一旦实现三方联合,就必须有一个最低政治纲领;新的联合政府应该按民柬现政府框架建立;三方保持各自的自主权、自由、意识形态和观点。但是,宋双拒绝了他们的协议。他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主张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应当由抵抗运动三方领导人组成,由西哈努克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元首,宋双担任政府总理,乔森潘担任副总理。他也建议举行一次三方首脑会议。他的建议仍旨在贬低民柬的地位。
  显然,联合的障碍仍然是民柬和宋双派对实际领导权的争夺。乔森潘主张,各派地位平等,权力均等,而宋双则主张他的一派必须占优势。
  在长时间的僵局之后,宋双考虑到自己实力地位的软弱,最后作了让步。他承认了乔森潘先前提出的,也是三方新加坡会议达成的关于平分权力和在民柬政府的框架内建立联合政府的四项原则。这之后,两派举行了一次高级会议,双方就权力分配问题达成了协议:由西哈努克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宋双担任总理,乔森潘担任副主席,同时分管外交事务。政府内设四个“协调委员会”来处理联合政府的日常事务。这一协议使长期处于僵局的联合政府谈判出现了突破。
  1982年6月,三派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会谈,最后达成建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该政府由三名内阁成员和4个协调委员会组成,三位内阁成员是西哈努克主席、乔森潘副主席(主管外交事务)以及宋双总理;协调委员会为财政与经济协调委员会、国防协调委员会、文化与教育协调委员会、卫生与社会事务协调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将由三名代表三大派系的部长级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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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5:38 | 阅读全部
6月12日,三方在吉隆坡隆重举行了《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宣言》的签字仪式。宣言庄严宣告,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宗旨是“动员一切力量,共同斗争,把柬埔寨从越南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以便恢复祖国作为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
  不久,西哈努克取道泰国进入柬埔寨。在柬边界地区的丛林中,西哈努克主持了民柬联合政府成立仪式。从此,柬埔寨抗越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西哈努克走访了在泰国边境的难民营,以及宋双派和红色高棉的营地,他要进行广泛的发动,号召一切反越的力量积极支持新诞生的联合政府。他首先访问了宋双派的一个营地,这就是离边界不远的班沙文。在这里亲王受到了几百名游击队员和一些老百姓的友好、但并非特别热情的欢迎。宋双在欢迎会上致了欢迎词。他代表他的支持者对刚刚成立的联合政府表示支持,他认为这个政府的建立是不可避兔的。
  西哈努克在答词中要求柬埔寨人“忘却他们之间的争吵”,最终战胜占领柬埔寨的越南人。
  在他到达考伊当难民营之前,这里的1万多柬埔寨难民聚集在广场上,沿途还有几千人站在道路两旁,准备夹道欢迎。
  当亲王和夫人莫尼克驱车来到难民营时,欢迎群众发出了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许多年长的柬埔寨难民和西哈努克紧紧握手,拥抱时都声泪俱下。
  西哈努克在观看了难民少年表演的民族舞蹈之后,向难民们发表了讲话。他说:“我虽然远离了你们,但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过去没有机会,但这次终于有个机会来到这里了。”他说,他一直在设法说服各国照顾和接纳柬埔寨难民。他号召说:“各难民营的青壮年人都回国去当兵,赶走越南人。我要弄到经费和枪支,好让我们的人民去抗越,我很感谢那些让儿子去当兵并参加抗越战争的人。”
  西哈努克接着说,“对于红色高棉的那一段悲惨的事,就不要提了,不应计较过去的事情,应该让三派联合起来。”这位亲王最后说:“我现在头发都白了,不知能活到几时,只要活一天,我就要为柬埔寨的事业贡献出全部力量。”
  第二天,西哈努克又视察了红色高棉的营地梅莱山解放区。在这里,亲王夫妇受到了2000多身着盛装的群众和武装部队的欢迎。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同亲王热烈握手拥抱。欢迎的群众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西哈努克观看了歌舞表演之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赞扬民柬解放区安宁、有纪律,群众精神面貌好,军队善战,显示出民族解放有希望。相比之下,这里的接待工作比宋双那里更热情周到一些。
  西哈努克访问了抵抗力量营地之后,回到了曼谷,此后就以联合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北京。接着,亲王开始他的一系列的国事访问,先到平壤、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联合国,还要参加在巴格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
  宋双作为总理也有一个庞大的出访计划,他在访问菲律宾之后,还要访问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甚至某些拉美国家,他同西哈努克一样,都表示要到世界上为三派寻求援助。
  在联合国大会上,民柬联合政府获得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在联大的表决中,以90票对29票的压倒优势,否决了越南提出的要求不承认民柬联合政府的议案。另外,还以105票对23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一个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议案。这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首次获得的外交胜利。联合政府的三方共同参加了这次联大,他们共同讨论,密切配合,第一次显示了他们团结的力量。
  在联合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相互的关系基本是协调的。各方对联合都持十分珍惜的态度。宋双说,他已下决心要使联合政府继续保持“相互谅解和信任”,西哈努克也认为他同联合政府中他的两个伙伴的“实际关系都是极好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步调也是一致的。例如,在对待越南玩弄的“部分撤军”的诡计以及越军入侵泰国的问题上,在“亚太经济会议”上,三方都能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
  但是,到了1983年,联合政府的分歧显露出来了。自1982年以来,越南感到柬埔寨三方联合政府对他的威胁,于是采用了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的伎俩,向西哈努克摇动橄榄枝。先是越南的副外长对一位外国的外交官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越南战争时期,“西哈努克曾经在他的国家的神圣领土上欢迎过我国的战士”。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番话是对西哈努克的谨慎试探。
  不久,金边政府外长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即欢迎在海外的柬埔寨人。河内的外长很快对此作了发挥。他说,“如果西哈努克同波尔布特断绝关系,那么,将没有任何障碍阻止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并参加柬埔寨的竞选。”
  与此同时,越南党报《人民报》还大谈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如何“肩并肩地对美国作战”的往事,然后接着说,“西哈努克亲王曾经亲自赞赏过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这是并不太远的往事”。
  所有这些姿态,明眼人一下就看出越南人的用心。这就是越南人所谓的“空位政策”:如果西哈努克断绝同红色高棉的关系的话,柬埔寨的“前途是属于他的”,柬埔寨的国家元首的位置也是他的。
  尽管西哈努克偶尔也宣布他不会理睬越南的诱惑,但他后来的举动不能说一点也没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一举动是,他提出的关于建立“四方联合政府”的建议。
  这一想法大概最初来自齐奥塞斯库。半年前,在西哈努克访问罗马尼亚时,齐奥塞斯库对他说,使越南人中立化和不让他们进行干预的最好办法,、是在全体柬埔寨人当中提倡和解。当时,亲王就认为这种办法“极好,符合逻辑和具有现实意义”。但是鉴于联合政府刚刚建立,他不便公开这种设想。但是随着越南人和金边政府对他抛出了试探气球,西哈努克便觉得到了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了。
  1983年5月末,西哈努克第一次未征求联合政府其他两派的同意,便公开了他的“四方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解决柬埔寨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同韩桑林派组成四方联合政府。由这个政府组织自由选举,然后下台,由新政府掌权。西哈努克坚信,人民在选举中将会摈弃韩桑林。他也估计到他的这一主张不会得到另外两派的支持。他说,现在有两个西哈努克:一个是“必须遵循联合政府所拟定的方针”的联合政府主席,另一个则是“一向”表示他的独立见解的名为西哈努克的那个人”。
  西哈努克的估计没有错。这一建议首先遭到了红色高棉的反对。乔森潘当时写给亲王一封信,在信中,他说亲王的建议只能有利于俄国人、越南人和韩桑林。在西哈努克看来,他几乎被说成了他们的代理人。这使西哈努克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宋双的一些海外支持者也不断批评西哈努克,特别是《曼谷邮报》曾报道说,宋双在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批评亲王。后来,宋双的女发言人证实,宋双未作该报所说的那种批评,并要求该报加以澄清,但未得到答复。这一误会也使亲王十分气恼,以致他公开对记者说,如果宋双继续攻击他,他就在未来的几周内或数月中辞去主席的职务。
  上述这些因素,促使亲王向乔森潘拍了一封要求辞职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尊重你们的观点,那也是民主柬埔寨一方的观点。显然,关于如何采取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以争取并保持世界的同情,同时揭露骗子对方,也就是揭露苏联人、越南人和他们在金边的奴仆们,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他说,“今天,我想向你们表示我想辞职,如果你们现在同意我辞职,如果这不会给民主柬埔寨的利益带来太大的损害,那我将感到高兴。”
  乔森潘拒绝了亲王的辞职要求。他解释说,为了保持世界对我们的事业的同情,为了争取我国的和平与全国的和睦,希望亲王不要辞职。
  几天后,西哈努克又公开表示:“我将继续担任主席……现在没有任何分歧了。”他说他对成立一年之久的联合政府的工作感到一非常满意”。在另~个场合,当记者问到他是否继续担任联合政府主席时,他一连说了七个“是的”。
  实际上,西哈努克的辞职要求并不是一个严肃认真之举,而是虚晃一枪。他并不是真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是想借此说服他的合作伙伴接受他的心理战略。他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世界将渐渐接受柬埔寨的既成事实,他关于四方联合政府的建议就是要遏制这一趋势。他提出这一建议就是要公开告诉越南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好处,而且也向世界宣布,我西哈努克是那样的通情达理和宽宏大量。他预料到,越南肯定会拒绝这一建议的,它一旦拒绝,世界舆论将同情联合政府,而不通情达理的越南就会进一步孤立。这就是他所谓的“心理战”。
  既然另外两派不同意他的心理战“建议”,亲王也不再坚持了,而且他还公开表示“收回我提出的建议”。他表示,他要维持联合政府的团结,他说,“如果我辞职,越南人将会哈哈大笑。……”
  这场辞职风波过去之后,联合政府的三方关系恢复了协调。1983年12月,联合政府的三方领导首次在北京聚会。这表明中国支持联合政府三方和三方的团结,同时标志了三方之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至于三派之间的武装部队偶尔发生冲突,在1984年1月的内阁会议上,部长们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全部得到了解决。此外,三方领导人都保证,今后将不互相攻击。
  此后,他们之间的团结和协作确实有所加强,尤其是西哈努克派和宋双派之间。这两派先是于1983年末联合建立了“柬埔寨人民之声”流动广播电台,后来这两派又开展联合军事行动。最后,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常设军事协调委员会”,由宋双派的沙索沙康任主席,由西哈努克派的狄班为副主席。该委员会还下设三个局分别负责规划、协调军事行动以及保证后勤供应。
  到了1984年的下半年,西哈努克在访问日本时,他又重提他的四方联合的计划。这一次他是有点认真了。他认为,联合政府不可能以军事手段迫使强大的越南撤出柬埔寨,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他说,“柬埔寨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如果不要韩桑林,苏。越不会同意。如果不要红色高棉,中国不会同意。”而且红色高棉是抗越最强的力量,如果拒绝他们,越南就可能把我们吃掉。所以,建立四方联合政府,举行大选,不失是一种选择。
  对于这种老调重弹,乔森潘没有激烈反对,但他坚持一个条件,即韩桑林必须站到柬埔寨立场上反对越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这以后不久,西哈努克派同民柬的关系又趋紧张。直接原因是,红色高棉军队袭击了西哈努克的武装巡逻队,打死8人,打伤4人,并有16人失踪。类似的情况还有几起。对此,西哈努克于7月15日打电报给乔森潘,威胁说他的一派要退出联合政府。
  这时,中国又及时发挥了作用。中国借国庆之机邀请三方领导人再次会聚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促进三方的团结。
  这之后,三派又恢复了团结。这里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三派共同揭露和痛斥越南分裂联合政府的阴谋。
  1985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越之后,透露了越南的两点主张,即“只要消灭红色高棉,一切问题都好谈判”;“西哈努克或宋双可同韩桑林和洪森接触言和”。
  西哈努克得知越南的主张后立即揭露说,这是一种阴谋,是要借民族主义派之手消灭红色高棉,挑拔三派之间的关系,从而继续占领柬埔寨,加速柬埔寨的殖民地化。他还说:“我也不想乘人之危去别的派别中搞颠覆。”当其他两派的士兵投奔西哈努克派时,西哈努克也说服他们回原部队。
  不久,在西哈努克主持下,召开了联合政府第五次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三方领导人共同谴责了越南企图分裂三方联合政府的阴谋诡计。部长会议再次宣布,只有越南侵略军按照连续6年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联合国有关决议全部撤离柬埔寨,柬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次显示了三方的团结一致。
  但是,两个月以后,西哈努克再次提出了辞去主席职务的要求。他写信给乔森潘,希望能停止一年政治活动,其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尽管他打电报给他的儿子拉那烈说双眼开始出现白内障,还可能得静脉炎、半身不遂和心肌梗塞,但辞职的理由仍不甚充分。后来,由于民柬、宋双两派的反对,特别是在东盟国家甚至美国的劝说下。他终于同意继续留任。
  亲王尽管同意继续留任,但他对联合政府未能遏制越南的攻势,而致使抵抗运动据点陷落感到失望。在西哈努克看来,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是他下一步努力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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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6:04 | 阅读全部
33 建设求政治解决


     越南重蹈美军在越南的覆辙
     联合政府8点建议
     齐奥塞斯库穿针引线
     印尼外长的“鸡尾酒会”方案
     中国的建议和主张
     西哈努克“请假”
     西哈努克愿意同越南特使和洪森对话,就像父子
     见面那样。
     1987年12月2日,西哈努克、洪森巴黎会谈。
     西哈努克这次真的迅挑子了?

  当越南的坦克和装甲车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金边猛扑过去的时候,坐在河内的统帅部里的军政大员们都踌躇满志地以为,柬埔寨很快就可以荡平,红色高棉也会被轻而易举地杀个片甲不留。
  然而8年过去了,侵柬的十几万越军像当年美军在越南一样,深深地陷在了柬埔寨的战争泥潭中。它顾此失彼,处处挨打,抵抗力量游击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狠狠打击侵略者。撤不能,打不胜,整个侵柬越军困在柬埔寨进退两难。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了越南国内经济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在抵抗力量方面,红色高棉已经摆脱了最初的被动地位,壮大了力量。虽然1985年,越军将重兵调往柬泰边境地区,准备长期占领民柬的根据地梅莱山区,并封锁柬泰边境,切断他们同外界的物资供应渠道。但民柬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把主力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内地和敌后,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随着宋双派和西哈努克派抵抗力量的增加,特别是三派抵抗力量建立了联合政府,以及在军事方面建立了协调关系以后,他们的抵抗能力大大增强,抗越的士气大大提高。当战争进入1986年,即第九个年头的时候,战场上的形势已处于相持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越南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已经无望。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不但不利于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不能使越南尽早脱身,而且还可能使越南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一方面抵抗力量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国内的经济恶化和经济改革难以继续承受这场战争。还有,越南在柬的士兵士气低落,开小差的逃兵数以万计,就连韩桑林的儿子也逃离了金边,投奔了民柬国民军。所有这些因素,迫使越南不得不寻求非军事手段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从国际因素来看,对越南的国际舆论压力也日益加强。国际舆论普遍主张政治解决,通过谈判解决柬问题。政治解决的首要条件是撤军。自1979年以来,几乎每届联大都通过决议要求政治解决。1985年的40届联大以114票的前所未有的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东盟国家也多次举行会议,要求越撤军。美国、西欧、日本为对越南施加压力,也停止了对越的经济援助。
  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越南表面上也被迫提出了撤军方案,如“部分撤军方案”、“五年撤军方案”(即到1990年全部撤出越南军队)。但这些仅仅是宣传而已,还无真正诚意进行政治解决。
  民柬联合政府方面对政治解决比较认真。1986年3月,西哈努克代表民柬联合政府第一次全面、系统、认真地提出了一个政治解决的八点建议。
  这八点和平建议的要点是:
  (1)民柬联合政府和越南就越南在一个明确规定的期限内全部撤军进行谈判。民柬接受撤军分两个阶段进行。
  (2)就撤军达成协议后,实现停火。
  (3)由联合国观察小组监督撤军和停火。
  (4)第一阶段撤军完成以后,韩桑林集团参加柬埔寨联合政府,组成四方联合政府,每一方都作为柬社会中的一个政治力量。
  (5)四方联合政府在联合国监督下组织自由选举。
  (6)柬埔寨将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没有任何外国基地的国家。柬的中立将由联合国保障。
  (7)柬希望为自己的重建而得到西方、东方、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的援助。
  (8)柬将同越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条约,并同它建立经济和贸易关系。
  这个建议公布后,立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中国、东盟国家、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共体以及第三世界的广泛支持。
  这一建议的显著特点是合情合理、灵活度大,既表现了民柬解决问题的诚意,也照顾到了越南的面子。这一特点主要反映在下述三点上。一是在撤军问题上。以前民柬联合政府一直坚持越南必须无条件地全部撤军,然后举行谈判。这次,立场灵活了,可以先谈后撤,也不要求越南立即全部撤军,还可以“分两阶段撤完”,这是一大让步。
  二是对韩桑林政权的态度。以前民柬联合政府一直坚持不承认态度,坚决拒绝同他坐在一起。这次,为了顾全大局,考虑到现实,提出了在第一阶段撤军完成以后,“韩桑林集团参加同民柬三方联合政府的谈判”,并且同意组成四方政府。
  三是民柬不记前仇,在越南撤军后,柬方保证建立一个中立国家,并愿同越南签订“和平和互不侵犯条约”、“永远和睦相处”。这充分反映了民柬三方的宽宏大度。
  然而,越南拒绝了这八项建议,其理由是;第一,该建议没有承认“韩桑林政府为合法政府”;第二,将来的四方联合政府只给韩桑1/4位置不合理。第三,越南坚持不和红色高棉谈判。
  越南通过齐奥塞斯库向西哈努克转达了一个新建议:同意交战的四方(即乔、西、宋、韩)举行会谈,成立一个四方联合政府。
  这一建议显然是把越南排除在外,给世人造成柬埔寨问题是一场内战的错觉,而且把有十几万军队驻扎在柬埔寨的越南当成一个非交战国。这显然是混淆是非。这同民柬联合政府的八点建议中关于直接同越南对话的主张背道而驰,所以遭到了联合政府方面的拒绝。
  1987年3月,越南方面又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印支国家同中国、东盟之间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对话。这个建议把金边的韩桑边政权当成了一个合法的印支国家政府,这当然是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不能接受的。
  不久,金边韩桑林政府总理洪森要求同西哈努克在第三国举行会谈。这立即遭到了西哈努克的拒绝。他指责说,这是越南采取“猖狂的外交手段分裂”柬埔寨三方联合抵抗力量,也是“企图削弱国际社会对柬埔寨人民的支持”。
  为了促成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首先使敌对的双方有所接触。为此,印尼外长做了不少努力。早在1985年,印尼外长穆赫塔尔就提出了在印尼举行一次鸡尾酒会(即非正式会谈),邀请柬埔寨四方都参加。在这种非正式的场合下,为各方提供一个相互接触和交流看法的机会。民柬联合政府一直拒绝这一建议,因为他们不承认金边政府。
  到1987年5月,宋双表示愿意参加这一鸡尾酒会。而西哈努克仍表示拒绝。他认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不是同金边对话。他说,“如果有朝一日这两个阵营为真正结束高棉人民的耻厚和苦难而举行认真的对话,西哈努克肯定会参加这种对话或鸡尾酒会,但条件是不仅东盟国家和美国参加,而且中国、越南和苏联也参加,因为后三个国家事实上是解决所谓的柬埔寨问题的关键。”
  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为了促使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也做出了不少努力。除了历届联大讨论和通过各项决议以外,先后还召开过多次各种类型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例如1979年在斯德哥尔摩,1981年在纽约,1987年在曼谷。
  东盟国家特别积极地推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在东盟第14、15、16次外长会议的公报中,以及东盟向联大提交的几个“柬埔寨问题”议案中,都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也采取了积极主动的立场。1983年3月亚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亚)越南必须首先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2)苏联应当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行动,并且遵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历次联大有关决议,敦促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3)如果越南政府决定宣布从柬埔寨撤军,那么,在他们第一批军队撤出之后,中国方面愿意恢复同越南的谈判,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并且随着越南军队陆续撤出,中国方面将采取实际步骤改善同越南的关系。(4)越南军队从柬埔寨全部撤出后,柬埔寨的内部问题,包括将来柬埔寨建立何种社会制度,建立什么形式的政府,完全由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中国政府尊重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中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一样,希望看到将来的柬埔寨是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
  但是,所有这些建议和方案,都未能为冲突各方提供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原则。这一方面说明敌对双方的距离还比较远,另一方面也说明各方面的条件和柬内外形势还不成熟,各方寻求政治解决的态度还没有达到非常急切的程度。

  正当寻求政治解决出现僵局的时候,西哈努克又提出了辞职问题。1987年5月7日,他写信给乔森潘和宋双,通知他们这一决定。这一决定几乎没有任何活动余地。不过,这次严格地说应该是“离职”或“请假”一年,这期间他不代表任何派别。西哈努克派的武装力量仍参与联合政府的合作。这派所拥有的几千人武装的民族主义军总司令诺罗敦·拉那烈,成了联合政府中这派的最高决策者。
  西哈努克的离职就像一股旋风平地而起,舆论界纷纷猜测、竞相报道。越南方面也借机大作文章。越外交部新闻司长郑春朗说,西哈努克的离职再次说明了民柬联合政府是一群同床异梦者的充满矛盾的聚合。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西哈努克离职的公开原因,是红色高棉部队袭击了他的部队。在一次冲突中,有两名西哈努克派士兵被打死,有8名被打伤。另一个原因是亲王认为他在联合政府中缺乏权威,只是一个“稻草人”。
  但是,真正的原因还不只这些。根据他的儿子拉那烈透露,除了有警告红色高棉的一面,还有策略的一面。亲王暂时辞去主席职务以后,他便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更灵活的活动方式。一方面,他不代表其他各派,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同任何人接触,包括越南人或金边政权中的柬埔寨人,以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不受约束地谴责红色高棉,拉开同它的距离,从而使越南和金边政权更容易同亲王接触。
  东盟各国对西哈努克的离职表示了乐观的看法。印尼外长穆赫塔尔说,此举可能给通过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一个机会。泰国外长西提17日在对记者谈话时,也透露西哈努克将会见越南领导人和金边政权代表。联合国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特别委员会主席马桑巴·萨雷也说,亲王的一年休假是“积极的”。
  这一切很快就被证实了。宣布离职后两个月,亲王宣布他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同越南的特使会谈,也可以同洪森对话。接着他补充说:如果同洪森会谈的话,他不会把洪森当成柬埔寨外长,而是像父亲眼儿子见面一样。
  1987年7月29日,印尼外长穆赫塔尔再次访越,在胡志明市与越南再次讨论鸡尾酒会的计划。最后,他们达成原则谅解:鸡尾酒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柬埔寨四方参加,达成民族和解,第二阶段由越南等有关国家参加,解决国际问题。
  不久,西哈努克便提出了同韩桑林政权接触的三项条件:一、会谈只在柬埔寨人之间进行;二、会谈不是谈判,而是交换意见;三、会谈内容作记录。莫尼克夫人要在场作为证人。
  洪森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对记者说,他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会见西哈努克。他再次提到印尼外长所说的鸡尾酒会建议,认为这是为“打开局面作出的最后选择”。
  接着,七位居住在巴黎的高棉知名人士发起,邀请柬敌对的四方领导人举行四方会谈。西哈努克立即答应了这一邀请。金边政府也发表声明,接受他们的邀请,同意同其他三方抵抗力量的领导人进行四方会谈。显然,金边政权作了让步,在这之前,他们拒绝同红色高棉谈判。在作出这一立场改变时,金边当局解释说,他们“从现在起只把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两人排除在外。……我们愿意同乔森潘讨论问题”。
  对于这一会谈,红色高棉给予了坚决的拒绝,因为这等于承认武装占领柬埔寨的越南是一个局外者。宋双派对此未作明确反应。
  不久,金边政权又提出了五点和平建议,重申了愿同抵抗各方进行会谈,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家领导机构中担任要职。但西哈努克拒绝了这一邀请。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西哈努克不可能接受在非法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担任职务,不管这职务有多么高。”
  但是,西哈努克并没有放弃寻求与金边接触的机会和可能。他一定要了解金边当局,要弄清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想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87年12月2日,在巴黎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城堡旅馆,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36岁的洪森,同前柬埔寨君主而目前是一个自由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开始了一次历史性的接触。这是自1978年12月25日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敌对双方的第一次直接对话。
  当洪森到来时,亲王热情地向他致了欢迎词。在共进了工作餐之后,双方开始了会谈。陪同洪森前来的有副外长狄蒙蒂和副部长占布拉西。陪同西哈努克参加会谈的有王子拉那烈和莫尼克公主。
  他们隔着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面对面地坐着,心平气和地开始了十分艰巨而棘手的会谈。除了中间共进工作午餐之外,会谈整整持续了7个半小时。拉那烈说,会谈的气氛是“热烈的”,但也是“坦率的”。洪森说,会谈是“在同胞之间友好情谊的气氛中举行的”。
  在会谈中,洪森向西哈努克保证,越南军队最迟1990将撤出柬埔寨,但如果柬埔寨人能在1988年或1989年实现民族和解以及解决柬埔寨问题,那么越南军队也可以提前到1988年或1989年撤出。他再次表示愿意参加在任何地方举行的有四方领导人出席的鸡尾酒会。
  西哈努克向洪森表示,他不能接受让他担任金边“高级职务”的请求。他说,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会回金边去领导一个四方政府:在金边建立一个新的柬埔寨国家,这个柬埔寨将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民主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在那个国家,政治体制将来用与法国相近的议会制,并将实行多党制——包括一个或多个共产党以及非共产主义政党,那将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柬埔寨,在其国土上不驻有任何外国军队,实行中立,并且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他也希望将来的柬埔寨必须同时与苏美中三大国以及泰越两大邻国保持友好。只有这样,柬埔寨的生存才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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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6:22 | 阅读全部
西哈努克还主张,他同洪森必须共同努力,推动苏联、中国、越南致力于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在进行了一天会谈之后,第二天会谈继续进行。会谈结束之后,双方达成了四点协议;
  (1)必须通过政治办法解决柬埔寨冲突问题。
  (2)柬埔寨问题必须由柬埔寨人民自己通过冲突各方之间的谈判来解决。冲突各方之间应当举行谈判,以结束战争和流血,重建一个和平、独立、民主、拥有主权、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3)一旦柬埔寨各方达成协议,即可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保障这一协议,保障柬埔寨的独立,保障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4)双方同意于1988年1月在法国的费尔昂塔德努瓦再次举行会议。
  关于这次会谈及其四点协议,宋双派和乔森潘都反应冷淡。宋双的助手说宋双对他们达成的协议表示悲观。他说,“那次会谈不可能使越南人撤走,我们不参加也不支持这项公报。”宋双在回答记者时说,那个协议只是西哈努克和洪森之间的一次“秘密的私人会晤。它对柬联合政府没有约束力”。红色高棉则主张,四方会谈必须与撤军同时进行。
  实际上,西哈努克和洪森的会晤未取得任何成果。通过这次会谈,西哈努克感到同洪森会谈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越南的仆从。在这次会谈遭到来自宋双和乔森潘的冷遇之后,他突然宣布取消原定在1988年1月在法国费尔昂塔德努瓦和1988年4月在平壤举行的第二次、第三次同洪森的会谈。他在解释取消这两次会谈的原因时说,在下次会谈中,没有乔森潘、宋双的参加,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不能继续容忍越南人对他的傲慢和蔑视,拒不派代表同他见面。再有,他对洪森不允许他把越南撤军一条写人协议也表示不满。
  西哈努克通知洪森这个决定的同时,也阐明了他新的立场:
  (1)解散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红色高棉与蓝色高棉方面同时)解散“民主柬埔寨”,而代之以“柬埔寨国”,一个非共产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中立的和(真正的)不结盟国家;采取法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享有充分人权的新国家,在国际监督下实行大选。
  (2)组成一个四方政府,该政府的每一位部长职位都必须包括四位共同部长。
  (3)越南要做出保证,一旦上述政府组成,就从柬撤出全部军队,撤军将在国际监督下进行。
  但是,就在他宣布取消再次会谈的5天之后,西哈努克突然又宣布恢复同洪森的会谈,其原因是,东盟组织的发言人的一些言论触怒了这位好改主意的亲王。这位发言人批评西哈努克取消会谈将导致越南从柬撤军的进程中“后退”,使撤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西哈努克抱怨东盟从未积极支持他同洪森进行谈判的主张。同时,他也认为他无权放弃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独立的任何努力,尽管这种会谈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放过。另外,他也感到,在同越南直接打交道之前,他不得不同洪森会谈,因为他实际上是河内的正式“发言人”,通过与洪森谈,才能确切了解越南的打算。
  然而,对这次会谈,西哈努克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即越南必须根据明确的时间表,完全彻底地从柬撤军;以法国式的“柬埔寨国”代替金边的“人民共和国”。
  1988年一开始,洪森的金边政府在斗争策略上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他的原则是谈谈打打,边打边谈。但这时,洪森在内阁会议上正式宣布要把斗争从军事转到外交方面。他说,“我们政治局认为,这场战争我们打不赢,因此我们必须同意政治解决。”但是,他也表示他的政府决不接受同抵抗力量组成联合政府的主张。
  1月20日,西哈努克、洪森第二次会谈在法国的圣日尔曼开始了。经过两天的会谈,双方都提出了一些新建议。显然双方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是在越撤军问题上,西哈努克主张全部撤军应该尽早进行,最迟在1989年。而洪森则坚持撤军将在24个月之后进行,而且要分三个阶段。二是关于解散现存政府的问题,西哈努克主张在全国大选以前,必须解散双方的政府,成立一个四方临时政府,在国际监督下组织选举。而洪森则主张,大选前不必解散双方的政府。西哈努克还建议,如果宋双和乔森潘拒绝参加四方临时政府,就组成西哈努克派同洪森派的两方联合政府。洪森表示同意建立民族和解政府,但在这之前必须解散红色高棉的部队。
  西哈努克关于成立两方联合政府的建议马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又立即对新闻界作了解释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洪森并不接受这一建议,洪森反对在成立临时政府以前解散金边政府。后来,亲王还对他的这一建议加了许多条件: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只要解散亲越南的金边政权,只要在柬埔寨部署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监督越南的撤军和阻止柬埔寨的某一方武装夺取政权的企图。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哈努克才同意成立那样的两方政府。这些条件对越南和洪森来说,显然是不会接受的。
  对第二次西哈努克、洪森会谈,宋双仍表现冷淡。他甚至指责西哈努克的两方联合政府的建议是“让越南人占了便宜”;同时他也谴责越南企图“分裂联合政府”。红色高棉对这次会谈也根本不屑一顾。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易怒的亲王突然又作出新的辞职决定。他说,“我正式宣布,从1988年1月30日起,我永远放弃民主柬埔寨主席的职务和退出民主柬埔三方联合政府。”这不同于1987年5月向联合政府的“请假”或“离职”一年。他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以后才做出的决定。
  关于西哈努克辞职的原因,又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根据他的辞职声明,他认为他不能再忍受他同宋双的关系。他说宋双和他的解放阵线“一直十分敌视我本人,敌视我的军队和我的党,即争取柬埔寨独立、中止、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他指责宋双始终不承认他的组织。对于西哈努克、洪森会谈,他说宋双利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诬蔑,说宋双“不公正地指责我‘背叛国家’”。在声明中虽然没有提到红色高棉,但他始终对他们耿耿于怀,认为他们有重建独裁政权的计划。
  西哈努克辞职决定宣布以后,指派拉那烈以西哈努克民族军总司令的身份,作为他在联合政府内的代表。
  西哈努克在辞职的同时,也宣布中断与洪森的接触,取消了将于4月在平壤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他向新闻界透露,他准备直接同越南进行接触。他说:“如果不在同时会见越南人,我就再也不会见洪森。”这就越来越使新闻界认为,亲王的辞职和半年前的“离职一年”属同一性质,都是一个策略。那次离职是为了同洪森接触,这次辞职是为了同河内接触。
  西哈努克发出的想同越南人会谈的信号,并未得到河内的积极响应。相反,越外交部发言人立即排除了同他进行任何会谈的可能性。这位发言人说,必须在柬埔寨各派一道解决了柬埔寨的内部问题以后,越南和有关国家才会加入第二阶段的“鸡尾酒会”和举行国际会议。越南的断然拒绝使西哈努克十分懊丧。
  这样,柬埔寨问题又出现了僵局。为了打破僵局,民柬联合政府和金边政权同时向西哈努克发出呼吁。民柬联合政府的呼吁是希望亲王恢复他的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民柬联合政府部长会议发表的公报称,“部长会议将尊重西哈努克,并仍把他视为民主柬埔寨主席。”洪森政权的呼吁是请他回金边当“国家主席”或“见见他的人民”。
  对于后一个呼吁,西哈努克断然加以拒绝,他说,回去就等于上了殖民统治者越南及其金边走狗所设的圈套。对于联合政府的呼吁,亲王实际上接受了,并履行了领袖的职责。不过他只同意当民柬联合政府名誉主席,而且继续请假离职,因为他仍同其他两派有分歧。
  为打破柬埔寨的僵局,东盟再次提议7月25日在雅加达举行鸡尾酒会,进行非正式的接触。经过泰国外长西提和越南外长阮基石会谈后,阮基石宣布,他将参加7月25日的鸡尾酒会,而且他不再坚持以前的立场:只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谈,表示从一开始就参加会议,尽管他后来又改口,越南只能参加第二阶段鸡尾酒会。他说:“第一阶段之后五分钟,我将到场。”他仍然强调关键问题是防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不过他说,即使红色高棉重新掌权,越南军队也不会返回柬埔寨。这表明,越南的立场有了较大的松动。雅加达鸡尾酒会的非正式接触出现了曙光。
  在这种情况下,民柬联合政府立即开始拟定他们出席非正式接触的立场。作为主席,西哈努克赶回柬边境地区同乔森潘、宋双共商雅加达非正式会谈的原则立场。协商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要求越南应在会谈开始的当天就参加会议;会谈结果应该导致越军“在国际监督下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分三阶段”撤军;在撤军第二阶段完成后,应当解散金边政府,由一个西哈努克领导的四方临时政府来取代。然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
  但是,越南仍坚持必须先由柬四派先解决他们内部的和解问题,不能造成抵抗双方同越南谈判的局面。
  正当雅加达鸡尾酒会临近时,亲王又一次宣布辞去民柬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这令舆论界和外交官们十分吃惊。他在辞职声明中只提到他的辞职是因为目前还不能公开的理由。他宣布由他的儿子拉那烈代表他出席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但,第二天他便宣布了他辞职的理由:一是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国家歧视西哈努克。这显然是指泰国。他指责泰国的《民族评论》对他进行诽谤,对他60年代时期的政权进行诬蔑,从而贬低他的威信。其他支持民柬联合政府的国家对西哈努克也有敌意。二是认为红色高棉利用越南撤军的机会抢占地盘,不惜袭击西哈努克派的军队。三是他指责支持联合政府的国家对红色高棉过分优待,他抱怨中国援助给三派的武器,西哈努克派只收到一小部分。
  尽管西哈努克辞职,雅加达的鸡尾酒会还是如期举行。
  出席这次非正式会谈的抵抗力量的三派代表是:宋双、乔森潘以及代表西哈努克的拉那烈,越南和金边方面是阮基石和洪森。
  1988年7月25日,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谈“鸡尾酒会”终于在印尼风景优美的茂物市开幕了。这是十年来冲突各方首次聚集在一起讨论柬埔寨的前途。不论这次会谈能否取得成功,它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毕竟是走向政治解决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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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7:37 | 阅读全部
34 雅加达鸡尾酒会


     越南控制了会议的主导权
     西哈努克以私人身份来到雅加达
     阮基石、洪森活跃在会场上
     乔森潘缄默不语
     柬四方朝拜亲王
     亲王又有五点建议
     阮基石面对新加坡外长的奚落,说:“谢谢你!”

  1988年7月25日,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城”茂物没有显得比以往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要举行一个关系到柬埔寨前途的、然而又是一个未必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会议,即所谓的雅加达(因茂物离雅加达很近)鸡尾酒会。
  为了这一会议的召开,有关各方,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几经周折,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此次会议的举行。
  早在1985年6月下旬,西哈努克便试图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他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建议举行“非正式的”和“无先决条件的国际会议”,来实现政治解决的开端。他希望与会者包括民柬联合政府三方、金边政权、越南以及其他有关国家。但是,由于越南顽固坚持会议的前提是排除红色高棉而被搁置。
  1985年9月1日,西哈努克又在布鲁塞尔提出,由法国出面邀请有关各方,举行一次或多次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非正式会晤。此次倡议,由于有关方面的反对而再次流产。
  1985年11月8日,当时的印尼外长穆赫塔尔对西哈努克的“非正式会晤”的建议作了某些修改,提出举行一次鸡尾酒会,作为冲突各方接触的机会,进行一次非正式会晤。这种会晤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步由民柬联合政府同金边政权会晤;第二步邀请越方参加会晤。但这个建议未引起各方的兴趣。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它一直被搁置在一边。
  到了1987年5月,穆赫塔尔重提“鸡尾酒会”的建议,而且在两个月后,他又亲访越南。在胡志明市,印尼外长同越方就“鸡尾酒会”问题达成了一项谅解。不久,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对印尼外长提出的方案作了两点重要修改:一是越南应直接参加柬埔寨问题的会晤;二是“鸡尾酒会”的讨论应该以民柬联合政府1986年3月17日提出的“八点建议”为基础。这两点修正意见遭到越方的无理拒绝。越方试图拖延撤军时间,分化瓦解民柬联合政府。
  到了1987年10月联大再次辩论柬埔寨问题时,鸡尾酒会的问题似乎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兴趣,敌对双方接触的愿望增强了。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中苏关系缓和步伐的加快。自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以后,中苏关系缓和的势头增强了。在此过程中,中国把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当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之一,这迫使苏联对越南施加影响。另外,到1987年末,苏联已打算从阿富汗撤军,苏联的对外政策已在悄悄地调整,已经失去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越勾结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头。1988年4月,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就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越南的妥协倾向。
  另一方面,西哈努克与洪森两次会谈的失败也促使各方寻求新的途径。西哈努克原以为可以通过同洪森会谈打破僵局,从而为所有有关各方的接触开辟道路,但他失败了。最后,他自己也放弃了这种尝试。他发现要想解决问题,必须直接同越南谈。他又试图以个人身份单独同越南谈,但仍遭失败。于是,到1988年4月,各方才逐步认识到鸡尾酒会式的非正式会谈可能是有益的。
  当敌对双方真正同意参加鸡尾酒会的时候,实际上双方都作了让步。最初,越南坚持鸡尾酒会分两个阶段,而第一阶段设想得较长,即在此阶段中实现柬埔寨四方民族和解。但最后,第一阶段实际上相当短,只是一个上午,根本也谈不上民族和解。在抵抗力量方面,开始,他们要求越南作为直接冲突一方同洪森一起同时参加。最后,也让步了。这才使茂物鸡尾酒会非正式会谈得以举行。
  1988年7月24日,星期天,民柬联合政府三方的首脑抵达茂物。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的首脑是该阵线主席宋双。红色高棉方面的代表是乔森潘,西哈努克派的代表是诺罗敦·拉那烈王子,他也代表西哈努克亲王。
  作为他们的对手,越南外长阮基石、金边政权洪森先于他们一天抵达这里。
  西哈努克没有打算直接参加非正式会谈,因为他不代表任何一方,但是十分关心这次会谈。于是,在会议期间,他也以个人身份对雅加达进行私人访问。
  25日上午,非正式会谈正式开始。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之后,便开始了所谓的第一阶段会谈,即柬埔寨四方的会谈。下午便开始了由“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谈,包括越南、老挝以及东盟国家的代表。会议持续到28日。
  在三天多的会议中,越南处于主动地位,基本上控制了会议的主导权。民柬联合政府处于松散分裂状态,显得被动无力。红色高棉明显处于守势,几乎处于被围攻状态。西哈努克也作了不少让步,极力想扮演所有高棉人都可以接受的超党派、超政治的人物。
  本来会议应该向越南施加压力,迫使它制定出撤军的时间表,但是,阮基石和洪森却抓住最能蛊惑人心的“阻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问题和停止援助红色高棉问题大作文章。这样,就把防止红色高棉掌权问题提到了同越南撤军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多次宣布的那样,与会者同意解决柬冲突的“两个关键问题是越南从柬撤军和防止波尔布特重新掌权”。
  会议期间,阮基石和洪森相互配合,相当活跃。洪森在第一天会议上就提出了7点建议。阮基石也连连展开攻势。在会议期间,阮基石共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洪森也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而且还有一次记者专访。民柬联合政府三方的声音相当微弱。在26日的会议上,红色高棉受到几乎来自所有各方的批评,成了众矢之的。在三天半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只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整个会议期间,记者利用一切间隙机会向乔森潘提问,他总是以微笑代替回答。连新加坡的一些记者都为他着急,说乔森潘该讲话了,不要让越南单方面讲得太多。
  越南和金边政权在会议期间所宣传表达的立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阻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他们反复渲染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灭绝种族”,声称“每一个柬埔寨人都害怕红色高棉再次掌权”,因此他们主张,越南撤军必须同“消灭红色高棉,阻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联系起来”。阮基石一再声称,越南于1990年年底之前撤出全部军队,但必须解决如何阻止波尔布特集团重新上台的问题。他说,必须有两个日程表,一是撤军的日程表,另一个是阻止波尔布特集团重新掌权的日程表。因此,他断言,柬埔寨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就在于只顾“一方一味要求撤军,而不顾另一方提出的消灭波尔布特集团的要求”。
  越南的这一主张显然是为它的撤军设置先决条件。越南的目的是,把撤军作为砝码,利用西哈努克、东盟国家以及西方舆论对红色高棉的反感心理,解决或消除红色高棉的力量,从而使它在谈判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二是把越南撤军同“停止外部支持”问题联系起来。阮基石认为要防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关键是停止外部对它的援助。当然,他首先指的是中国,同时也指其他国家。在会议发言中,这个别的国家指的是“与柬埔寨有共同边界的国家”,显然是指泰国。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了泰国的名字。
  三是迎合某些东盟国家提出的建立“东南亚和平区”的建议以转移视线。此次非正式会议本来是解决越南撤军问题,而阮基石对此避而不谈,却大谈建立东南亚和平区。他认为,有人主张先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建立东南亚和平区,然而,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这一方案是失败的。他主张柬埔寨问题与东南亚和平区问题应该“同步解决”。如果柬埔寨问题不能尽早解决,可以先建立东南亚和平区,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创造条件。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掩盖越南侵略的事实,还为了使柬问题复杂化,从而开脱自己的罪责。
  四是分化、离间民柬三方关系。会议期间,宋双和西哈努克都发表了声明和主张。然而阮、洪二人对西哈努克和宋双的声明避而不谈,集中火力攻击和孤立乔森潘。洪森对记者说,他同拉那烈和宋双接触很和谐,而同乔森潘就不是这样。洪森向报界称,西哈努克是“未来的柬埔寨元首”。在洪森的7点建议中,极力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和解委员会”。阮基石极力煽动西、宋两派脱离红色高棉。他对记者说,“任何柬埔寨派别,如果它仍然同波尔特种族灭绝集团站在一起,就等于是政治自杀。”
  五是竭力使金边政权合法化和维持金边政权。洪森的7点建议核心的一条是“维持柬埔寨的现状,直到举行大选为止”。
  纵观阮、洪的上述立场,他们关于政治解决柬问题的基本方案是:建立一个排除红色高棉、以金边政权为主体的、西哈努克和宋双有名而无实权的、越南有实际控制权的柬埔寨。
  对于阮、洪两人的进攻和诬蔑,乔森潘只是在最后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机会进行了反击。他义正辞严地指出,柬埔寨问题是越南侵略和占领柬埔寨的产物。他斥责越南在这次会议上,竭力把它的条件强加于人。他说,阮基石声称柬埔寨四方就广泛问题达成协议是个无耻的谎言。同时他也揭露,把阻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同撤军联系起来是为越南撤军设置先决条件,是为越南拒绝撤军提供借口。
  西哈努克是以私人访问的身份来到雅加达的。他虽然未直接参加会议,但每天通过热线电话同参加会议的拉那烈保持联系,对会议的动向一清二楚。他作为超乎四派之上的高棉人领袖,接受了柬四方领导人的礼节性拜访。他首先会见了宋双,而后是洪森、乔森潘和他的儿子拉那烈。而且他向四方领导人发表了讲话。
  西哈努克首先指出,他不再属于任何一派,其目的是以一个无可替代的柬埔寨人的身份,更好地帮助柬四方实现高棉人等待多年的全国和解、和平和独立。他几乎是恳求四方代表,希望他们帮助帮助阿拉塔斯,使这次会议取得“具体和重大的进展”,“取得重大的突破”。
  其次,西哈努克回顾了古代吴哥光辉灿烂的历史。他说:如果我们还承认我们是吴哥丰碑缔造者的高贵后裔,“如果我们20世纪的高棉人真正是索里亚翁二世和贾耶·瓦尔曼七世的后裔,我们将显示出我们自己能够把下列东西搁置在一边:敌对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宗派利益、我们的个人野心、我们的党派争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体面地同意成为外国的卫星国或代理人,以及这个所谓的柬埔寨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些,“那么柬埔寨就既不会成为一个拥有大量非凡的丰碑的国家,也不会成为一个受到尊敬的光芒四射的帝国”。他说,“现在是时候了,那些声言是爱国者的人必须齐心协力,恢复光荣的尊严感,充分意识到他们在历史面前承担的可怕责任,同意团结得像一个人,办法是同意彼此作出让步,从而实现折衷,这是我们的人民和祖国摆脱目前痛苦和耻厚的‘汪洋大海’的唯一办法。”
  为了实现民族和解的目标,西哈努克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四派共同接受统一的国名——“柬埔寨国”,不分任何主义和派别。第二,组成一个四方联合政府,由四方平分政府职位,实行完全平等的集体制。第三,四方军队维持现状,但组成柬国民军,设一个四方联合的参谋部。第四,新政府以韩桑林政权为起点,进而过渡到四方组成的联合政府。第五,柬问题的解决应有国际保证,成立国际机构监督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
  最后,西哈努克向四派呼吁尽早结束柬埔寨这种令人羞耻的、永不休止的外交的和政治的“游牧生活”。不要再在世界各个角落举行类似的会议。
  西哈努克的五点建议,显然又作了新的让步。首先,他同意在确定越南撤军日程表之前,先在高棉人之间寻求解决办法;其次,他放弃了建立一支和平部队和解散各派武装的要求,而同意了最先由越南提出的建立国际监督委员会和各派武装力量维持现状的建议;第三,他放弃了解散金边政权的主张,同意以现有金边政权为基础,作为建立四方联合政府的开端。
  这次非正式会议的发起,东盟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印厄。但是东盟国家对柬问题的解决有明显的分歧。新加坡对此会并不积极。新加坡外长原不打算出席,只派一名外交部高级官员参加。后经印尼劝说,达纳巴兰外长才出席。泰国的兴趣也不大,西提外长以准备大选为由而未出席,只派了一个外交部次长。菲律宾、文莱只是随大流。马来西来也不大发言。印尼外长主持会议,自然积极。他的讲话还比较公允,但印尼报纸却为阮基石帮腔,指责红色高棉。新加坡外长对越南自称“有关国家”十分不满。他强调,柬埔寨的核心问题是越南撤军。针对越南排除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观点,新加坡外长说,“任何人都不能指望柬埔寨的任何派系会放弃它在未来柬埔寨中应有的地位”。他指出,越南通过军事手段无法达到消灭民柬的目的,东盟不可能帮它实现。换句话说,越南无法击败抵抗力量,东盟也不可能解除和为越南击败这股抵抗力量。新加坡外长达纳巴兰冒着失礼的骂名,还十分机智地揭露了阮基石。当阮在记者会上说;当越南进入柬埔寨时,人们要求它离开,现在当越南要离开那里时,人们又要求它留下来。……达纳巴兰立即打断他,大声问道:“是谁要你们留下来?肯定不是新加坡!”阮无言以对,居然脱口说出了“谢谢你”三个字,引起记者一阵哄笑。
  这次雅加达鸡尾酒会除了各方都承认要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同意成立一个由各方参加的工作小组以外,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出现任何突破。尽管西哈努克和印尼外长再三恳求签署一个联合公报,但终未实现。
  然而这次会议毕竟是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及其他有关各方第一次坐到一起、面对面地了解对方的会议。无论如何,它也是走向政治解决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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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8:53 | 阅读全部
35 两阶段巴黎国际会议


    法国愿意做东道主
    西哈努克重掌舵轮
    会场上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
    这次会议并没有成为第二个雅加达会议
    新加坡外长把“灭绝种族”的帽子戴到了越南头上
    五常任理事国达成最后框架文件
    难产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
    反复无常——一种战术,变换不定——一种技巧。
    西哈努克终于坐到了柬埔寨问题和平进程巨轮的
    舵位上

  茂物毫无结果的会谈使西哈努克很失望,这更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由联大召集的国际会议上。1988年8月,他首先访问日本,要求日本、美国、欧洲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做工作,敦促秘书长召集国际会议。同时,他还希望日本参加国际监督委员会。
  10月,西哈努克又在华盛顿同里根总统会晤,要求美国支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实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美国对他的要求表示支持。
  11月,西哈努克、宋双、洪森三方在巴黎会晤,并达成协议,准备举行一次国际会议。
  1989年4月,法国同意主办一次巴黎国际会议。
  在这近一年时间里,西哈努克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一是他促成了于1988年11月举行的柬三方参加的巴黎会晤。但由于红色高棉方面是一位大使而不是乔森潘本人,洪森拒绝这位大使参加会晤,会晤变成了柬三方的会晤。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有三方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研究政治解决的办法。
  1989年2月,西哈努克宣布他重新担任于1988年7月辞去的民柬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他在解释这一行动的原因时说;自他辞职以后,民柬联合政府的信用和地位不断下降。他要遏制这种下降趋势。但是据分析家认为,他看到了近几个月来,洪森和越南方面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步夺取了一些主动权。例如,洪森1月份对泰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提高了金边政权的信誉。这有可能使西哈努克失去其为恢复柬埔寨和平而力图扮演的中心角色。几乎与此同时,由越南第一副外长了儒廉对北京的访问而开始的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也使西哈努克有被撤在一边的感觉。上述新的外交动向使他感到,如果要在未来政治解决过程中扮演主角,非有强大的后盾和实力基础不可。正如他自己所说,“面对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遇险,我作为爱国者,有责任重新掌握‘舵轮’”
  1989年2月,在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由柬四方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但仍未取得任何成果。
  3月,在西哈努克的主持下,在北京举行了由宋双、乔森潘参加的民柬首脑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三位领导人“保证继续加强他们之间的神圣的联盟,在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以同一个声音说话”。三方决定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以确保民主柬埔寨三支军队之间切实团结、合作
  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本着维持共同斗争的最高利益原则,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难题。
  北京的这次首脑工作会议加强了西哈努克的地位。这为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作了准备。
  4月5日,越南单方面宣布,将于9月30日以前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为召开国际会议政治解决柬问题又增添了新的推动力。
  两天以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愿意主办一次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巴黎国际会议的前几天,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柬四方圆桌会议,但和以往的一切会谈一样,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各方都认为,这不妨碍即将举行的巴黎国际会议。
  7月30日,这次国际会议在巴黎克莱贝尔会议中心拉开序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外,还有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东盟6国等共19国23方的外长或领导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不结盟运动的代表。法国和印尼外长为此次会议的两主席。
  会议的开始阶段是部长级会议。作为主席之一的法国外长迪马首先发言。他要求国际社会终止“当代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最不正义的冲突之一”。他说,会议的一项关键任务将是建立一个监督撤军机构,来检查越南撤军和“保证停止外来的军事援助,尊重停火和正常举行选举”。
  西哈努克在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柬埔寨问题实质上就是越南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占领、使之殖民化和越南化的问题”。接着,西哈努克指出,越南盲布9月26日以前全部撤军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在那以后,还会有大批越南军官和士兵伪装成柬埔寨军人留在柬埔寨,而且还有100万越南移民。然后,他又谈到红色高棉问题。他针对越南所谓的防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问题是柬埔寨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指出,他并不想成为红色高棉的维护者,但他坚持说,如果要在这次会上讨论红色高棉违反人权问题的话,那么也应该“研究驻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和洪森政权侵犯人权的问题,这样做是完全公平的”。他提请各与会的代表注意,这次会议的基本目标是“从柬埔寨消除一切形式的越南殖民主义”。
  至于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问题,西哈努克说,红色高棉本身已作出了保证,决不再单独掌权。为此,他们还同意采取防止单独掌权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实现柬埔寨四方武装力量的彻底裁军,拆除红色高棉和柬其他各派的庇护所和武器贮藏所;国际监督机构和国际维和部队驻守柬埔寨,对红色高棉进行监督;在未来的新柬埔寨政府中完全把波尔布特、农谢、达莫等人排除在外。西哈努克说,“红色高棉在全世界面前正式保证,完全和始终如一地尊重即将在国际监督下自由举行大选的结果”。
  最后西哈努克申明他的立场:第一,韩桑林——洪森不代表柬埔寨,它是越南强加给柬埔寨的。解散“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由有平等权力的四方组成一个联合合法政府,在国际监督机构的监督下,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建立合法的新政府。第二,不能接受任何“部分”解决的方案,以使越南逃脱对柬埔寨冲突的责任。越南殖民主义必须完全彻底地从柬埔寨撤离。第三,必须把国际维护和平力量和国际监督机构派驻柬埔寨。第四,反对将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空缺的任何企图。四方民族团结政府一成立,柬在联合国的席位就应该移交给联合政府。第五,恢复柬埔寨在1970年3月18日之前的民族独立地位。
  洪森在讲话中,极力想扭转会议的方向。他认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部分似乎已基本解决了,因为越南已宣布9月底撤出全部军队,剩下的问题是,防止红色高棉的上台和停止外来援助,主张在普选前维持现状,从而维持金边政权对局势的控制。
  阮基石在发言中,强调要彻底排除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不让其参加未来的政府。他反对组成四方政府的方案。他说,柬埔寨只有敌对的两方,即金边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滑稽的民主柬埔寨”。他认为坚持四方的说法就是要使得波尔布特集团合法化,同时使一民柬”一方获得3/4的权力。他主张其他各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柬内政的原则,必须停止对柬的外部援助,必须强烈谴责和避免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乔森潘在会上的发言中,着重强调越南必须全面彻底地撤军,而且必须对其撤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同时他也强调结束由越南扶持下的金边政权。
  宋双在发言中说,只有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政府才能保证柬埔寨公平地过渡,直到在联合国机构的监督下,由这个政府组织的自由普选给柬埔寨人民选出一个真正的合法政府。他同意阮基石关于停止外部援助的主张,但他坚持说,只有“等到联合国国际监督机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柬四方临时政府确认越南全部撤出之日”,这种援助“才能结束”。
  整个部长级会议阶段斗争相当激烈。会场上出现了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一边是越南、金边政权、苏联、老挝、印度等;另一边是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东盟各国、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总的来说,部长级会议气氛良好,没有出现雅加达会议那种越南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相反,越南方面在几个问题上受到了挫折。
  第一,越南及金边政府原打算这次国际会议只谈柬问题的国际方面,不谈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由于越南单方面宣布9月底撤军,这样,一方面造成对它撤军的“国际承认”,使自己摆脱“入侵”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使金边对柬实行控制的局面得以维持,然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红色高棉和中国。但是,它的部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打算落空了,与会者以压倒优势形成“必须全面解决”的基调。民柬联合政府及东盟等坚持认为,如果柬政府问题不解决,片面解决“国际部分”将是有害的。美国也坚持必须全面而非部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
  第二,越南及金边政权极力想摆脱和避免联合国参与这次国际会议,可是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端坐在主席台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会上也有特殊的权利。大会委派的赴柬调查组就是由联合国主办的。所有这些以联合国名义出现的活动,都是越南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越南想把此次国际会议也变成像两次雅加达会议那样:垄断会议的主导权,形成对红色高棉的围攻。但他们失败了。大会发言中,只有1/3的代表谴责红色高棉过去的暴行和反对其重新掌权。更多的代表却把主攻方向对准了越南。其中新加坡外长的发言最为尖锐。针对越南关于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的指责,新加坡外长从法律含义人手,说明国际法上的“灭绝种族”系指外国侵略者以各种手段去消灭一个被压迫民族而言。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属此类性质。按国际法,应审判“灭绝种族”的首恶。波尔布特并不是外国侵略者,“灭绝种族”的帽子戴不到红色高棉的头上。从事灭绝种族行为的应该是越南,因为它作为异国侵略者造成大规模的柬埔寨难民潮,随即又大规模向柬埔寨进行移民。这样,由于把难民、移民问题同越南入侵联系起来,所有的代表提议,将来的大会决议如果谴责“灭绝种族”,应该包括红色高棉和越南。1970—1989年的“灭绝种族”政策都应受到严厉谴责。
  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一些协议,但主要局限在程序性和机构性上。例如,决定成立关于国际监督、国际保证、难民和柬埔寨重建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并达成有关全面公正解决柬问题的具体办法的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和实施柬埔寨民族和解及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会议还接受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的建议,决定尽快派遣调查团赴柬各地考察。
  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这毕竟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正式开端。这不仅因为联合国直接参与其中,而且还因为有了专门研究讨论政治解决的机构。更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国际会议并未就此结束,部长级会议将根据各专门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情况举行第二阶段会议。8月30日,会议宣布休会以后,由各委员会进行工作,待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和时机成熟时,再举行第二阶段巴黎国际会议。
  总之,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由于洪森拒绝接受在举行自由选举之前解散金边政府和成立一个由柬埔寨四方代表组成的联合临时政府的条件,巴黎国际和平会议于1989年8月30日宣布休会。
  正当巴黎国际会议处于最后阶段时,西哈努克突然宣布了他的惊人之举:辞去争取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的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的职务。这是他第一次辞去该阵线的领导职务。据西哈努克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在巴黎会议期间,他领导的阵线内发生了分裂:温和派主张同金边政权谈判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主战派主张同红色高棉武装结成联盟,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种分裂使西哈努克感到“灰心丧气”,于是,他一气之下,辞去了该阵线主席职务。实际上,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取代西哈努克主席地位的是他的夫人莫尼克和该阵线的原副主席涅·刁龙,他们成为该阵线的两主席;他的儿子拉那烈则取代莫尼克担任该阵线总书记的职务;更何况,他仍是该组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由此看来,这一举动对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不会产生多大政治影响,只不过是西哈努克的一种情绪发泄,仅此而已。
  第一阶段的巴黎会议休会以后,各方又为打破僵局而寻求良方。这期间,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于1989年11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在有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以前,由联合国出面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处理柬埔寨的事务。这似乎启发了西哈努克的灵感,既然洪森不同意组成一个四方联合政府,那就暂时不成立这样的政府,柬埔寨交由联合国托管。因此,他表示赞成这一方案。埃文斯的建议具体包括:联合国派遣大约200名官员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再派5~7千人的联合国部队监督执行停火协议。西哈努克根据这一建议,提出联合国在柬埔寨设立一个国际监督机构和派遣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监督柬各方全面解除武装,或裁军至1万人,同时解散民柬联合政府和金边政权,在联合国监督下组织自由、公正的大选。
  对埃文斯的建议,金边未作出直接反应。但洪森表示同意加强联合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埃文斯建议中关于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的精神,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于1990年1月在巴黎就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五大国共同确定了解决柬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有:联合国对外国撤军实行核查;由联合国代表机构对过渡阶段实行监督,在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下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成立一个全国最高委员会在过渡过期行使柬埔寨主权。
  对于上述原则,西哈努克立即表示赞成。他积极支持联合国在柬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还要求联合国对柬埔寨实行托管。但是,他特别强调,在实行托管的同时,必须解散金边的各级政府。这一点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原则协议中并不突出。
  正当联合国参与和平进程出现高涨势头的时候,西哈努克突然又采取了一项“戏剧性的行动”:再次宣布辞去民柬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而且表示不再参加任何柬国际会议。这是他第五次辞职了。对于他的辞职,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了,因而不感到任何震惊。这肯定又是一次情绪的发泄。
  果然不错,西哈努克此举是为了表示对某些西方国家的不满,他说:“自由世界的某些政府,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很多知识分子和记者……以及不少西方议员都攻击我,指责我是红色高棉的同谋,指责我的军队在战场上同红色高棉的部队密切合作。”因此,“我现在正在度过一个可怕的消沉时期,这种消沉迫使我作出了政治上和外交上隐退的决定,以等待我精神状况的康复。目前,我的精神健康已处于最低水平……”西哈努克的举动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外界的批评攻击,也可能是一种以退为攻的精神战法,以表示对西方某些舆论的抗议。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把他的这类举动过于当真。
  果然,不出三周,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重新担任联合政府主席一职。不过这个联合政府的名字改变了。这之前,他向乔森潘、宋双、拉那烈写信要求更改国名、国歌、国旗。考虑到原政府形象的“不断恶化”,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结果,国旗恢复了传统的带有吴哥塔的红蓝两色旗,国歌也被传统的国歌所取代。原“民柬联合政府”则改为“柬埔寨民族政府”。至于所担任的职务,西哈努克宣布,他的正式头衔是“柬埔寨主席”。他始终认为他是柬埔寨合法的国家元首。
  似乎没用多久,亲王就从精神状况不佳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他宣布成为柬埔寨主席以后便又积极投身到外交活动中。他邀请洪森到曼谷和他会晤。这一次,他们二人最后发表了一份共同签署的公报。在公报中,洪森终于同意让联合国在柬埔寨发挥作用,并承认成立一个最高的全国性机构作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二人的协议为第三次雅加达会议作了准备。人们预料,在即将召开的雅加达非正式会谈中会有新的突破,从而为第二阶段的巴黎和平会议铺平道路。
  然而,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在雅加达会谈后草拟最后文件时发生了严重分歧。洪森反对在最后文件中提及越南人在柬定居、拟议中的最高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在组织选举中的作用等。而红色高棉则反对在最后文件中使用“灭绝种族”一词。雅加达会谈破裂后,上述双方都谴责对方为和平进程设置了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次在巴黎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全国最高委员会问题和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问题上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全国最高委员会应该是过渡时期国家主权的代表,由各派代表组成,享有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席位。但该委员会一成立,就将授予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以各种必要的权力,包括组织自由选举的权力。关于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五大国认为,它应享有必要的权力,确实保护柬人民不受任何恐吓,不受任何武力威胁,保障人人享有人权和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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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na 发表于 2011-1-1 13:49:30 | 阅读全部
 鉴于雅加达会谈的失败,西哈努克作出了新让步。他放弃了原先四派平分权力和彻底解散金边政权的主张,同意洪森关于抵抗力量三方同金边政权对半分权的建议,而且还同意在联合国权力机构接管权力后,允许金边保留卫生、教育等非政治性的公共服务部门的领导权力。
  洪森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同意联合国权力机构发挥作用,但不同意把金边现有的权力交出去。
  当西哈努克的努力和让步连连受挫之后,他又宣布辞去柬埔寨民族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放弃同洪森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说,他要为“恢复我的人民的地位”发动一场个人圣战。他要求各方同意他带领联合国人员进入柬埔寨,以便给深受战争蹂躏的柬埔寨人民带去国际援助。他说,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一切机会,致力于国家的重建工作,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为此,他取消了去东京同洪森会谈的计划。
  亲王这次辞职,大概又是重复他经常使用的超脱战术。他说:“为了充当联系柬埔寨各方的桥梁,我将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抵抗力量一边的,我还要走到另一边去。”于是,他很快忘记了他刚刚说过的取消和洪森的任何会谈的话,准备在日本东京同洪森就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在东京会议上,西哈努克还代表柬埔寨民族政府和金边政权签署了停火协议。宋双作为民族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谈,而乔森潘因参加会晤的地位不对等(原来计划四方代表签署文件后改为敌对两方签署文件)而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这一停火协议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到了1990年8月,在联合国方面,关于柬埔寨政治解决的方案讨论进入了成熟阶段。27日,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这一协议的核心部分是成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在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到大选产生新政府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是柬埔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将在全面解决方案签署时,委托联合国权力机构在柬过渡时期内行使必要的权力,其中包括行政管理权;如有必要,联合国权力机构将接管国防、外交、财政、通讯、新闻五大部门,从而确保全面执行有关协议,以及组织自由、公正的大选。
  在军事安排方面,框架协议规定实现停火之后,各派军队都应在规定的地点集结,武器另行存放,同时五大国欢迎西哈努克出任最高委员会的主席。
  在巴黎国际会议两主席法国和印尼的斡旋下,柬埔寨四方于9月10日在雅加达进行磋商。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之后,整个和平进程有了重大突破。四方表示接受五大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框架协议,并同意把该方案作为解决柬冲突的基础,制定全面政治解决的方案。在这次会谈中,通过讨价还价,最后产生了由12名成员组成的全国最高委员会。金边和抵抗力量双方各6人,其中抵抗力量三派每派各2人。西哈努克不属于任何一派,所以他未被列入最高委员会。但是各方同意西哈努克先前的一个建议:如果该委员会同意,他们可以选一名主席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成为该委员会的第13名成员,西哈努克表示,他愿意出任主席一职。
  在不久以后举行的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曼谷召开)上,关于西哈努克的地位问题又发生了争执。抵抗力量方面主张西哈努克作为主席应占据第13个席位;而金边方面则强调,他不是委员会成员,因而他不应成为主席。由于主席职位的争执,致使第一次最高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
  围绕主席一职问题,双方继续讨价还价。西哈努克又提出了新建议:如果洪森同意他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那么,他就赞成让金边再增加一个额外的席位。这样,最高委员会就由14人组成。柬四方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不久,洪森又提出,如果西哈努克当主席的话,必须由洪森来担任副主席。这又引起了宋、乔两派的反对。不久,西哈努克又提出新建议:由他任主席,由洪森。宋双、乔森潘分别任第一、二、三副主席。这又遭到红色高棉的反对,它主张设四个副主席,每方各一个。这又引起金边方面的反对。
  为了结束这种无休止的位置游戏,不妨碍和平进程,西哈努克发表了一个声明,建议搁置最高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人选问题的争论。但声明仍表示相信,全国最高委员会“迟早将有一位发挥作用的主席,而主席的人选非西哈努克亲王莫属”。
  当最高委员会为主席职位进行争执的时候,在联合国方面,为巴黎和平会议复会的准备工作却进展得十分顺利。11月下旬,两主席和五大国为巴黎会议的复会准备好了协议草案,而且还准备在巴黎安排一次同柬最高委员会成员的磋商,就各项协议草案让各方讨论和表态。但是,金边方面对五大国提交的协议草案迟迟不予表态。洪森虽未公开拒绝草案,但却对协议草案中有关联合国;临时行政机构同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关系、军队处置、组织大选等方面的条款提出质疑,并要求加以澄清。这实际是上以间接方式抵制协议。第二天,两主席用了整整10个小时来说服金边方面接受协议草案。而洪森强调对协议草案中的某些内容必须继续深入讨论。结果,会议各方对他作了让步,即同意将各方武装力量的遣散和裁减问题以及是否提及“种族灭绝”问题,留待巴黎国际会议和最高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而对协议草案的大部分内容达成了一致。
  在柬埔寨方面,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仍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没有主席,很难组织会议。但是,对立双方仍在对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争论不休。6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最高委员会会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后来,为了打破僵局,西哈努克又提出一个新建议。他主张把最高委员会看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联合主席”,并指定一名秘书长,由他本人担当这一职务。秘书长不是该委员会的“主宰”,而是一个协调人,是各派间的一座“桥梁”。秘书长是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对外代表委员会,担任发言人和首席代表。
  不久,最高委员会在泰国帕塔亚举行第三次会议。在开会之前,西哈努克在这里代表四方宣布柬内战于6月24日停火。这一消息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监督停火等问题又出现了重重障碍。抵抗力量各方要求联合国尽快派军事人员监督停火,而洪森则反对。他强调柬是一个主权国家,让联合国或其他国家人员进入柬境内要慎重考虑。他主张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
  关于最高委员会的总部所在地,洪森坚持唯一的选择是金边,而乔森潘则主张,除了金边之外,还应选择红色高棉的总部所在地拜林。
  关于解散军队问题,金边方面也持反对意见。
  关于主席职位问题,此次会议仍未解决。但最高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主持该委员会的一切会议。这大概算是此次会议的一大成果。
  如果说帕塔亚会议没有多大进展的话,那么不久以后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最高委员会会议则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主要集中在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问题上。各方同意西哈努克为该委员会主席,不设副主席,而且仍保持12个成员的建制。与此同时,西哈努克宣布辞去柬埔寨民族政府主席等职务,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作为一个调解人,不隶属任何派别和政党。会议取得的其他成果还有,决定1991年11月在金边建立全国最高委员会总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起草一部宪法和选举法;要求联合国向柬埔寨派遣一个代表团监督停火;同意在同年9月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会议。
  在这一重大进展的鼓舞下,西哈努克及其最高委员会决定乘胜前进,在帕塔亚举行新一轮的会议,深入讨论执行五大国框架文件,即如何监督停火、军事安排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在这次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就军事安排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四派各裁减70%的军队,同时,各派裁减军火、武器装备70%。四派所剩余的30%的军队,将被集中到指定军营,其武器装备也将集中储存在指定的军营,由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控制。
  但是,在处置警察问题和大选方式上,还存在着分歧。关于警察部队,乔森潘主张同时裁减70%,如全体成员不赞成,他还建议在柬组成一支由最高委员会领导的全国警察部队。但洪森反对,他说,军事安排不能包括警察。柬境内还有大量匪徒,需要警察来维持国家的安全。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洪森同意不再坚持把“种族灭绝”一词写进和平方案,从而使会谈有了新的突破。在此情况下,乔森潘也放弃了裁减警察的主张,从而最后达成了裁军协议。西哈努克称这次会议“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柬各方仍存在着分歧。这主要表现在选举方式和选区划分问题上。乔森潘主张按人口比例分配候选人名额的制度,而洪森则坚持单一选区制。
  不过,关于五大国提出的框架协议的一些主要内容,最高委员会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这样,西哈努克便可以满怀信心地、20年来第一次以全体柬埔寨人民的代表的身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了。而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会议大厅里,西哈努克胸有成竹地宣布,20年的破坏即将结束,一项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将于下个月在巴黎签署。他说,柬埔寨人“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饱经战火的柬埔寨人正在翘首以待巴黎的那个历史性会议,以及签署和平协议的那一伟大历史时刻。

  自1989年8月30日巴黎国际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休会以来,柬埔寨的和平进程缓慢地持续了两年多,其中充满了艰难和曲折。这期间,国际社会对柬问题的政治解决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纽约连续举行了六轮磋商,达成了全面政治解决柬问题的框架文件,从而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柬四方在通过多次会晤和磋商后逐步取得了共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柬埔寨四方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使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得以成立并正常运转。这其中,西哈努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地斡旋和协调于各派之间。他以其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主持了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工作。他凭其崇高威望和中立态度,将各派聚集起来。在他的推动和协调下,全国最高委员会相继在雅加达、帕塔亚、北京和纽约举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会议,就和平协议中的几个分歧最大的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从而为巴黎会议复会,签署全面政治解决协定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的巴黎国际会议预定在1991年10月23日正式复会,准备签署有关结束柬埔寨冲突的一系列有关协议。
  在复会的前两天,巴黎会议的协调委员会为会议的最后文件的准备举行了工作会议。该协调委员会在巴黎会议两主席的主持下,气氛良好,进展顺利。与会20国代表本着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对《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等3个文件和5个附件进行了最后的审议,并通过了新起草的《巴黎会议最后文件》。所有这一切,为最后阶段巴黎会议圆满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柬埔寨巴黎国际会议在中断了26个月之后,在巴黎克莱贝尔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复会。会议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像往常一样庄严而恬静,各国的旗帜在微风中悠然飘扬。
  下午3点,与会的各国代表先后步入会场。场内,巨型的长方形会议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子的中央摆满了鲜花,以此象征柬埔寨的和平。会场周围悬挂着与会国和联合国的旗帜。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肃穆。
  会议由法国外长迪马和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两主席主持。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法国总统密特朗致开幕词。他说,今天,我们聚集一堂,是为了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联合国在这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柬埔寨四方的和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言,他感谢国际社会为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的巨大努力。他说,经过多年的战乱,我们终于得到了和平。尽管协议姗姗来迟,但“迟到总比没有好”。今天,这个仪式将结束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柬埔寨将重新得到尊严、主权和友谊。他感情激动地说:“对于我们柬埔寨人来说,它们(协议)是一部宪章,将指导我们从一个牢固的基础出发走向和平、公正和真正民主的未来。”亲王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他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4年里作出了“巨大的、有胆量的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努力”。亲王还赞扬了其他抵抗运动领导人和金边政权的领导人的“爱国主义、智慧、克制态度和妥协精神”。
  之后,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发表了讲话。他感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东盟各国、柬埔寨四方以及与会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冲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把联合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努力说成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范例”。
  接着,与会的各代表团团长都先后发表了讲话,对柬埔寨即将恢复和平表示祝贺。
  这天晚上7点20分,巴黎克莱贝尔国际会议中心大厅里灯火辉煌,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18国外长,代表各自的政府在柬埔寨和平协议上签字。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标志着延续了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乱正式宣告结束,和平的曙光将出现在柬埔寨这片饱经战火创伤的土地上。
  与会国外长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12名成员,分别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及《最后文件》上签了字。上述四个文件以中、英、法、俄和柬埔寨文写成,正本一式两份留存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和平因此得到了国际保证。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达到了预定目标,圆满结束。
  此次会议签署的中心文件《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共9章32条,对柬埔寨在整个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有关军事方面的安排、大选以及大选后的一切善后工作,都作了详尽的规定。
  协议规定,在协议生效到成立新政府为止的整个过渡时期,联合国安理会在柬埔寨成立一个权力机构,由文职和军事两部分组成,直接对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它享有最高委员会授予它的所有“必要权力”。
  协议规定,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是该国唯一合法的机构和权力来源,在整个过渡时期,它体现柬埔寨的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对外,它代表柬埔寨享有联合国和一切国际组织和会议的席位。但是,为了协议的贯彻执行,最高委员会把必要的行政管理权、监督权授予联合国权力机构,将行政机构、组织和机关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监督或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将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部门交由联合国权力机构控制。
  关于军事方面的规定,协议要求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任何外国武装力量、顾问、军事人员及武器、弹药和装备应立即撤出柬埔寨,并不得重返,联合国权力机构将对其核查。与此同时,一切武装力量都应立即脱离接触。联合国权力机构对停火实施监督、监察和核查。大选前,柬各方均裁减武装力量70%,剩余部分在大选后不久全部复员。一切军事外援也随协议生效而停止。
  关于未来的选举,协议规定柬埔寨人民有权通过自由、公正的大选产生的制宪会议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起草并通过一部柬埔寨新宪法,并由此而建立柬埔寨新政府。大选将由联合国在中立的政治环境中和尊重柬主权的情况下主持进行。
  此外,协议还对人权、国际保证、遣返难民、释放战俘、恢复与重建等事项作了规定。
  巴黎会议签署的另一个重要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立和国家统一协定》规定,自由、公正的大选后通过的柬埔寨宪法,应宣布并载明柬埔寨永久中立。柬埔寨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害其他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的行动;不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军事联盟或签订军事条约;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在柬埔寨国土上驻扎外国武装力量;防止在柬埔寨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本协定的签字国也对柬埔寨作出上述保证。
  巴黎和平协议的签署是联合国、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东盟国家以及柬内部四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与国际大环境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越三国关系的正常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和苏联、越南在柬埔寨各支持一方:前者是抵抗力量的支持者,后者是金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盾。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中国把停止支持越南侵柬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这迫使苏联减少对越的支持和援助。到了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东欧发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化。紧接着苏联国内政治出现动荡,不久,作为庞大的超级大国的苏联顷刻分崩离析,这一切使越南失去了强大的政治经济靠山。越南需尽快摆脱柬埔寨的战争包袱,跳出战争泥潭;同时也急需同中国在经济上加强合作。而中国把越南从柬撤军、促进柬问题解决作为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促使越南把金边政权推向了妥协的道路。
  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协议毕竟还是书面上的东西,要把书面的东西变成现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恐怕要比达成协议的过程更棘手、更曲折、更艰难。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在所有会谈和磋商以及达成协议的全过程中,发挥了相对独特的作用。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西哈努克这样一个处于特殊位置、享有独特身份的人以及他的灵活多变的斡旋能力的话,各派之间的接近与妥协可能要走更加远得多的路程。
  西哈努克的反复无常和冲动性的多变,往往使人们难以捉摸。但孰不知,这作为一种战术,一种技巧,一种外交艺术,为他赢得了多少分数。这里不排除他的易于冲动的情绪上的发泄。但更多的是他要通过这种变换手段去寻找、捕捉或创造各种有利的机遇,使他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把握形势和事态发展的方向和势头。回顾一下他13年来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奋斗过程,其活动轨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他从对抗的一方营垒走到了两个对抗营垒之间,最后又走到了所有各方营垒之上,成了各方不可缺少的、乃至最后成为争相靠拢的政治中心。
  西哈努克就是这样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无论是君主、元首、首相或流亡者,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无论他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如何变来变去,出人意料,但他寻求的目标始终是一个,那就是把柬埔寨变成柬埔寨人自己的和平、自由、民主、中立的不结盟国家。为了这个目标,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他丝毫没有在乎外界对他政治风格的各种褒贬。这里又印证了他的一句话:“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
  君权主义意识在柬埔寨国民中根深蒂固,再加上西哈努克个人的品德,使他在柬埔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具有很大的凝聚力。这是他在几十年政治漩涡中浮而不沉的主要政治资本。柬埔寨任何派别、任何政治家都无法与他争雄。正由于这一点,使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尽管有时也出现过短暂的情绪低沉和垂头丧气。也正由于这一点,使他有把握地说,柬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迟早“非我莫属”,尽管他最初根本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西哈努克终于坐到了柬问题和平进程巨轮的舵位上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是无可争辩的,更是当之无愧的。柬埔寨几百万人民将和平最终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年近7旬的西哈努克亲王将竭尽余生为之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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