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家族连载（36-完结）

36　金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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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再见！
　　　　　“金边，你好！”亲王跪在地上。
　　　　　洪森称亲王同他“如同父子”。西哈努克也认
　　　　　洪森为“义子”。
　　　　　拉那烈同人民党携手
　　　　　乔森潘和宋成金边遭袭
　　　　　“父亲”说，他对“儿子”的信任只有50％。

　　在巴黎结束了缔结和平协议这一历史性活动之后，西哈努克回到了他北京的住宅，并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柬埔寨，到金边去领导他的最高委员会，实施巴黎和平协议。
　　这又是一个使他十分激动的时刻。这是他结束第二次流亡，第二次返回自己的国家。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元首有过像他这样的多难生涯。第一次流亡北京不过5年，这在人的一生中还不算长。然而这一次，却是漫长的13年。两次加在一起，将近20年，也就是说，在他从政的50年中，将近一半的时光是在流亡中渡过的。
　　1991年11月14日，西哈努克携夫人莫尼克和儿子拉那烈，登上中国民航的一架专机，结束了长达13年的流亡生活。出于礼节，金边政权的总理洪森亲自前来北京，迎接并陪同亲王夫妇回国。
　　几个小时后，飞机停在了金边的波成东机场。亲王走下飞机后，向前来迎候的金边官员、联合国维和小组和外交使团的官员们招手致意。亲王显得格外激动，毕竟13年没有踏上金边的土地了。他跪在地上进行了佛教的祷告之后说：“我非常高兴。”为了表达对亲王的重视和尊敬，金边政权党政军要人都到机场迎接，连正在患疟疾、浑身发抖的韩桑林也出动了。
　　亲王在洪森的陪同下，登上了一辆敞蓬汽车，他们并排坐在后排座上，驱车前往王宫。
　　金边政府精心组织安排了这次欢迎活动，动员了数十万人站在从机场通往王宫的1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欢迎群众手持花束和小旗向亲王不停地欢呼。这使他想起十几年前人民对他的那种欢迎场面。
　　在欢迎仪式之后，洪森向记者发表谈话，他称“西哈努克和我的关系如同父子”。为欢迎这位亲王，洪森亲自谱写了几支歌奉献给西哈努克，其中一首是关于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柬埔寨的，歌名叫《难忘的一天》。
　　为了博得亲王的信任和支持，金边政府很是下了一番苦心，除了洪森亲自到北京迎接和在金边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外，还在巴黎会议没有结束的时候，金边的执政党——以韩桑林为首的高棉人民革命党就召开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人民党”。该党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放弃了社会主义，实行自由经济和多党民主，保证公民的一切人权，宣布佛教为国教，对外实行开放。在人事上，由较为年轻的谢辛取代了韩桑林成为党的主席，韩则保留名誉主席的职务。
　　金边执政党做这样的变动，目的在于改变自己的形象，树起一面更民主自由的旗帜，以适应未来全国大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争取和讨好西哈努克。洪森早已看到，在未来的选举中，谁站在西哈努克一边，谁就将是胜利者。所以，在特别代表大会开幕时，洪森就向全党建议，改变名称后的党应该支持西哈努克竞选国家主席。
　　亲王回到金边几天以后，柬人民党和金边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1970年3月18日以前那样的柬埔寨的唯一合法和拥有全权的国家元首。他可以成为柬埔寨的君主。西哈努克听到这一消息后，欣然表示，如果其他两派不反对的话，他可以称王。
　　金边政府还费尽心机大肆宣传和颂扬亲王。亲王回到金边之后，。政府举行了一次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集会。不久又赶上了柬埔寨的送水节，全市放假3天，每天有数十万人参加和观看龙舟活动。西哈努克每天出席观看并发表演讲。他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人物。金边政府还特意为西哈努克举行了一系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的仪式。人民党中央还专门作出决定，号召党、政中央和地方复制西哈努克活动的录相带，在全国放映播送，使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国父”的形象。
　　洪森的这一系列活动果真奏效，使亲王对洪森和金边政权产生了好感。西哈努克回来后不久就同洪森格外亲密，居然把洪森认为义子，并且在其一系列讲话中一再称颂金边政权13年来的业绩，夸赞它在恢复佛教信仰、重振经济、向市场体制过渡、政治自由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甚至把柬埔寨的未来寄托在金边政权一派上。在一次讲话中。他居然说：“即使我死了，还有国会主席谢辛和洪森总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哈努克派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的主席拉那烈，从北京回来后不久就宣布与以谢辛为首的人民党结成联盟，而且两派还宣布将组成联合政府，由西哈努克任国家元首，洪森任总理，拉那烈任副总理。与此同时，西哈努克的另一个儿子夏卡朋也决定参加金边政府工作，并得到允许。
　　这一系列的变化，打破了原来柬四方的力量平衡结构。本来，西哈努克是以中立身份回来主持最高委员会工作的，然而，没想到在洪森一系列的颂扬攻势面前，其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倾斜。难怪有的记者称西哈努克和洪森之间出现了“蜜月关系”。
　　西哈努克的政治倾斜，引起了不少非议。宋双呼吁西哈努克保持中立，不要站在任何派别一边。他说：“请您保持中立，您是国父。”他还警告，拉那烈同金边结盟有可能损害巴黎和平协定。此外，舆论界也对西哈努克的态度提出了警告和指责。
　　对于这些舆论，西哈努克发表声明，驳斥有人说他在他的一派和人民党结盟中扮演“二重唱”的角色，以便为两党在1993年大选中取胜创造机会。他说，“我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在上述事情中玩弄手段。”他说，两派的结盟绝不是他的“杰作”，“在柬埔寨政治方面，只有两件事使我感兴趣，那就是民族和解与真正的自由的和多党的民主。……我热爱和尊重四派”。他还说，拉那烈和洪森结盟的事“没有和我协商，也没有事先通知我，只是在两党结盟已成事实后才告诉我。因此，请有理智的同胞们对我保持公正的看法”。
　　拉那烈也为自己的组织同人民党结盟进行辩护。他发表声明称，结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履行巴黎和平协议创造便利条件，而不是反对哪一派”。
　　不论西哈努克和拉那烈如何否认和解释，在客观上他们是支持了金边政府，这将使金边政府和人民党在未来的政治权力角逐中赢得高分。
　　问题的后果还不仅在于此，西哈努克同洪森的“蜜月关系”还为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金边被殴打事件制造了有利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的复仇欲望。
　　自返回金边以后，西哈努克除了同洪森相互赞扬之外，便对红色高棉冷嘲热讽，旧帐重提。洪森在开完欢迎西哈努克归来的欢迎会以后，对记者说，“红色高棉重返金边不会同西哈努克亲王昨天返回金边一样盛大。我担心他们会受到用许多木棍表示的欢迎。”他还故意向西哈努克提起红色高棉杀死他的孩子和孙子的事。
　　西哈努克在为他举行的20万人群众集会上大骂红色高棉。他不但诉自己的苦，而且代表柬埔寨人民控诉红色高绵。西哈努克还在记者会上说，他100％支持关于审判最臭名昭著的一些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种族灭绝罪行的主张。他说，在将来的选举中，红色高棉不可能取得多数。他声称，“在对待红色高棉独裁统治的问题上，我不可能持中立态度。红色高棉不但反对我的家族，而且反对全国人民和同胞，我将永远谴责他们。”他还提议，为在金边的波尔布特集团罪行展览馆举行一个仪式，为波尔布特执政时期被杀害的同胞哀悼，送他们的灵魂归天。
　　这些言论正好迎合了一些人对红色高棉的仇恨情绪。就在乔森潘作为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返回金边的前一天，在金边爆发了抗议乔森潘返回金边的万名学生示威游行。示威者在首都的主要街道上游行时，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红色高棉，还我父母儿女”。有的高呼：“坚决反对红色高棉重新掌权。”整个游行组织得很好，据在场的记者观察，游行是得到金边政府支持的。
　　11月27日，乔森潘到达金边。在机场，他对记者说：“我作为柬埔寨最高委员会成员来到金边，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渴望和平与独立。我同最高委员会其他所有成员将同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起，全面执行、落实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平协议。”
　　乔森潘抵达他下榻的宾馆后仅5分钟，他和先期秘密抵达的宋成就被数千人包围在这个宾馆里。包围者用石块、木棍、铁器等物砸碎门窗玻璃。随后，一些人推倒围墙冲入室内，把民柬方面工作人员的全部行李和室内家具扔到街上烧毁。乔森潘及其工作人员被殴打致伤。
　　宾馆外虽有金边方面的警察看守，但却无人上前阻拦。先前洪森曾公开发表讲话说，红色高棉返回金边时可能会出现群众示威，他不能压制人民。暴力事件果然像他预示的那样发生了。
　　当天中午，洪森到了现场。他站在对面楼房的平台上用高音喇叭喊话，并不断重复将乔森潘和宋成送往曼谷。不久，乔、宋二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坦克的护送下到达机场，随后乘飞机飞往曼谷。
　　顷刻，殴打乔森潘的金边事件引起了世界的注目。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干扰了和平协议的执行，违背了柬人民的利益，“国际社会有理由要求金边方面采取措施，确保全国最高委员会在金边正常工作”。世界舆论也表示担心：这一事件会推迟或干扰柬埔寨的和平进程。红色高棉方面则指责金边政府，说这一事件是“有预谋的”。
　　事件发生以后，西哈努克立即呼吁在泰国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他说，对于最高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来说，金边并不安全，所以在曼谷召开下一轮会议。
　　事件发生24小时以后，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驻最高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会议要求最高委员会必须在金边运转起来。
　　几天后，最高委员会在泰国帕塔亚举行，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将安排红色高棉的代表住在最高委员会的总部，同联合国的几名军官住在一起。洪森答应保证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安全，并发誓不让金边事件重演。
　　西哈努克也向柬埔寨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呼吁他们不要让上周的暴力行动重演。
　　乔森潘同意重返金边，但他要求联合国部队尽快到柬埔寨。他要求“联合国必须使柬埔寨的政治气候实现中立”。
　　金边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拉那烈与洪森成立联合政府的步子显然放慢了。他说，在选举之前，他不打算同洪森建立联合政府。
　　帕塔亚会议之后，西哈努克正式宣布，西哈努克派已经放弃同金边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西哈努克还说，他对洪森的信任只有50％。他表示他要采取更加中立的立场。他还解释了他刚回到金边时采取的过于亲洪森的立场的原因，说那时他无人依靠，被迫依赖金边政府。他表示，他保证将不再依靠金边政府安排他的日程。
　　至此，令人担忧的金边事件总算平息下来了。下一步，最高委员会能否正常安全地在金边运转起来，将是对洪森政权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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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维和行动和全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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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明石康走马上任
　　　　　　　安理会决定制裁红色高棉
　　　　　　　民柬拒绝参选登记
　　　　　　　奉辛比克党
　　　　　　　塔仔山周围的竞选新景观
　　　　　　　洪森不干了
　　　　　　　抵制选举的红色高棉维护选举结果
　　　　　　　柬埔寨出了两个首相——世界奇现。
　　　　　　　71岁的西哈努克重登国王宝座

　　根据巴黎和平协议，联合国将派驻柬埔寨联合国权力机构和维持和平部队，以实施和平协议。1992年2月18日，联合国先遣团在柬埔寨正式办公。19日，联合国加利秘书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在柬埔寨维持和平行动的计划。根据此计划，联合国将向柬派驻2.65万人的维持和平部队和文职人员。整个维和行动的费用将达20亿美元。该计划要求，5月底以前将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部署完毕，9月底以前遣散柬埔寨各派的70％的军事力量，10月份开始选民的登记工作。这次维和行动，将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维持和平行动。
　　3月2日，首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20名军官抵达金边。3月15日，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的负责人明石康到达金边，这标志着联柬机构的正式成立。这位日本资深外交官，同时也是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明石康宣布了这一历史性行动的开始。他说，“我们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将是联合国47年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最雄心勃勃、恐怕也是耗资最大的行动。”
　　这一维和行动的主要任务，是遣散所有交战四方的25万人以上的军队，遣返目前住在泰国的大约36万难民，以及主持1993年的全国大选。
　　3月16日，全国最高委员会举行了在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团监督下的第一次会议。西哈努克主持了这次会议。明石康担心最高委员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西哈努克也抱怨说，主持这样的会确有困难，不过他对明石康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作为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无法解决，那么最后决定权就属于你”。实践证明，整个过渡时期的维和行动确实充满了困难和挫折。
　　在维和行动的初期阶段，虽然违反停火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曾发生过枪击维和部队飞机和击伤维和部队官员的事件，但联柬机构的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在监督停火方面，柬埔寨被划分成10个军事防区和一个金边军事特别区。在这11个军事防区里共设了120多个军队集结、遣散和收缴武器的地点；在柬越、柬老、柬泰边界和各港口、机场共设了27个检查站。联柬机构的20400名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陆续被部署到各军事集结点和检查站。在部署维和部队方面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红色高棉拒绝联柬机构人员和维和军事人员进驻其控制区。尽管如此，由于上述的军事布置基本上使柬冲突各方脱离了接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战火的再起。
　　在检查和监督外国军队撤离方面，根据各派提供的线索和提出的指控，联柬机构进行了9起调查，最后未发现足够的证据说明被调查的越南人是武装人员。
　　关于难民的遣返问题，维和部队和人员协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遣返了滞留在国外的一批难民。所有这些都说明，联柬机构的工作，在柬维和行动的最初阶段是颇有成效的。
　　但是，红色高棉始终禁止联合国人员进驻其控制区，对维和行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月30日，明石康派往拜林红色高棉总部的一辆汽车被红色高棉警察拦住。汽车被迫返回。后来，联柬机构主席明石康和维和部队负责人桑德森及其随行人员乘直升机前往拜林，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联合国部队。红色高棉警察又拒绝他们穿过拜林市郊的红色高棉控制区。被派驻拜林的一个荷兰营一直被拦在柬泰边界的泰国一侧达一个多星期。
　　按照维和行动计划，和平进程将于6月13日进入第二阶段，即在柬埔寨全国实行全面停火，柬四方的军队将集结在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指定的地点，“解除各方军队的武装，并收缴其武器，遣散70％的军队。但是由于红色高棉拒绝维和部队自由进入其控制区，这为第二阶段计划的实施构成了严重障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5月26日联柬机构和全国最高委员会举行了第10次会议。会上，明石康要求，为实施第二阶段计划，四方必须做到允许维和部队自由出入他们的控制区；不再违反停火协议；准确标出布雷区；向联柬机构提供各自的军队集结地点以及武器弹药收缴情况。
　　但是，乔森潘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在进入第二阶段以前，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越南的撤军进行核查，确认越南做到了彻底撤离柬埔寨。二是必须使惟一合法政权的最高委员会真正享有一切执行命令的权力。三是联柬机构真正控制外交、国防。财政、安全、宣传等部门的权力，不能让金边政权仍发挥这些政府职能。如果上述各项不解决，红色高棉就不能接受第二阶段的计划。这导致了维和行动出现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西哈努克在电视上发表广播讲话，他向红色高棉呼吁：“请让明石康先生以及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能自由进入你们所控制的地区。”他要求尊重巴黎协议，要支持联柬机构的工作。但未收到任何效果。
　　在这种僵局未打破的情况下，联柬机构决定照常执行第二阶段计划。明石康说，即使红色高棉退出和平进程，也要如期开始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于6月13日开始。本阶段维和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遣散各方的70％的武装力量。但是宣布这一阶段开始的第二天，红色高棉军方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只要越军仍在柬埔寨存在，只要全国最高委员会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一空架子”，民柬国民军就不接受第二阶段的维和计划。声明说，民柬国民军重申：各种各样的越南军队必须在联合国和四方监督和核查下撤出柬埔寨，不允许金边政权继续统治柬埔寨；在整个过渡时期，柬全国最高委员会应该管理整个国家。
　　关于红色高棉所提出的退出和平进程的两项理由，不能说没有道理。根据巴黎和平协议的精神，必须认真检查并监督外国军队的全部撤出，而且确保其不再重返。然而，联柬机构未能认真对待此事，只是对所提出的线索进行了一些调查。
　　根据和平协议规定，最高委员会是全国惟一合法的权力机构，联柬机构应接管金边政权的主要权力。但实际情况是联柬机构未能采取必要手段和措施使最高委员会成为柬惟一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机构，几乎对任何重大问题都未作出决定。至于联柬机构，它在6月26日曾宣布对柬四方的外交、国防、财政、安全、宣传5大部门实行控制和监督，然而该机构根本未发生任何效力，特别是金边政权仍在行使政府的各项权力。
　　为了打破红色高棉同联柬机构的这一僵局，乔森潘同明石康举行了一轮会谈。这轮会谈并未使问题得到任何解决。相反，会谈以后，乔森潘却发表了一个使问题更加复杂的声明。该声明说，在过渡时期“不能有总理、副总理、副部长……不能有主席……不能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禁止使用国旗、国徽、国歌”。声明表示，红色高棉只能接受最高委员会的国旗和国歌，应该禁止使用所有其他的国旗和国歌。所有的部长头衔都应该废除。
　　接着，双方又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乔森潘坚持取缔金边的国民议会、部长、国旗、国歌。明石康则认为，金边的政府机构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直到正式选举，因为巴黎协议没有规定要废除现存的机构。
　　后来，五大常任理事国驻金边代表又单独与乔森潘举行私下会谈，以说服红色高棉采取灵活态度，参加和平进程，与联柬机构合作，完成第二阶段的维和任务。乔森潘除了阐述原来坚持的两点理由以外，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接着，西哈努克又举行了一次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明石康原希望西哈努克能说服乔森潘，软化其立场。不料，西哈努克直截了当地责问乔森潘，并要乔森潘当场表态。乔森潘立即表示，民柬立场已向明石康阐明了，毋须多谈。这次会议又不欢而散。
　　对于乔森潘提出的两点理由，宋双和拉那烈认为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但他们表示，这两个问题不应变成柬和平进程的障碍。拉那烈说，可在第二阶段和平进程中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乔森潘则认为，不能放在一起解决，那样做，主要问题就变成了次要问题，甚至没有人去管。洪森则认为，民柬的两个问题是为和平进程附加先决条件，既然是先决条件，就应坚决反对。他还建议联合国对红色高棉实行制裁，其中包括封锁它的对外通道，冻结其在国外的存款，不准其从事商业活动。
　　红色高棉提出的这两项要求尽管是合理的，但是很难做到。
　　关于加强最高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巴黎协议明确规定最高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它只具有象征意义，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在对外方面起到一些主权代表的作用。在对内事务方面，根本起不到权力中心的作用，它仅仅是协议中一个抽象的概念。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委员会是对立的派别组成的，这就决定了在讨论所有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它都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形成统一的决定，而仅仅只能是一个谈判协商的机构。这正是红色高棉抱怨该委员会没有权威的根源所在。很显然，只要委员会里存在着对立的派别，它就很难有权威。因此，要把巴黎协议中规定的那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加以实施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由于最高委员会没有形成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也就不可能授予联柬机构必要的权力去执行巴黎协议。这样，也就导致了联柬机构的无能为力。
　　联柬机构在维和行动的第一阶段，甚至第二阶段的初期，确实未正式宣布接管外交、国防、财政、安全、宣传五大权力。后来在红色高棉的压力下，虽然正式宣布接管了这五大权力，但实际情况是，金边政权仍控制着实际权力。这里同样存在着实际困难。因为具体操作这些权力的人，在这些权力部门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仍然是金边政权的人马，联柬机构的有关部门领导人不可能直接从事实际业务工作，这就造成了金边政府的实际权力无法被剥夺的情况。再者，联柬机构的工作人员有限，又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特别是他们基本上是与柬埔寨社会脱节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完全控制和操作这几大部门的实际权力。红色高棉对这一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但要真正解决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对越南撤军的核查问题，实际操作起来也相当困难。要对在柬埔寨是否留驻了越南军队进行一次全国性普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维和部队的力量相当有限，对于现有的集结点、检查站和武器收缴工作已使他们力不从心了。可行的选择只能是对所提供的越军线索进行核查。而在这方面，联柬部队已经做了，他们根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9起调查。但结果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是越南武装人员。维和部队司令约翰·桑德桑中将也一再呼吁红色高棉提供可疑线索。但红色高棉说，他们害怕这么做。桑德桑说：“我们很难相信红色高棉会害怕提供有关越南军队的具体情报。”
　　至于留柬越军是否混杂在100～200万在柬的越南移民之中，那就更加难以核查了。总之，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问题。
　　面对联柬机构同红色高棉的这种僵局，西哈努克也无能为力了。最初，他对红色高棉还保持了一些耐心，但后来，这位容易冲动的调停人就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公开斥责他的这个合作者。再后来，他甚至一度主张撇开红色高棉继续推进和平进程。越到后来，他的情绪就越不稳定。他厌倦了那种沉闷紧张的僵持局面，一度扬言要辞去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职务；他甚至对联柬机构的低效率也不满起来，并曾声言要停止同联柬机构的合作。
　　西哈努克的急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几乎全世界都在为柬埔寨和平进程的前景忧虑。谁能甘心这项耗资25亿美元的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和行动就这样归于失败？
　　面对这一僵局，联合国安理会坐不住了。经多方努力无效之后，安理会于1992年11月30日通过了792号决议，决定对民柬实行制裁，并决定1993年5月举行大选。这样一来，矛盾又升级了。红色高棉也采取了对抗措施，乔森潘拒绝出席全国最高委员会会议，宣布不参加任何选举活动，也不接受大选结果。
　　矛盾的恶化和红色高棉彻底退出和平进程，为未来的大选蒙上了阴影，为柬问题的彻底政治解决打上了一个不小的问号。
　　柬埔寨的和平进程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举行全国大选。
　　1992年8月5日，明石康的联柬机构正式批准选举法。选民登记工作定于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底，然后将在1993年5月23日至28日举行正式大选。
　　11月30日，红色高棉组成了一个新党“柬埔寨民族团结党”，乔森潘任主席，宋成任副主席。该党宣布，如果在执行巴黎协议时的情况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就决定参加大选。但是遗憾的是，红色高棉先前提出的两个条件始终未获得满足，这使他们一直拒绝参选登记。后来，联柬机构又将登记的期限延长一个月，但他们仍拒绝参加大选。看来排除红色高棉参加大选的情况是不可避免了。
　　同红色高棉的态度相反，柬埔寨的其他三方的竟选准备工作都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同时也涌现一批新党，加入了角逐的行列。到1993年2月底，柬埔寨有460多万合格选民获得了选民证，占500万合格选民的·92％。据抵抗力量三方说，其中有大批越南的非法移民获得了选举权。
　

　共有20个政党参加了竞选。其中最大的党是金边的执政党，即由谢辛任主席、洪森为副主席的柬埔寨人民党。它的前身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1991年10月经过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之后，根据新的纲领和章程，该党主张实行自由民主的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广泛实行私有制。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为了和平、正义、民主和社会发展事业、扩大与各国政党和国际社会组织的联系。该党党员达280万。
　　第二大党是“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该党实际上就是原先由西哈努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1991年，西哈努克辞去了该阵线主席的职务，该组织的领导权交给了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和涅·刁龙。1991年西哈努克回到金边后不久，曾宣布他儿子拉那烈欲将该阵线同人民党结成联盟。后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该组织便又同人民党拉开了距离。但西哈努克的另一个儿子夏卡朋却加入了金边政府，他曾任西哈努克派民族主义军的参谋长，同他一起脱离西哈努克派的还有拉那烈的姐姐、西哈努克的女儿帕花·黛维。她被任命为金边政府的文化部部长。这一派还有些成员也倒向了洪森一派。
　　在西哈努克派面临分裂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该派的声望，增加号召力，已于1991年8月接过该派领导权的诺罗敦·拉那烈主张将该派组织的名称改为“西哈努克党”。但这遭到了金边的反对。西哈努克也不同意。为此，西哈努克父子之间曾一度不和。为了参加大选，1992年2月，该组织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正式宣布该组织为“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简称一奉辛比克党”。拉那烈正式被选为该党主席，该党拥有党员50万。该党主张实行开明的民主制度，保证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对外奉行和平、中立政策，使柬埔寨成为独立、和平、中立和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了在竞选中争取民心，寻求支持，拉那烈公开宣布，一旦他的党获胜，他将把权力交给他的父亲西哈努克。
　　第三个主要政党是“高棉佛教自由民主党”。该党的前身是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阵线。1992年5月，该组织在金边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高棉佛教自由民主党”。宋双当选为该党主席。该党的口号是一民族、宗教、劳动大众”；主张公正、自由、独立和领土完整；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各种各样的独裁。
　　1993年4月7日，各党的竞选活动正式开始。为了加强防范措施，联柬机构军事人员和金边方面的警察一起站岗放哨。他们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站在主要路口和重要部门门前。写有醒目的“UN”字样的军车上架着机枪在大街上巡逻。
　　在联柬机构总部附近的塔仔山周围，树起了高大的广告牌，上面贴满了各政党的竞选标志、竞选声明以及一些政党领导人的头像。在西哈努克亲王与他儿子拉那烈的巨大彩色图片下，是拉那烈领导的奉辛比克党的党徽，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发言人谴责联柬机构在完全缺乏中立政治环境的恶劣情况下展开选举活动，这是对巴黎协定的严重亵渎。他说，越南军队继续占领柬埔寨；越南移民继续流入柬埔寨，现已达240万，其中130万获得了选举权；柬埔寨笼罩着不安全气氛。这以后不久，红色高棉关闭了它在金边的办事处。
　　随着竞选活动的临近，形势日趋紧张。这期间，奉辛比克党和其他两个政党的5名成员被金边政府杀害。奉辛比克党后来又有7名成员被杀害，9人受伤。该党在金边的办事处共遭到59次袭击。此外，一些平民也遭到了袭击，造成了82人死亡，167人受伤。
　　正当竞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因健康原因到北京接受治疗。他对竟选过程中的暴力事件十分担忧。他曾几次呼吁最高委员会成员前往北京开会，但都被金边方面拒绝了。
　　就在投票的前夕，西哈努克赶回柬埔寨，表示对大选的支持。但他和他的夫人将不参加投票，以显示他的中立立场。
　　5月23日至28日，选民们在联柬机构武装人员的保护下，进行21年来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23日，金边市的气氛平静，街上车辆行人很多，商店照常营业。虽然天下着小雨，选民们仍踊跃到投票站投票。
　　大选最后计票结果，奉辛比克党得票占45.47％，人民党得票占38.22％，佛教自由民主党得3.81％。听到这一大选结果，洪森宣布不承认大选结果，指责大选中有不公正行为。红色高棉没有参加投票，这以前它曾声称不承认大选结果，但是计票结果奉辛比克党压倒了人民党，于是便转而公开支持大选结果。同时，红色高棉主张以奉辛比克党为首组成新政府。针对人民党否定选举结果的立场，红色高棉还宣称，如果金边政权不承认大选结果和拒绝交权，就准备战斗。
　　联柬机构没有理睬人民党的态度，正式宣布奉辛比克党获得了120个议席中的58席，人民党获51席，佛教自由民主党获10个席位。奉辛比克党一度有意以该党为主组成新政府，但遭人民党的反对。为了对抗拉那烈的这一企图，人民党支持西哈努克的儿子、曾任金边政府副总理的夏卡朋在磅湛等东部七省宣布实行自治，从而向联柬机构和西哈努克施加压力。
　　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恢复了国家元首地位的西哈努克采取了折衷的方案。他建议，在新宪法制定和新政府成立以前的过渡期内，成立一个临时民族政府。在这个临时民族政府中，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分别享有45％的权力，佛教自由民主党享有10％的权力。
　　随即，夏卡朋放弃了自治的企图，逃往越南。人民党也开始接受平分权力的安排。1993年6月16日，西哈努克在告人民书中宣布了他的任命：拉那烈和洪森为临时民族政府的联合主席，这两位主席享有同等地位。
　　临时政府成立后，西哈努克写信给乔森潘，说民柬“仍是一个政党，它已得到国家元首的承认”；民柬仍处在民族大团结之中，可以在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柬埔寨范围内进行政治活动。
　　由于红色高棉拒绝参加大选，所以它被排斥在新政权之外，这使它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为了摆脱这一局面，红色高棉提出了一项分享权力的要求，以便最终实现全国的民族和解。它建议在政府各部拥有15％的控制权，即使在国民议会中不占任何席位。它还建议对武装部队拥有20％的控制权。作为交换条件，它放弃对20％国土和它的1万名核心军队的控制权。但是，这项分权要求被拒绝了。拉那烈说，“一切都要根据选举结果办事”，“由于红色高棉抵制了那次选举，他们的权力应是零”。
　　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的过渡时期，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宪法的起草工作。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府将采取何种政体。
　　奉辛比克党首先对未来的政体提出了建议，他们主张恢复君主立宪制。他们拟议中的君主立宪制显然是主张国王有较大的权力。该党声称“人民想看到君主政权回到柬埔寨，以便彻底结束20年来他们在一个没有国王监督的国家里所遭受的苦难”。他们说，“国家没有国王，就将面临苦难和无政府状态。”当然，他们又说，“君主立宪制政权不是独裁统治。”
　　拉那烈和洪森就恢复君主立宪制问题前往平壤。同正在那里休假的西哈努克进行讨论。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西哈努克同意当国王。
　　但几天以后，西哈努克改变了主意，拒绝当国王。他写信给制宪议会和临时民族政府，建议在柬埔寨不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也不当国王。他要求制宪议会取消在柬埔寨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设国王的计划。他说1947年的宪法草案既不是君主立宪制，也不是共和制，而那种制度能团结柬埔寨人民和民族。他写信给制宪议会主席宋双和副主席谢辛说，恢复君主立宪制会弓愧人们的抗议和批评浪潮。实际上，西哈努克早在50年代就发现了君主制的缺陷。它常常引起人们对王位的争夺，从而导致政治的分裂。所以从那时起，西哈努克就不主张君主制。西哈努克在信中说，“我有提出建议和要求的权利，但我无权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柬埔寨人民。”
　　最后，制宪议会起草了两部宪法文本，一部规定君主立宪制，但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统一的象征，没有实权，而且规定实行“多党自由民主”。另一部是民主共和制宪法，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
　　经过制宪议会讨论，新宪法于9月21日正式通过。根据新宪法，柬埔寨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将登基为国
　　在新宪法生效的前一天，西哈努克从平壤飞回金边，准备签署和颁布新宪法，并举行登基大典。
　　24日，在王宫草坪上举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新宪法签字仪式和庆祝活动。西哈努克签署了这份历史性文件。签字后，他把宪法文本交给了制宪议会主席宋双，然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称这部宪法是“真正的杰作”。他说：“毫无疑问，从今天起，我们可爱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一部最民主和最自由的宪法，从而将使我们国家进入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的行列。”
　　同一天，西哈努克任命了柬王国的两名总理。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诺罗敦·拉那烈被任命为第一总理，洪森为第二总理。国王说，两总理享有同等权利。他委托两总理组成王国政府内阁。
　　当天晚上，在王宫举行了国王登基仪式。身着王家服装的西哈努克在僧侣的诵经声中登上王位后，柬埔寨国民议会全体成员向国王宣了誓，与此同时，两名总理也宣誓就职。
　　这位已退位38年的亲王，在他71岁的时候又登上了王位。这在柬埔寨历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以后的历史学家作何评价，柬埔寨新王国的诞生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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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尽瘁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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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和部队总指挥和联柬机构主席交差
　　　　　　　癌病患者
　　　　　　　拜林争夺战
　　　　　　　再不停火，“柬埔寨就被你们玩完了”！
　　　　　　　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西哈努克登基后的第二天，联合国维和部队指挥官澳大利亚的桑德森中将，在出席了西哈努克国王为他举行的欢送宴会之后，驱车前往波成东机场，准备离开柬埔寨，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这位指挥了由43国军队组成的1.6万人维和部队的将军，接受了由剩下的联合国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为他举行的欢送仪式。他面带笑容，自豪地向人们挥着手，似乎在说，他终于还算光彩地完成了联合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维和行动。”
　　第二天，联柬机构主席明石康也乘飞机离开了柬埔寨。这标志着联合国在柬埔寨长达18个月的和平使命正式结束。这次规模空前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耗资23亿美元，总人力达2.1万多人，其中1.6万人为军事人员。尽管人们对这项浩大行动议论纷纷，但它对推进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仍功不可没。明石康在离开前说，在柬埔寨的维持和平行动，与在南斯拉夫、莫桑比克的维和行动相比，“我对这次的成功感到满意”。桑德森将军在估计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功绩时，打了70到75分。
　　然而，柬埔寨并未获得最终的和平。新政府的成立，新阶段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红色高棉仍处在柬埔寨主流社会之外，民族和解尚未完全彻底地实现，这使西哈努克坐卧不宁，忐忑不安。更使他苦恼的是，他已进入了古稀垂暮之年，而且是身患绝症，久治不愈。他已深感力不从心了。他不得不常去北京接受治疗。他患前列腺癌，而且已转移到骨髓。所幸的是，那些竭尽所能为其治病的中国医生们的高超医术，使他奇迹般地延续着宝贵的生命。这一点有时令许多外国记者吃惊，这位高龄的癌症患者居然还能在公众面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
　　西哈努克的壮志仍在，他要竭尽余生，实现最后的民族和解。为此，他和拉那烈协商，决定在10月4日前举行圆桌会议，解决民柬方面回到柬埔寨社会中的问题。
　　但是，洪森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在宪法生效以后的第一次国民议会会议上说，“红色高棉已不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非法的派别”。拉那烈的态度较为缓和，他说，虽然红色高棉不能进入政府，但如果他们停止同政府军作战，他们可以充当顾问。
　　在民柬方面，西哈努克登基以后，他们曾向国王表示了祝贺，但对大选以后产生的临时民族政府仍拒绝承认，称该政府中99％的成员仍为越南的代理人，仍是一个傀儡政府。不久，乔森潘又宣布，他们承认新宪法。但他们主张，应该给国王西哈努克以充分的权力，让他领导实现民族和解。同时，他们还强调严格按照大选结果，组成一个以拉那烈和奉辛比克党为主、有其他各派参加的真正的民族政府。他们决定响应西哈努克的圆桌会议的倡议。
　　重返北京治病的西哈努克于11月22日发出了一个新建议。根据此建议，如果红色高棉同意停止游击战，把他们的军队并人王国军队，放弃所占领的地区，就可以让他们的成员在柬埔寨政府中担任大臣职务，但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达莫克四人除外。
　　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拉那烈的反对。于是，西哈努克又宣布放弃让红色高棉进入政府的建议。不过拉那烈仍表示，他将以个人名义在曼谷与乔森潘进行私下会议。他还表示，“我将尽一切努力去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无论如何不能让柬埔寨分裂。”
　　尽管举行了拉那烈和乔森潘的曼谷会谈，但仍未达成妥协。拟议中的圆桌会议也遥遥无期。与此同时，政府军同红色高棉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愈加激烈。
　　1994年4月8日，西哈努克从北京出院后又回到柬埔寨，原打算同乔森潘会谈，但政府方面称，不能保证乔森潘来金边的安全，故而此次会谈再次搁浅。于是西哈努克又建议6月份在北京同乔森潘会谈，乔森潘立即答复同意。
　　与此同时，在红色高棉和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一场对红色高棉大本营的争夺战。先是政府军发动猛攻，红色高棉采取了战略撤退。当政府军占领了拜林一个月以后，红色高棉又将它夺回。这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迫使西哈努克再次把圆桌会议提上日程。他建议于5月2日至5月7日在王宫举行由他主持的，由两总理、人民党领袖和乔森潘参加的圆桌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西哈努克真是费尽心机，他担心乔森潘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来金边。为此，他写信给乔森潘，让他来金边期间住在王宫。但迟迟未收到乔森潘的答复。
　　为了加速推动民族和解，西哈努克于5月3日再次公开敦促政府和红色高棉领导人立即全面、无条件地就地停火，同时建议成立停火监督委员会，并建议在平壤举行圆桌会议。
　　就在同一天，乔森潘致电西哈努克，仍坚持由于安全的缘故，他不能到金边赴会。
　　第二天，柬埔寨僧王和500名僧侣在王宫前举行了和平集会，支持西哈努克的呼吁。西哈努克夫妇顶着烈日出席了集会，并感情冲动地讲了一席肺腑之言。他对政府和红色高棉双方似乎都表示不满，认为两边都对他阳奉阴违。他再次呼吁双方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立即停火，而不要计较这场战争中谁输谁赢。他说：“其实，我们都是输家，大家都认真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输掉了。”他说：“20多年的战火已使国家衰败，领土被邻国蚕食，领海资源也都被他国开采。如果再不停火，再过20年，领海将被占领，领土将被侵吞，也许只剩下金边了，柬埔寨就被你们玩儿完了。”接着，他又呼吁红色高棉放弃那种行不通的错误政策，响应他的建议，立即停火。
　　红色高棉对停火要求的再次拒绝使西哈努克有点气急败坏，他公然声称，如果不迅速实现和平，他将要召集外国军队协助攻打红色高棉游击队。他在同澳大利亚特使会晤时，就提出了军事援助问题。他还要求美国、法国提供弹药、装备和帮助军事训练，以便同红色高棉作战。他说，“我并不反对红色高棉……但如果红色高棉拒绝让柬埔寨成为一个统一的柬埔寨，那就别无选择了。”
　　由于红色高棉一再坚持圆桌会议必须在一个中立地区举行，西哈努克又确定5月25日在平壤举行圆桌会议。但是在会谈的前夕，双方的态度就已预示着这次会议的失败。
　　果然，两天的平壤会谈仍未就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同意下个月在金边再次开会。此外双方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处理有分歧的问题。
　　第二次圆桌会议于6月15日至16日在金边王宫举行。但是，会谈一开始就出现僵局。政府方面一开始就如平壤会议一样，提出6月30日为停火的期限，只有先确定了日期，再讨论组成监督委员会等具体问题。而民柬方面则主张先讨论组成有效的停火监督委员会和其他具体问题，才能确定停火日期。双方立场明显对立，最后不欢而散。随即，政府方面勒令民柬代表在两天内离开金边。金边的气氛开始紧张。洪森制造舆论，要求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但是。国会在讨论这一议案时，发生了分歧。以财政大臣桑兰西和外交大臣诺罗敦·施里武为首的15名议员反对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法案。他们认为该法案中的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与宪法不符，有可能使政府用来对付各种批评。不过最终，国会以103票对0票通过了这一法案。
　　这一法案通过之后，红色高棉发表声明称：“民主柬埔寨……是永远不可能被挫败和被摧毁的。柬埔寨过去几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拉那烈说，取缔红色高棉并不排除未来和谈的可能性。他还主张向红色高棉敞开大门。西哈努克并不希望通过这一法案，因为这无助于解决问题，因此，这一法案通过以后，他拒绝在法案上签字生效。为避免造成宪法危机，他又建议“代理国家元首”有权代替国王签署法律。这又引起了国会的争执。
　　在民柬被宣布为非法后不久，红色高棉也宣布在柏威夏省成立临时政府，由乔森潘任总理兼国民军部部长，以示与金边政府对抗。
　　民柬被宣布为非法和北方的！临时政府的宣告成立，使民族和解问题成了一个死结。这将导致对峙局面的长期存在。这也使西哈努克国王丧失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心。他已无暇它顾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重返北京治病。他似乎已看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他不能不顾及一下他的后事。情形确实相当紧迫。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化疗，头发已彻底脱落了，体力和气力已明显不支。他还签发了有关自己葬礼仪式的详细书面材料。遗体要用白布包裹，用香木焚烧，一半骨灰撒在洞里萨湖，其余的放入佛舍利塔……
　　作为西哈努克后事的最重要部分，就是一旦他过世之后谁来取代他的地位。他十分清楚，目前柬埔寨政府所以得以维持和整个柬埔寨的局势能够得以控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本人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他是各种势力求助和依靠的中心，是平衡的支点，是连结各派的纽带，是众望所归，是至高无上的核心……，很难想象一旦他不在位，柬埔寨将会怎样。
　　出于上述考虑，也出于由签署关于红色高棉非法的法案引起的问题，西哈努克向国会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案，以此避免一旦他离去之后可能出现的分裂和动乱。他建议，在宪法中加入这个条款：“当国王生病在国外医疗时，国王有权将在国会通过的文件上签署的权力交给代理国家元首。”关于“代理国家元首”权力问题，宪法中已有规定：在国王生病时，由国会主席暂时代行国家元首职权；国王晏驾后，国会主席为代理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建议本来是宪法规定范围内的事，原本不应产生疑义，但鉴于国王的年迈和重病，就使代行国王权力的问题具有了突出的现实性；因而也就引起了议员们的更多关注。人民党议员主张将国王的建议原封不动地写入宪法。而奉辛比克党则主张在这一条款上加一限定语，即“通过授权书”，这就是说必须有国王的授权书以后，国会主席才能行使那种权力。这一争论意味着西哈努克以后的权力争夺。现任国会主席是人民党主席谢辛，一旦他享有了“代理国家元首”的权力，显然对奉辛比克党是一个威胁。
　　1994年，人们普遍担心西哈努克的病情可能恶化，但他的病危阶段始终没有到来。当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这位年近73岁高龄和患有不治之症的国王仍奇迹般地走出了病房，重又回到了金边，并主持了中柬建交36周年的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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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情系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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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哈努克其人
　　　　令西哈努克倾倒与折服的只有两个人：戴高乐和周恩来
　　　　戴高乐——他心目中的偶像。
　　　　万隆会议的夜空最亮的明星
　　　　“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毛泽东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给西哈努克亲王出了一道选
　　　　择题
　　　　同尼赫鲁的友谊
　　　　苏加诺“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尤其是美人”。

　　大凡当代的世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一般是由于两种情况：或是由于他们在拯救和建设自己国家的过程中创下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伟业；或者由于他们在关系到世界人类命运的伟大斗争中立下了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当代能称得上伟人的多出自世界大国，如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塞尔、印度厄西亚的苏加诺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只有为数极少的堪称伟大的世界风云人物来自小国，其中就包括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柬埔寨的小国之君诺罗敦·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之所以成为世人皆知的时代风云人物，有多数伟人们共有的原因，也有其非常独特的因素。
　　首先，他的多灾多难的国家的不幸命运和他本人久经磨难的蹉跎岁月造就了他的伟人的业绩。他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在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不息。这期间他遭受了大多数伟人们很少经历的那种心酸、耻辱和不幸。但是他最终赢得了可以告慰自己和他的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这是其一。
　　其二，他在世界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为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地位。他以首倡第三世界小国中立外交而闻名于世，他以不结盟运动五大创始人之一的荣誉而名垂青史。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性运动中，他是高举斗争旗帜的少数几位著名的第三世界领袖之一。特别使柬埔寨人和第三世界人民引为自豪和为之庆幸的是，他是迄今不结盟运动五大创始人中唯一健在而且仍然在位的最后一人。称他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其三，他的独特的性格和超凡的斗争意志引起了全世界对他的关注和兴趣。他以最具特色的领袖风采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以他那十分容易冲动的情绪、急于吐露自己心声的表达欲望以及极其善于言词的口舌，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暴露无遗地展示给世界。这令全世界都时时看到他、听到他、想到他。无形之中人们给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安排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由此可见，把这位来自印支小国的小个子君主列入当代伟人之列，冠之以时代风云人物是毫不过分的。
　　在目前的世界上，他可以算是在位最久的国家元首了。他从1941年年仅19岁时荣登国王宝座，至今已有54年的治国从政生涯。二战后所有登上世界伟人顶峰的政治家们都一个一个地先他而逝，因此他是最有资格对我们今天的世界谈论和评价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领袖了。也正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所以难免使他时常追思和缅怀起那个时代的伟人们。为此他特意于1990年著述和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
　　在他叱咤风云、纵横驰骋于世界政坛的54年漫长岁月中，他几乎走遍了世界的大小国家，结识了各种领袖，其中有不少被他尊为父兄、师长和挚友。

　　在西哈努克看来，他一生中见到的无数领袖中，真正值得他追忆的只有10余位。而其中最值得他称颂的有7位。这就是：第一个对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国救国英雄夏尔·戴高乐；第一个理解和支持他的中立思想的印度建国之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举亚非团结反帝大旗、主办万隆会议的印尼国父苏加诺；把古老的埃及带进现代世界的阿拉伯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钢铁般的不结盟运动的鼻祖、南斯拉夫巨人约瑟普·布鲁兹·铁托；具有能够治理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且把它治理得相当出色的能力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把握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舵轮的伟人毛泽东。
　　在这些众多的伟人中。西哈努克坦率地承认，只有两人使他为之终生倾倒与折服，一位是戴高乐，另一位是周恩来。
　　夏尔·戴高乐将军是西哈努克有幸结识的第一位世界伟人。那是在他1946年刚刚下野、隐居在科隆贝的环境优美的乡间别墅的时候。而在这之前，西哈努克就为这位伟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忠贞不贰的爱国精神、超凡的雄才大略以及扭转乾坤的伟人气度而震憾和倾倒。那时，这位国王还只是20出头、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风华青年，他需要了解人生的哲学、成长的道路以及追寻的目标与楷模。而戴高乐非常及时地充当了他心目中的神圣偶像。
　　在西哈努克亲自拜会戴高乐之前，令他敬慕的是这位将军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而在接触之后，使他感受至深的是这位伟人的崇高心灵和伟大品格。
　　西哈努克对将军的第一印象是俭朴，而且绝对讨厌奢华。一个为拯救法兰西而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统帅，仅仅满足于一座普通的乡间住宅，过着平民般的简单生活。住宅只有不多的几间房间和小小的起居室。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但却从不过份修饰。他总是穿着那穿了多年的笔挺的军装。这大概能时常提醒他，他的国家曾在那场不幸的战争中沦亡。军装上从没有过多的装饰，只佩戴一枚小小的法兰西自由勋章和准将的两颗星。
　　戴高乐表情严肃，这是军人的特质，但这绝不意味着冷酷和无情。相反，他为人谦和、重礼节，特别突出的是，他平等相待任何微不足道、然而十分正直的人。他极端鄙视那些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在西哈努克这位年轻的晚辈崇拜者面前，他只字不提自己在战争中驰骋疆场的辉煌业绩。这位高大威严的法国将军甘愿向这个矮小、稚嫩、涉世不深的小国君主平起平坐。
　　戴高乐的思想品格对西哈努克影响颇深。他对这位将军富有哲理的名言至今铭记在心：“权威需要威望。威望需要淡泊。”这反映了将军从不迷恋威望、更从不滥用威望的品格。西哈努克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极认真和敏感的人，但绝不工于心计和绝对没有野心。他的下野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的大局，他只关心一样：法国。这一点对西哈努克教育最深。在以后西哈努克沉浮不定的政治生涯中，常常闪烁出戴高乐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思想的光彩。西哈努克后来不断重复的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简直同戴高乐的思想如出一辙。
　　令西哈努克感受至深的是戴高乐对正义、公正的不懈追求。将军在争取国际关系的公正、正义准则中的能力值得称道。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不可一世的美利坚说“不”！他敢于第一个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联合封锁，同中国建交；尤其使西哈努克感动的是，将军能站在法国被保护国的立场上，公正地主张它们非殖民化。西哈努克写道：“打碎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几乎成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他说，“戴高乐是少数能够理解我真诚热爱法国同我积极争取柬埔寨独立并不矛盾的法国人之一”；“戴高乐是西方领袖中唯一始终支持我的人，可能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像我一样掌管柬埔寨，他也会这么做。他懂得我的动机是从我的国家与我的人民的更大利益出发。”
　　西哈努克对此深有感慨。他认为，戴高乐是公正的，但法国对将军似乎并不公正。为此他为戴高乐深感不平。他讥讽过于刻薄的法国人道：“他在世时很受人们爱戴，但同时也受到攻击和丑化。法国就是不能赞扬他们活着的政治家，而现在戴高乐死了，便成了圣人。”
　　西哈努克对戴高乐的崇敬，是他们之间牢固和永恒的友谊的基础。为了表达他对这位伟人的崇敬，同时也为感激戴高乐对他的尊重和厚爱，对戴高乐再次出任法国总统、于1966年对柬埔寨的正式访问，西哈努克倾其国力给以超规格的盛大欢迎和接待，所有仪式都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来访的国家元首的接待。从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12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总统所到之处，都是鲜花、彩旗、人群和欢呼声，访问中，戴高乐享受了众多的荣誉和特殊待遇：他成了首都金边的荣誉市民，接受了该市的金钥匙，佩上镶有钻石的领章；他第一个像柬埔寨国王一样可以在王宫接见外交使团；他第一个在金边新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对10万人演说；金边的一条主要街道和吴哥附近一个城镇的漂亮的林荫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邀请为桑园一个专供来访国家元首用的新宾馆的落成剪了彩。访问期间，戴高乐总统夫妇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观看了由两万名小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小学生们组成他的巨幅头像、大幅法国国旗与“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然后是1000名僧侣诵颂佛经，为戴高乐祈求光荣和胜利。就是在这里，戴高乐发表了永载史册的演讲。在这个讲话中，他警告美国人，应该选择一条明智的路，把印度支那还给印支人民。他在讲话的最后说：“在破碎的印支中部的王国是统一和独立的模范，因为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积极友谊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有生气，因为这是它的忘不掉的的证明。柬埔寨万岁！”
　　这一演讲完全反映了西哈努克的心声，这使他永志不忘。
　　西哈努克倾其全力来接待这位总统，以致于完全忽视了国内政坛上的明争暗斗，从而导致了朗诺的上台。这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也是他乐极生悲的结果。
　　西哈努克同戴高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后者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西哈努克的一生中，在他身居高位时，有多少外国元首、领袖人物向他信誓旦旦，宣称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而一当他被废黜之后，便把西哈努克抛到脑后，争先恐后地同金边的新主人结欢去了。而戴高乐不属于这一类。当西哈努克刚刚流亡北京时，他便于1970年10月28日收到来自巴黎的由戴高乐亲手题词的新作《希望回忆录》。将军在题词中写道：“赠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以作真诚与忠贞的纪念。夏·戴高乐。1970年10月6日。”
　　西哈努克捧着这部巨著，端详着那刚劲的字迹，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简直受宠若惊了。很快，西哈努克写了复信。他写道：“将军，我以深厚感情在暂时退隐的北京收到您亲切希望我得到的《希望回忆录》。您在题词中表露出的好意使我深受感动。我从您的书中获得很多安慰和知识，由于它对我而言是以往事件的记录，作为对历史的沉思，它已达到您本人成就的高峰。您的著作与成就将永远为大家铭记。就我而言，怎能忘1966年您访问我国时给我的尊重。如果那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能听您劝他不要去危险的印度支那冒险的的话该有多好！我今天眼看我的国家变成这样，受到极大破坏与苦难时，读到您掌握法国命运时总是竭力反对破坏我国主权的努力又是多伤心呀。请让我表示对以您和您的成就为代表的国家——我始终热爱的国家——的尊敬。”
　　这封信发出几天后，这位二战中的法兰西名将，前法国总统便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西哈努克至今不知道这位将军是否在生前读到他的复信。
　　西哈努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向巴黎发出的下一封信，竟是一封沉痛的长篇唁电。
　　在西哈努克看来，当代世界上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除了戴高乐，另一位则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在这以前，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虽然当时西哈努克也在欧洲，但他并未直接参加会议，所以，那次相遇的机会被错过了。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关于奉行中立外交的演讲印象深刻。在当时冷战气氛日增，而美国又积极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入封锁中国的行列的大环境下，敢于喊出中立的口号，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对中国的支持。因此，会议一结束，第一个到西哈努克住处去拜访他的，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陈毅元帅。
　　后来，在万隆，周恩来以中国的方式和中国宫廷的御膳款待了这位亲王。就是那一回，亲王第一次领教了中国名酒茅台的威力。也是那一次，他对周恩来不管喝多少都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感到惊讶。
　　周恩来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论你是来自左的、中的还是右的政治对手，只要一见面，初一交谈，他便能使来者折服和倾倒。即使有人仍想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尊严，尽可能在表面上进行掩饰，但内心里则早已为面前这位几乎接近于完美的巨人啧啧赞叹了。
　　和世界上所有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作者一样，西哈努克首先注意的是他那令人倾慕的、富有征服力的风度和魅力。西哈努克说，周年轻时就很魅洒，而老年时其魅力仍不减当年。西哈努克这样描写：他（周恩来）为人和蔼，举止风雅，很像典型的贵族。但西哈努克又不想用“贵族”、“王侯”之类的修饰辞，以免损害周恩来，于是只简单地采用了英文中的“完美的上流绅士”来形容周。周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似乎永远在微笑，笑起来一边一个酒窝，越发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西哈努克认为，周的奇特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万隆会议有四颗明星，一个是花哨的演说家苏加诺，一个是精明过人、博古通今的资深政治家尼赫鲁，一个是生气勃勃、气度不凡的非洲人纳赛尔，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
　　苏加诺是会议的东道主，他享有向大会致词的特殊权利，再加上他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给人们的印象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老练、稳健但又有点祖师爷气度的尼赫鲁，俨然以一个大国首脑派头、以会议的总导演资格，指导会议的方向。他不时地对一些不合主题的发言者加以不大客气的训斥。他在显示一种威严。而较为年轻的纳赛尔则表现得积极和活跃。
　　至于周恩来，其风格则完全不同。他睿智、机敏、满腹经纶，但从不招摇自负。相反，他总是那样谦虚、有礼和温和。
　　万隆会议初期阶段，周恩来只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虽然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完全有资格去占据他应有的突出地位，但他没有，他宁可保持低姿态，以避免他人的猜忌。所以周对上述三位领袖给以足够的尊重。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影响周的声望，相反，使这三位领袖，尤其是尼赫鲁，由于解除了威望上的威胁，从而更加敬重这位中国总理。
　　会议中途，方向出了偏差。不少对新中国误解和受美国宣传影响的小国代表，对中国发起了攻击。这时，周不得不说话了。人们原以为，这回中国这头狮子要暴怒了，要厉声反击了。不料，彬彬有礼的周，不卑不亢地走上了主席台。他仍是那样慈祥、谦逊和友善。他以十分沉着、和解的语调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阐述了如何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目标的道理，最后他还邀请一切对中国抱有疑虑的人亲自到中国看一看，去真正了解它的诚意。结果，周的讲话顿时赢得了人心，博得了掌声，拨正了会议的方向。
　　后来，在讨论会议决议中的原则时，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国家拒绝使用“和平共处”一词，认为这是中国的发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这激怒了尼赫鲁，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和周的共同创造。尼赫鲁以老资格政治家的口吻，不客气地教训了那些反对者。这又导致了僵局，又是周出面缓和了局面。他建议可以不叫“和平共处”，改为“和平相处”，也可以不必只要“五项原则”，数目完全可以增减。在他的调解下，僵局又一次被打破了，会议化险为夷。最后，会议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核心仍是那著名的五项原则。
　　当会议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万隆的夜空中，最亮的明星不是苏加诺，也不是尼赫鲁，更不是纳赛尔，而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有幸在万隆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足智多谋、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为攻、出奇制胜的外交风采。西哈努克对万隆的四颗明星做出了结论：“周恩来较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颇具号召力与诱惑性的言辞、语调激励群众。他有一种独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这次会议上对周产生的钦佩和敬仰，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同周恩来接触的过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触至深。他深知周才华横溢、智慧过人，“他从不自诩高明，但由于他自愿承担的完全大公无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国”。
　　周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和谐的平等关系，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触。西哈努克说，周与他的工作人员、翻译的关系，是一种“难以置信地不拘礼节，其民主程度我是从未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与随员的关系中见过。就像亲密的父亲同儿子的关系。我常常见他的工作人员随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关于周的品格，西哈努克惊叹道：“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点瑕疵。”
　　西哈努克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中国那场大浩劫。他深知周恩来在这场灾难中的不幸和困难处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政治艺术，挽救着他的国家。西哈努克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不是有幸出了个周恩来，则文化大革命将宣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对西哈努克的斗争给予热心的细致的支持，这使他终生难忘。这也是他们伟大友谊的根基之一。西哈努克被废黜后，在北京机场一见面，周就成了他的忠诚的支持者。当然这是整个中国政府的支持。
　　西哈努克不无感慨地写道：“虽然我不断遭到金边与西方的攻击、侮辱，周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地尊我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他始终到机场与车站迎送，到我住处探望，请我去他家吃饭。经他关照，中国为我的流亡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提供了一整套精美的设施。我们住在离***广场、人民大会堂很近的北京中心地带的宽敞、豪华的建筑里。这里战前是法国公使馆。给我配备了许多服务人员，一批高级厨师，很大的秘书班子，还有王宫的后勤服务如办公人员、花匠、车队、运动场，甚至还有小电影院。”西哈努克的一切出访和旅行，都由周安排专列、豪华总统轿车、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装载外交礼品的飞机供他使用。
　　周恩来为西哈努克所做的这一切太多了，以致使西哈努克有点不解，“是什么使周这样一个赤诚的共产党人这么热情对待我这个实际是很资产阶级化的亲王？”一次，他居然向周提出了这个问题。周的回答是：你确实是十足的王族，但你真诚地爱你的人民，人民也爱你。你是唯一值得爱戴、尊敬的柬埔寨领导人，“你属于人民”。
　　周恩来支持他，但绝不想征服他、赤化他和强加于他。周从未同西哈努克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相反还鼓励他当他的君主，“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你必须继续当君王，因为柬埔寨是柬埔寨，我知道你们人民的感情——你必须当君主”。
　　周恩来直到病重住院时，仍在关心柬埔寨的前途。当西哈努克1975年返回柬埔寨前，最后到医院向周告别时，周恩来讲了前面提过的那段语重心长的话。具有远见卓识的周似乎已经预见到在柬埔寨将会有一场灾难。
　　周恩来去世后，被软禁的西哈努克打算去北京以表达他最后的敬意的要求被拒绝了。
　　1979年1月，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莫尼克最先操办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在她的书橱里做了一个神龛。神龛里装满了用各种文字怀念周恩来的许多书籍。莫尼克每天在周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上一炷香。周恩来是莫尼克唯一的偶像，当然也是西哈努克心中的圣人。

“他不完全像个掌握大权者，……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热心的村长。”在毛泽东过世多少年之后，西哈努克这样形容他。
　　西哈努克已经记不起来他同毛会见过多少次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来在万隆成为朋友后的第二年。他对那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周陪同他乘车来到中南海。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毛泽东住的小院时，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毛泽东亲自走出房间上前迎接，使这位年轻的亲王非常感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又送他到车旁，直到目送车子走远，才返回住所。此后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毛泽东都要亲自迎送。只有在1975年9月西哈努克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年高体弱，行动非常不便了。
　　在西哈努克的笔下，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笑容不似老于世故，倒也率直开朗。“他聪明、敏锐的眼睛上面是宽阔的前额，脸部表情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拉你参加无害的猫捉老鼠游戏——此时不幸的老鼠除去我就没旁人。”
　　有一次，毛泽东居然给西哈努克出了一道选择题，就像一个老师考察他的学生。他问西哈努克：“你，西哈努克，是700万人口小国的领袖，你也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埋怨你的强邻泰国与越南威胁你的领土完整。假如你是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与强大军队的强国领导人的话，那时你还会这么明智、这么谦逊地维护自己吗？”
　　这是对西哈努克机智才能和诚实态度的考验。西哈努克想在这位伟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才华和战略上的独到见解。他想说，强硬不一定总是有效的，“人们有时也能通过和解获得同对抗一样多的东西”。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思路。但是，他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想听到什么，同时，他也想到应该在这位中国领袖面前表现得应是一个诚实的人，于是他说：“不，主席先生。如果我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明知能打败他们，我不会这么谦和。我会变得强硬。软弱就不明智了，因为泰国与越南过去都抢走了我们几个省。我要打回去。”
　　果然，这一回答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好，”毛泽东说，“好，你很老实，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们也成了朋友。西哈努克说，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尽管他来自农村，我是王家培养的王子，直到最后，我们的友谊始终都由自然的相互尊重维系着”。
　　毛泽东善于面对强敌，因此，他对敢于斗争、敢于捍卫自己民族利益的勇士尤其抱有好感。
　　西哈努克从万隆会议敢于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拉拢利诱，喊出中立的口号起，就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当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似乎是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是一次长谈。那一次，毛泽东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其中，他特别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说，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毛泽东支持柬埔寨采取中立，并说，这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一方针。自那时起，中国就一直履行它的诺言。此外，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向西哈努克指出，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独立比什么都重要。
　　西哈努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能如此热情平等地对待他这个小国元首。1958年8月，西哈努克再次来访毛泽东。开始，毛泽东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他。两人谈得很多。由于天热，第二天，谈话改在毛泽东的游泳池旁，在那里支起了一个凉篷继续谈。后来，又转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谈。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西哈努克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惟一一位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泽东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
　　西哈努克确实感到荣幸。他说：“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在几年后发生了英国和苏联对他的两次外交轻视之后，他更加感到了毛对他的平等和尊重态度的真诚与可贵。这令他永志不忘。那是1960年，最讲礼仪的英国邀请他访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向西哈努克表示，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你”。但第二天，他收到的一封书面邀请上注明是“非正式”的，这使年轻气盛的亲王非常气愤。他心想，我不是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皇家花园的宴会上。一气之下，他取消了那次访问计划，直到他被废黜时，他也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至于1965年莫斯科对他的邀请，也使他感到耻辱。当西哈努克按照原先排定的连续几个国家的出访计划，访问了中国、朝鲜，准备前往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时，苏联驻平壤大使突然粗暴地“推迟”了他的时间，理由是苏联领导人“很忙”。这使西哈努克进退不得，颇为难堪。于是他取消了其余访问，直接飞回了金边。后来，西哈努克只要把这些大国领导人对他的轻视态度同毛泽东的态度稍加对比就来气。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的支持是一贯的，尤其是在1970年他流亡北京之后。这期间，毛泽东同他多次见面。1970年5月1日的一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天晚上，毛泽东准备邀请他上***共度“五一”焰火之夜。就是因为同西哈努克的谈话，***广场几万人的焰火晚会都推迟了。有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甚至怀疑是毛泽东的健康所致。当时，他们俩谈了很多。当西哈努克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和援助时，毛泽东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后来西哈努克记忆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从这位中国领袖身上，他看到了坦率、豪爽和真诚。
　　那次谈话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发表了他著名的“5·20声明”。声明说，“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西哈努克从这里获得了力量和鼓舞。
　　西哈努克后来多次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对他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西哈努克后来无论同中国存在或发生多大分歧，都把中国看成他最忠实的朋友的根本原因。
　　西哈努克同毛泽东之间不是没有分歧，在对待红色高棉上就看法不同。毛泽东极力主张他与红色高棉联合。当然，在西哈努克看来，这在战略上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毛泽东担心西哈努克变卦，因而再三对他劝说。直到西哈努克决定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之前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还最后一次向西哈努克表示这个愿望。这时，毛泽东行动已相当困难，口齿已无法表达清楚意思，只能靠工作人员根据手势、口形和表情来辨别毛泽东要说的内容。西哈努克回忆说：“毛用双手做了一个使人感动的动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个指头扳过来，形象地表达他想说又因口齿不便而说不清的意思：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个理由不团结，有四个理由团结。他坚持让我不要抛弃他的红色高棉同志们，让我在高棉人民与国际社会面前支持他们的新政权。”
　　西哈努克没有拒绝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但他深知，这位年迈的中国领袖“不可能知道波尔布特的追随者不久会超过他妻子与‘四人帮’犯下的残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们全家和我就被软禁起来，同外界隔绝”。
　　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对毛泽东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言。他永远不会忘记是毛泽东保护了他，至少保证了他没有丢掉性命。这就是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描述过的：在西哈努克夫妇1975年9月回国临行前，毛泽与当着亲王的面对乔森潘说，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劳动，要确保亲王的安全。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是西哈努克从他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的，但他未被允许向他的保护人发去唁电，甚至写一封私人信件也被禁止了。这使他内疚万分，感到日后无言以对中国人。当然，他当时根本已没有重返中国的奢望了。
　　然而历史还是成全了这位不幸的亲王。1978年12月，金边陷落之前，他被解除了软禁。来到北京之后，他真的感到羞愧之极，他无法向中国人说明他的无可奈何的“忘恩负义”给他的良心带来了多大的创伤。这种心灵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在长达6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放声痛哭起来。
　　在西哈努克看来，毛泽东在柬埔寨问题上甚至对西哈努克本人都有失当之处。但他认为毛泽东始终是诚恳的，出于好意。劝西哈努克当一个共产党人就是一例。
　　1970年5月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一次十分认真的谈话。席间，毛泽东指着西哈努克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亲王回答。
　　“你很聪明，”毛泽东大笑，“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亲王回答。
　　“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西哈努克说，“我仅仅读过你的小红宝书。我赞成你们的思想，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似乎仍不死心。最后，西哈努克干脆交底：“主席先生，我肯定不行——我已经这么大，无法改变哲学了。我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请原谅我。”
　　西哈努克估计，毛泽东对他完全失望了。不过，最后毛泽东还是说：“不要紧——我还是喜欢你。”
　　对于毛泽东再三劝说他学习马列，西哈努克并未感到这是对他进行赤化或洗脑，更未感到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情不自禁地想对他所喜欢的一切人产生影响，这差不多是一种本能。当然这种影响决不带有任何压力和威胁。再者，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把西哈努克当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了，满以为他会在马列主义方面有所长进。
　　西哈努克时常不自觉地将周思来同毛泽东相对照。无疑二者都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他非常崇敬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熟练地处理中国事务时很少有政治性的失误，而毛热衷于突然冒进……”当然，这是他的看法。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西哈努克终于有幸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纠正了他的错误。关于毛泽东，西哈努克从中国的事变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想毛是不想伤害人民的，但当时可能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识。群众把他当作一种共产主义的象征，一贯正确。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个人一贯正确——或者非他不可。”

　　能够被西哈努克当作师长的另一位领袖，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印度的开国元勋。他出身政治家世家，其父是印度国大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他受过良好而正规的英国教育。
　　西哈努克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金边。1955年尼赫鲁带着他未来的接班人、他的爱女英迪拉·甘地对柬埔寨第一次访问。第二年他们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相会。以后，直到尼赫鲁1964年去世，他们多次见面和会谈，最后成了亲密的朋友。
　　西哈努克这样描写这位亚洲第二大国领袖：和当代最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一样，尼赫鲁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常常穿一件白色长外套，戴一顶白色无沿帽，均为印度式样。紧身裤也是白的。上衣扣眼里一般都有一朵刚摘下的红玫瑰，他的安详、风雅多少有些得自玫瑰的魅力。西哈努克说，同他谈话通常是严肃、严谨、哲学式的。“我总觉得面前是位难得的老师，或者甚至是大哥，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俩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共同倾向。他们都站在新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保持中立，拒绝同任何一方结盟，寻求一条中间道路。
　　在外交政策方面，尼赫鲁不愧是西哈努克的老师。前者曾不遗余力地向这位执政不久的亲王讲解他同周恩来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这些原则已为不少国家所采用。西哈努克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完全适合柬埔寨。他正在寻找的也正是这些。他敢肯定，如果尼赫鲁仍活着的话，来印定会保持友好的关系。然而，很可惜，他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同苏联站在一起，支持越南对柬埔寨的政策。这使西哈努克非常伤心。
　　在万隆会议上，他们思想上的合拍促使了他们参与创立世界现代史上伟大的不结盟运动。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他们真正地站到了一起，开始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在推动不结盟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携手合作，相互信赖，友谊也日渐加深。
　　但是，同尼赫鲁的友谊并没有使柬印的友好关系维持得更长久。西哈努克说：“我虽然仍然敬重尼赫鲁，却无法接受印度人的傲慢情绪。”西哈努克的确欣赏尼赫鲁那吸引听众的演说才能，举止的风雅，学识的浓厚造诣，十分有教养的风度，但所有这些背后总潜藏着一种大国的自豪感和对其他小国的教导态度。
　　在他们初次见面时，西哈努克少不了对这位博学的大国领袖表示恭维和崇敬，而尼赫鲁对此格外欣赏和得意。他以高棉文明源于印度文明而自豪。他在金边第一次访问时就对西哈努克说，“我们是堂兄弟。高棉文明是印度文明的后代，我们很以此骄傲”。其实，高棉人已改造了他们的文明，创造了自己的文明。
　　其他的印度人的大国意识就更加浓厚了。一次，西哈努克访问新德里，随团带去了王家芭蕾舞团。为了感谢印度人的热情款待，西哈努克让他的芭蕾舞团举行一次答谢演出。演出之后，一位印度的高级官员问西哈努克是否喜欢印度舞蹈。
　　亲王问：“什么印度舞蹈？”
　　“就是你几分钟前观赏的。”
　　亲王表示诧异，说：“阁下，刚才是我们王家芭蕾舞团为你们表演的柬埔寨舞蹈！”后来在谈话中，还有人提问：“你们柬埔寨有机场吗？”这简直令西哈努克啼笑皆非。
　　尼赫鲁的继承者破坏了两位领袖间的友谊。西哈努克写道，“后来我对英迪拉或她儿子拉吉夫·甘地肆意破坏我和尼赫鲁建立的友好关系很失望。英迪拉不再理我。她支持朗诺反对我，拉吉夫后来支援越南殖民主义者与高棉共产党。伤害之上又加侮辱，1985年，拉吉夫竟说，若我去出席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会，他就不去——而我是当年发起万隆会议的淮一健在的人。”西哈努克对印度和其他国家后来抛弃了不结盟原则而感到痛心和失望。
　　1964年，尼赫鲁的逝世使西哈努克很悲痛，但由于收到的葬礼通知太晚，使他无法参加葬礼以告别这位亚洲伟人。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表示了沉痛哀悼。

　　就个人交情而论，西哈努克同苏加诺的友谊可能超过他同尼赫鲁、甚至毛泽东的友谊。这其中可能有许多奥妙之处，或者说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和相通之处。
　　从政治出身背景来看，虽然二者有很大差异，一个出身皇族世家，权力来自于王位继承；一个是独立运动中出生人死锤炼出来的民族英雄，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独立。他们都把这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为此奋斗不息。
　　从政治倾向看，他们都主张不结盟，走中立化道路，但又都比较偏左。他们更多的是警惕和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当然在这一点上，苏加诺要比西哈努克走得更远。
　　西哈努克认为，他们俩在国内面临着相同的历史命运，都要在敌对的右翼军人和左派的共产党之间保持平衡，都想让两派进入政府，以使他们学会妥协并采取融洽的中间立场来建立一个安定、宽容的社会。但是他们俩都失败了。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最终没有象苏加诺那样凄惨。
　　从志趣爱好来看，他们都多才多艺，爱好广泛。西哈努克喜欢演讲，而且善于演讲，他的连续6、7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是出了名的。他通晓英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而苏加诺则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在独立运动中长期从事民众宣传发动工作。他的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而且具有极强鼓动性的演说，使他赢得了讲坛雄狮的美誉。他曾在殖民者的法庭上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讲完了他的自我辩护词。这篇长达几百页的文字成了痛斥殖民主义的战斗檄文。苏加诺还是一位语言学家，他通晓荷兰语、法语、英语、古印度宗教使用的巴利语。西哈努克写道：“他是个绝无仅有的天才演说家。他是用印尼语煽起群众热情的能手，也是有能力用英语折服任何听众的人。他征服听众，除了用他雄辩的言辞，还常引用著名历史人物的原文原话。我本人听他讲话是句句听得真。”
　　西哈努克酷爱艺术，从萨克斯管、歌曲、戏剧、电影到烹饪、马术，他样样精通。而苏加诺喜欢音乐、歌咏、舞蹈和美术。他对高棉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酷爱高棉古典舞蹈。他还是一个油画收藏家、总之，他热爱一切美的东西，尤其是美人。苏加诺的藏画中几乎是美女大荟萃，其中不泛浪漫和优雅。西哈努克称苏加诺是一个“唯美派”。
　　西哈努克说，苏加诺极其注意自己的仪表美。他要使他的外表时时保特征服美女的魅力。他喜欢穿上合身的最高统帅服检阅军队，但他用一条线章代表许多勋章，巧妙地避免胸前装饰过多惹人讥笑。在公共场所他总是戴一顶穆斯林小黑帽盖住他稀疏的头发，在炎热的印尼，这一定使他很难受。
　　此外，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俩都算得上是“花花公子”。一个是花花亲王（这一点西哈努克并不讳言）；另一个是花花总统，这一点举世公认。但两者也有不同。西哈努克只是在青年时代有众多妻妾和寻花问柳，而在他中年以后便做到了“改邪归正”，变成了一夫一妻主义信徒。然而，苏加诺不仅有五位正式的妻子，而且还有不可尽数的情闻艳事，甚至在被苏哈托软禁之后，他仍然忠实地保持着他浪漫风流的名声。就是到了逝世前不久，他还勇敢地同一个诱人的16岁女学生结了婚。
　　追求和迷恋女色是苏加诺的一大专长和爱好。他不论走到哪里，即使是一些国事访问，他都离不开令他神往的异性服务。在金边访问时，他需要一大群训练有素的柬埔寨女人包围着他，让那些美貌大方的女郎按摩。……即使是到最洁身自好的胡志明统治的河内访问，他也能在那里尽情地与标致、性感的女演员玩乐。他还多次邀请越南的演员代表团访问印尼，同他们尽情地寻欢作乐。
　　苏加诺情欲的火焰随时都可能燃烧。当他在柬埔寨看完西哈努克的女儿帕花·黛维的柬埔寨古典舞演出后，他便一见倾心，居然托西哈努克替他求婚。西哈努克告诉他，她已经结婚了，但他又让苏加诺稍加等待，因为他这位女儿常常更换丈夫，这已经是第三个了。也许她厌倦了之后，可能会做苏加诺的第六个妻子。不过西哈努克提醒他，他的女儿帕花·黛维的专长是换丈夫，像大奖赛车手换车胎一样。苏加诺忍不住笑了。
　　世界上所有的美女，只要进入苏加诺的视野，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这方面有极高的鉴赏力。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的美貌曾使他倾慕不已。只不过因为西哈努克是他的密友，使他不可能有非分之想。他称莫尼克的美貌是唯一值得他称道的。也许正是因为莫尼克，苏加诺才一趟趟地往金边跑。
　　西哈努克从风流的苏加诺想到了自己。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虽然我已是要求自己本份，有时也羡慕我的朋友苏加诺能不断增加老婆与女友。”
　　他们两人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使他们的友谊也格外真挚和长久。就在苏加诺逝世的前两年，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苏加诺给西哈努克捎去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和一柄精雕细刻的苏丹波纹刃短剑。这是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爪哇短剑，这成了他们永恒友谊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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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王室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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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卡朋王子另立山头
　　　　　　　　　　清廉大臣桑里兰罢官
　　　　　　　　　　夏卡朋王子被放逐海外
　　　　　　　　　　施里武亲王邀监禁
　　　　　　　　　　西哈努克呼唤继承人

　　西哈努克没有说过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但他肯定不是君主立宪主义者，更不是绝对君主主义者。他崇拜法国式的政治制度，他不止一次地声称，柬埔寨应该实行法国式的民主制。他了解君主制的弊端。正因为如此，西哈努克早在1955年就放弃了坐了14年的王位。同样原因，他的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驾崩之后，他拒绝再立新国王。西哈努克在1955年逊位时曾表示，他永远不当国王。然而他没有想到，将近40年之后，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诺言，历史再次把他推上了王位，是年，他71岁。
　　西哈努克的重新登基标志着王室传统地位的恢复。王位将在诺罗敦家族的亲王中往下传。关于先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的后嗣，尚无足够的资料可考，因此，我们无法描述同国王血缘关系最近的诺罗敦王族成员。我们只知道仍活跃在现今柬埔寨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本家族成员，比如，诺罗敦·施里武亲王。他是西哈努克同父异母兄弟。此人将是本章叙述的主要人物之一。
　　至于西哈努克的直系后嗣，我们则相对比较清楚。这些人同西哈努克夫妇构成了现今的西哈努克家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有必要提及所有这些成员，当然，应当特别介绍正在或将要左右柬埔寨政治的那些亲王们。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先后有两位正式夫人和四位嫔妃。这已在他早年的浪漫史中谈及。这些夫人、嫔妃中只有一人没有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这就是西哈努克的姨表妹诺罗敦·诺丽亚公主。在同诺丽亚举行婚礼后仅24小时，他又同莫尼克结了婚。这使他沉醉于莫尼克的爱情怀抱，自然也就冷落了诺丽亚。因此，诺丽亚婚后无子女也在情理之中。
　　其他五位夫人和嫔妃共为西哈努克生育了八男六女。第一位妃子甘霍生了一女一男：姐姐帕花·黛维，是一个王家芭蕾舞演员；弟弟就是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拉那烈。
　　第二位妃子蓬概莫尼共生育了三男四女。其中长子尤瓦那在朗诺政变后，一直跟随西哈努克，曾任西哈努克民族团结阵线的主要领导成员。红色高棉胜利后，他拒绝返回柬埔寨，曾一度同妻子儿子流亡香港，后又迁居美国。次子拉威旺在朗诺政变后投奔了红色高棉，但两年后病死于游击队营地。三子夏卡朋，曾任王家空军军官，朗诺上台后，被解职。1973年，他逃往北京，投奔了西哈努克。红色高棉革命胜利后，他也拒绝随父返回柬埔寨，流亡法国。后在他三位妻子的支持下，开了一个柬埔寨餐馆，掌起了大勺。长女苏里亚·伦赛，在西哈努克第一次流亡期间，同在东德留学的一名柬埔寨共产党工程师结了婚。1975年9月随父亲西哈努克一同回国。西哈努克宣布辞职后不久，她便失踪了。次女甘塔·帕花是西哈努克子女中最不幸的，年仅4岁便因白血病而夭折了。幼子克马努拉在朗诺上台后也进入了丛林，加入了红色高棉的抵抗运动，曾在新闻部长符宁的手下供职。1975年9月，西哈努克回国后，他又回到西哈努克身边。幼女波东·帕花曾被朗诺政权判罪，并监禁了几个月，获释后前往北京。1975年9月，随父亲返回柬埔寨，但不久也失踪了。
　　第三位妃子莫尼盖姗只为西哈努克生有一子，即在中国接受教育的纳拉迪波。朗诺夺权后，判他5年监禁。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后，他始终没有下落。
　　第四位妃子是那位老挝姑娘。她同西哈努克共有两个女儿：苏佳塔和阿伦。西哈努克同这位夫人的婚姻只持续了3年。失宠后，她便倒向施里玛达一派。1970年朗诺政变后，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站到了政变集团一边，背叛了西哈努克。阿伦还同施里玛达的儿子结了婚。朗诺政变后，苏佳塔被红色高棉逮捕，不久便失踪了。阿伦则随其夫逃往美国。她们是14个子女中惟一背叛西哈努克的两个。
　　莫尼克同西哈努克有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诺林达拉那。他们一直跟随在父母的身边。西哈莫尼现为柬埔寨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诺林达拉那在1980年就加入了红色高棉。
　　西哈努克重新登基后，在所有这些子女中，只有两位王子成了政治中心人物，这就是柬埔寨王国第一首相诺罗敦·拉那烈和屡屡挑起政治风波的诺罗敦·夏卡朋。
　　拉那烈曾在巴黎接受教育，在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朗诺政变后，他被判刑入狱，是他祖母花重金将其保释。不久，随其祖母前往北京。后来，他成了他父亲西哈努克的私人秘书。
　　在失去纳拉迪波之后，西哈努克对拉那烈寄于很大希望。在他第二次流亡北京的时候，他曾说：“柬埔寨的惟一希望就是西哈努克、西哈努克主义和拉那烈。你瞧，我有接班人了。”拉那烈一直是西哈努克的积极支持者和追随者。
　　1986年，拉那烈被任命为西哈努克民族主义军总司令兼参谋长。自从1989年西哈努克辞去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主席职务后，拉那烈便进入了该组织的最高领导层，成为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先是任该阵线的总书记（莫尼克和涅刁龙为该阵线的两主席），尔后，又当选为民族团结阵线的主席。1993年大选之前，民族团结阵线改称“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党”（简称奉辛比克党）。大选中，拉那烈利用西哈努克的声望，为该党争取了大量选票。他在竞选中声称，奉辛比克党参加竞选的目的是使子民们的父王——西哈努克亲王重返政坛，恢复父王的人民社会同盟路线。他说，奉辛比克党的胜利就是父王西哈努克的胜利，父王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西哈努克的号召力使该党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奉辛比克党的胜利使拉那烈得意忘形，他立即表示要以他的党为主组成新政府。西哈努克对形势的估计较为全面，他知道依照拉那烈的做法肯定引起不良后果。于是，经西哈努克的说服，拉那烈有所让步，同意组成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公开拒绝人民党的头面人物洪森、谢辛、诺罗敦·夏卡朋进入内阁。这一企图使人民党领导人气急败坏，于是策划了一个东部7省宣布自治的事件。
　　宣布磅湛等7省自治声明的是西哈努克另一个儿子诺罗敦·夏卡朋。前边已经提到，红色高棉夺取金边政权后，夏卡朋未随父亲西哈努克回国，而是在巴黎当上了餐馆老板。当西哈努克再次流亡北京、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时，他投入了西哈努克的民族主义军。他曾担任过民族主义军的参谋长。但由于同拉那烈闹翻，一气之下倒向了洪森方面，加入了人民革命党。同他一起脱离西哈努克派的还有西哈努克的长女，前芭蕾舞演员帕花·黛维，她曾被任命为洪森金边政府的文化部长，而夏卡朋则当上了洪森政府的副总理。
　　拉那烈在大选中的胜利无疑是对夏卡朋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不能接受他的兄弟对头的胜利，于是同内政部长辛松以及布东将军宣布不承认大选结果，并在柬东部7省实行自治。
　　夏卡朋宣布自治后，拉那烈便命令他的军队为反对夏卡朋为首的分裂势力而战。眼看，原来的两党之争将演变成两王子之战。看来，只能由他们的父王西哈努克出面发挥关键作用了。实际上，西哈努克对权力的争夺早有担心。早在大选结果刚刚明朗的时候，他就预见到柬埔寨有可能出现两难局面：如果奉辛比克党获胜，具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的洪森派不会交权，国家仍会处于战乱局面；如果人民党获胜，红色高棉将会立即发动进攻。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的发生，西哈努克决定成立一个以他为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的民族政府，以发挥他的家长和太上皇的作用。虽然，后来没有实现他的计划，但他毕竟使拉那烈和洪森两派达成了分享权力的妥协，从而避免了一场僵局和王子战争。
　　拉那烈同洪森的和解导致了夏卡朋东部7省自治的破产。自治宣布3天后，夏卡朋同他的追随者率领一支武装部队，乘坐20辆汽车逃往越南。当风波平息之后，夏卡朋又回到了柬埔寨，但失去了政治分肥的机会。他不但失去了前副总理的职位，也没有在新政府中捞到一官半职。不过，为了安抚一下这位失意的亲王，新政府还是给了他一个巡回大使的头衔，他的对手拉那烈则当上了新政府的头号人物——第一首相。至此，第一次柬埔寨王室纷争落下了帷幕。
　　然而，这次纷争仅仅是柬埔寨权力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脾气暴躁的夏卡朋王子并未因失败而认输。他正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994年7月初，国民议会中的人民党议员提交了一项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的法案。这引起了议会的分歧。财政大臣桑兰西和外交大臣诺罗敦·施里武亲王等10多名议员反对此项法案，他们担心这会把整个国家推向战乱的深渊。西哈努克里不打算否决这项法案，但也不赞成此项法案。
　　正当这种分歧加剧的时候，7月2日深夜，大约300名武装分子乘5辆卡车和12辆装甲运兵车向首都金边进发。由于政府已预先得到警报，这些武装人员在距离首都25公里处遭到政府军坦克的拦截。经过劝说，这些士兵返回了营地。
　　几个小时后，夏卡朋和他的同党前内政部长辛松被拘捕。据说，在辛松和夏卡朋王子家中搜出了28件武器和两部双向无线电台。政府发言人说：“他们试图摧毁国家机构、政府和国民议会”，还计划逮捕高级军官。后来，辛松在一封信中也供认，此次政变旨在摧毁无政府主义的政府，以便建立一个临时的全国解放政府，然后，再举行议会和国家元首的选举。政府方面最后断定，这次政变的领导人就是夏卡朋和辛松。
　　这次未遂政变的消息一公布，远在北京治病的国王西哈努克立即作出反应，要求对夏卡朋王子从轻发落。国王在北京的办事处向金边发回了一份特别函电，要求允许夏卡朋流亡国外。在100名武装士兵的警卫下，这位王子被带上了飞往吉隆坡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据说，一年前，西哈努克曾同马来西亚政府商定，允许夏卡朋到马来西亚暂住。
　　在吉隆坡，夏卡朋否认他参与领导这次政变。他发表了一个声明，称“我迄今仍然坚定地否认我曾参与了针对金边的任何未遂政变或试图显示力量的行动”。他指责金边政府为了压制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这次未遂政变作为逮捕他和辛松的借口。但他又说：“我仍然认为政府正在带领柬埔寨走在一条很糟糕的道路上，柬埔寨人民由于这种情况而吃苦头。政府要对目前所进行的内战、腐败和日益恶化的经济负责。”他重申：“我支持和忠于我的父亲、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我认为只有他才能拯救柬埔寨。”
　　政府对他的声明根本不予理睬。夏卡朋的异母兄弟、第一首相拉那烈认定，夏卡朋就是这次未遂政变的策划者。
　　夏卡朋不得不向他的父王寻求帮助。他给远在北京的西哈努克写了一封长信，说他没有参与政变阴谋，他既不是司令，也没有任何军队……然而，西哈努克在回信中说，他爱莫能助。他说：“我无法为了给予公正而采取更多的行动，因为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作为王子间的最后仲裁人和调解者，西哈努克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已无暇顾及王室纷争和党派倾轧了。
　　

夏卡朋流亡国外并不意味着权力斗争的结束，也不意味着危机的过去。相反，随着关于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法案的通过，政府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了。这导致了“暗杀洪森事件”的发生。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谋被认为是王室中另外一位亲王诺罗敦·施里武。
　　1994年7月7日，柬埔寨国民议会以103票对零票通过了“非法组织”法案。但是，12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有17名议员缺席。这些缺席议员实际上是反对该法案或对该法案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这个法案很有可能被滥用，造成乱抓或乱杀无辜，不能保障人权。同时，也有一些议员认为，不应该把同红色高棉和解之门关死。这些议员中有两位态度最为坚决，一是财政大臣桑兰西，二是外交大臣诺罗敦·施里武亲王。实际上，西哈努克也支持他们的意见。
　　1993年7月，桑兰西放弃了在巴黎薪水丰厚的银行家的职位，应邀回到了柬埔寨，当上了新政府的财政大臣。他一上任，便开始整顿、恢复柬埔寨被战争摧残殆尽的经济。经过一年的努力。他抑制了通货膨胀和庞大的财政赤字，使柬埔寨经济走了上改革之路。这期间，他不顾一切阻力，清理了国内的一部分实业界，特别是木材工业。他发现许多政界军界要人控制着许多产业部门。例如，在人民党及其军队的控制下，木材工业的利润高达上百亿美元。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了这些垄断集团。他对外国投机商也不手软，对那些“只投机、不投资”的外商采取了遏制政策。桑兰西还激烈地批评政府的贪污腐败，他曾许诺要清除柬埔寨的腐败行为。正因为如此，桑兰西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柬埔寨政权中一位少有的正直人物，同时也是继续进行柬埔寨经济改革的担保人”。由于他反腐败的果敢行动，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他以公正廉洁而著称。
　　很显然，桑兰西的清理整顿触犯了一些军政要员的既得利益。因此，他成了洪森和人民党的众矢之的。为了撤掉这一障碍，亲人民党的一些议员向拉那烈施加压力，要求拉那烈解除桑兰西的财政大臣职务。桑兰西是柬团结阵线中不可多得的、有威望的政府大臣和国会议员，解除其职务，对于拉那烈来说，莫过于自挖墙角。但拉那烈还是做了让步，屈服了压力，解除了桑兰西的财政大臣职务。
　　实际上，拉那烈不得不屈服。新政府成立一年以来，虽然奉辛比克党在国会中处于多数，但政府越来越屈从于人民党，没有人民党的支持，政府几乎寸步难行。人民党本来就控制了军队和大部分政府机构，新政府成立后，又不断向新的政府部门渗透，所以该党已经控制了中央政府一些重要部门和省市地方公职的委任权，拉那烈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正如一个团结阵线的国会议员所说：“我们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我们看上去像是失败者。我们一直被迫像一个在野党那样去采取行动。”因此在桑兰西问题上，拉那烈不得不被牵着鼻子走。
　　远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三番五次写信给拉那烈，表示他不同意解除桑兰西职务，但无济于事。
　　解除桑兰西职务一事迅即引起了强烈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大臣施里武亲王。诺罗敦’施里武是诺罗敦王室成员、西哈努克国王的异母弟弟。1992年2月，施里武当选为柬团结阵线总书记。柬埔寨王国政府宣布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同时也是国民议会议员。他曾经同桑兰西等一起反对过“非法组织”法案。他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反对政府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施里武性格耿直、态度强硬，他说，他的观点不会改变，态度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
　　当宣布解除桑兰西职务时，施里武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这样，拉那烈领导的团结阵线又塌掉了一大块基石，而洪森对政府的控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辞职以后，施里武发起成立了一个柬埔寨和平与合作协会，并任该协会主席。
　　虽然施里武已离开了政府，但他同政府的分歧和紧张关系并未清除。在洪森看来，施里武仍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有王位继承的资格，有可能东山再起，所以，在政治上，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1995年11月17日深夜，由柬埔寨第二首相洪森控制的政府军派出了1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300多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分别沿一号公路和二号公路开进金边。军队在市中心的独立纪念碑附近停了下来，他们个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经过紧急部署之后，一部分宪兵守卫在第二首相洪森的住宅周围，以防不测；另一部分宪兵则包围了离洪森住宅不远的诺罗敦·施里武的家。次日2时许，宪兵宣布，施里武亲王被软禁。
　　为什么突然将已经宣布辞职的施里武软禁？据官方的解释说，施里武要谋杀洪森。据说，11月11日，亲洪森的《新吴哥报》报道了施里武对该报社长苏那诺的谈话，并向洪森提供了谈话录音。从录音带上听到施里武说，他要暗杀洪森。据此，洪森在14日举行的“911伞兵团”成立大会上说：“想暗杀我洪森的事情是真实的，有人证和物证。”“我要告诉大家，暗杀计划是在1996年某个时候实施，在我的车队行驶途中用B－40火箭筒集中向车队开火。如果此计划失败，他们将在我进王宫时行刺，因为此时此地没有人敢搜查保镖所带的武器。”洪森突然满脸怒气，继续说：“谋杀集团企图改变柬埔寨历史，但我洪森不是靶子。”最后，他又胸有成竹地威吓道：“柬埔寨的历史是不会被某些人改变的，因为一个洪森倒下去，千万个洪森分子会站起来为祖国而战斗。”“千万个洪森分子是保卫一个洪森的铜墙铁壁。”
　　这个讲话成了洪森一周后采取突然行动的舆论准备。
　　宣布对施里武软禁后，在柬埔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亲洪森的《新吴哥报》、《公民报》等为洪森的军事行动喝彩叫好，说逮捕施里武铲除了“恐怖活动的罪魁”，挖出了“潜伏在内部的红色高棉盟友”，“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危机”。
　　被柬团结阵线开除出党的前财政大臣桑兰西以及退出柬团结阵线的副总书记昂瑟，代表新成立的高棉民族党也发表讲话。他们称，洪森出动军队软禁施里武亲王议员是违反宪法第80条规定的。宪法规定，逮捕议员要经过议会或议会常委会批准。昂瑟指出，洪森等人无视国法，专横跋扈，他们的目的是要搞掉所有“西哈努克主义”的追随者，彻底消灭君主立宪制。
　　拉那烈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态度极其暧昧，实际上是附和洪森。他开始否认他参与了策划逮捕施里武亲王，但他又承认，在施里武搞谋杀活动的消息传出后，施里武的性命受到了威胁，他行使权力对施里武实行“保护性拘留”，以这种方式救了施里武一命。他说，他赞成洪森下令拘留施里武并把他软禁在家的决定，说“这样可以避免政府内部的冲突，可以避免流血”。拉那烈还说，他劝洪森把坦克撤走，从而使局势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还承认，洪森每次都同意他的要求和采纳他的意见。他说，他和洪森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公众保证，施里武事件并没有使人民党和团结阵线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拉那烈的话大概没有错。施里武事件进一步表明团结阵线和拉那烈本人左右政局的能力进一步减弱了，更加依附于洪森及其人民党。团结阵线总书记被人民党势力拘捕，而作为团结阵线主席的拉那烈却不敢说一个不字，只是一味随声附和，足见其力量之软弱。在施里武事件上，拉那烈和洪森确实已经相当统一。这完全反映了人民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了。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现在一切都在洪森控制之下，似乎没有他不能做的事……甚至国王也不能阻止他。”还有一位观察家说：洪森“已经成为柬埔寨的头号人物，拉那烈基本上承认他无法控制局势”。
　　拉那烈在施里武事件上对人民党和洪森表现得如此顺从，除了慑于洪森强大的政治实力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有人猜测，拉那烈所以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还因为拉那烈王子和施里武亲王的长期不和。一年多以前，施里武一直站在被解职的财政大臣桑兰西一边，屡屡责难拉那烈，这使拉那烈非常恼火。施里武的妻子曾说：“只要施里武还在，而且还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就是一个令拉那烈和团结阵线其他人感到难堪的重要因素。他们想把他搞掉。”
　　这样，施里武事件又带上了王室纷争的色彩。
　　西哈努克国王对施里武事件表现得更加无可奈何。西哈努克本来对施里武的暗杀阴谋持怀疑态度，对他的遭软禁也表示不满。施里武被拘留后，某些报纸曾报道说，此事件与国王争夺权力有关，意指西哈努克感到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而采取的措施。西哈努克对此十分气愤，并就此发表声明说，拘留施里武不是他的主张。有报道说：“当前柬埔寨严重的政治危机是西哈努克国王和拉那烈同洪森争夺权力的结果。诺罗敦·施里武是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国王对此予以反驳，他说：“我抗议对我的诬蔑，我自1993年被王位委员会选为立宪君主以来，从未介入过任何政治斗争，也从未寻求行使权力。”
　　施里武被拘留的第二天，国王就召见拉那烈和洪森两首相开会，他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对施里武采取过激行动，但没存多大成效。最后国王勉强同意软禁施里武亲王，条件是不把他投入监狱，并且只有在他被剥夺议员豁免权后才能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后来，当得知把施里武押解到监狱时，西哈努克十分恼怒，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消积地以准备离开柬埔寨来表示抗议。后又想写一封告人民书，以便向人民解释他出走的原因。但不久又改变了主意。他知道，这一切无济于事了。他已无力扭转局面，以拯救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最后，他决定留在柬埔寨，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暗示惟有他本人能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但这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政府除了表示一下例行公事般的尊重以外，照样我行我素。
　　西哈努克国王面对他登基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王室纷争和权力斗争，而自己又力不从心、束手无策的局面，感到沮丧和失望。这位73岁的癌症患者不得不考虑退出历史舞台。他在一项声明中说，如有合格的可以继承王位的接班人，他就退位。他说：“我随时都愿意无条件退位，把王位留给我有能力顺利解决现政权的问题的王子。”但他又暗示，目前，在所有王子和亲王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呼吁了解柬埔寨的分析家们向王位最高委员会推荐一名有资格被选为符合宪法的新国王的柬埔寨王子。
　　可以挑选的王子确实不多了。原来曾有7位亲王具备出任国王的候选人资格，他们是拉那烈、夏卡朋、尤瓦那、克马努拉、西哈莫尼、诺林达拉那和施里武。但目前又减少了。夏卡朋因谋反而被驱逐，流亡到国外去了；施里武因为“谋杀”而被监禁了。他们显然失掉了王位继承权。
　　对于拉那烈，西哈努克曾寄于厚望，指望他继承王位。1995年国王曾说：“诺罗敦·拉那烈是重要的候选人，我非常希望拉那烈王子当选。”但是，当软禁施里武事件发生后，国王对他似乎也失望了，更何况拉那烈并不愿当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国王。
　　西哈努克的另一个儿子诺罗敦·尤瓦那王子曾流亡香港，后又迁居美国，到1994年6月才回到柬埔寨。但是，他回国后，没有投入政治漩涡，而是进了一座寺庙。如果将来各派势力需要一个驯服的绵羊似的国王的话，他有可能被选中。
　　西哈努克希望42岁的西哈莫尼做国王的候选人，但王后莫尼克不大赞同，而且西哈莫尼本人又对政治不大感兴趣，而且不愿同政治家发生冲突。所以，他并不想当国王。
　　至于另外两个王子：克马努拉和诺林达拉那，西哈努克很少提及，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情况还不甚了了。
　　由此可见，柬埔寨王位的继承权问题将仍是一个政治斗争和王室纷争的潜在因素。不要很久，可能会出现继承危机。如果说继承问题能在西哈努克之后顺利解决，那么柬埔寨的君主立宪制可能会继续持续一个时期。但如果发生争执，将不只是一个继承权问题，而是将危及君主立宪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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