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梅拉

客厅一角的女人堆爆发出一阵大笑，身穿绛红色西式套装的女子一手捂着胸口笑得弯下了腰，她旁边的人轻拍她的背，帮助她平复情绪。

是这个城市常见的一次华人家庭聚会。这个城市人口有十来万，华人只有几千人。除了近年增多的海外华人学生之外，此地的华人居民大多数不是沾点亲也会带些故。长久以来，这里的华人家庭常常会借一些由头搞聚会，为的是大家凑在一起热闹一番。逢年过节互相邀约到家里一聚是常规的派对，家里来了亲戚，特别要好的几个家庭轮流做东算是特别的派对。有时各人带上自家的拿手好菜，有时则由主人家一手包办。  

今天这个派对的主人洋名帕梅拉，蜜友们都简单地叫她 Pam .她也在笑，笑得前仰后合，高挑的身材使她在一堆女人中特别引人注目。这几个女人在这个城市里虽然不是上流社会的“Ball 场贵妇”，却都各凭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片天地。她们中间有农场主人，有开了几家药房的药剂师，还有成功的快餐店东主和物业投资者。有人是“土生华人”，华语讲得不甚流利；有人来自中国大陆，英文堪可应付日常需要，但是这几个女人都做得一手好菜，或许这就是各类家庭聚会的功劳。她们在自家的派对上别出心裁，在别人的派对上观摩取经，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 fusion 的派对餐单，每每使得宾主尽欢。

帕梅拉的密友常说 Pam 好命，并列举了三大理由：有一个同甘共苦三十多年，言听计从的好老公；有三个健康成长的子女；有一盘胜似印钞机的生意和为数不少，天天升值的物业。帕梅拉听了只是笑一笑说：“妳睇我好，我睇妳好啫。”（妳看我好，我看妳好罢了。） 

帕梅拉二十刚出头就从广州来到这里，嫁给自小相识的表哥，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离开广州之前，她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当时广州“家庭舞会”正兴旺，她就是其中的一位热情洋溢的参与者。由于她的性格开朗豪爽，很多人都愿意邀请她参加自己的舞会。除了“家庭舞会”，一些“文化站”或者单位举办舞会她也经常搞得到入场券。在那个“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年代，不少青年工人上班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干劲，他们的精力要留到晚上在舞会上挥霍。帕梅拉也不例外，对于工厂里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热情，下班铃声一响就像换了一个人。在舞场上更像一只穿花蝴蝶，什么快三，慢三，狐步，恰恰跳个不停。到新西兰南端这个人口不多的城市，反差特别大。幸亏她的适应能力很强，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把经营快餐店的门道琢磨得差不多。后来在公公婆婆的帮助下，两夫妻就开始自己经营一家快餐店。要说这类快餐店在这个城市里并不少，售卖的食品也大同小异。这么些年来，有些店赚了钱，店主就把店盘出去，另谋发展。有些店经营得不好，黯然退出市场。他们这家店却一直平平稳稳地经营了三十年。曾经有人在他们附近开同类型的快餐店，并且减价促销，想要分享他们的客源。他们以不变应万变，不到三年，对方就自动退场，并且私下里对人说：“这个帕梅拉煞气太大，斗不过她！”。千禧年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移民，对她的店考察了一段时间，提出来要买她的店被他夫妇婉拒。这位财大气粗的准买家就对外扬言要在附近开一家比他们大的店“顶死它”，他们夫妇听了也只是淡然一笑。最终那位要顶死别人的老板并没有付诸行动，只留下了一番豪言壮语。   

帕梅拉的家坐落在一个小海湾的山坡上，夜静的时候可以听到阵阵海涛声。今天她在家里开派对是为了她弟弟和妹妹的到访。  

帕梅拉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作为家中的老大，她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有保护，提携弟妹的责任。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红色年代，他们的父亲一夜之间从“单位领导人”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回不了家。母亲每天在单位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责难，心力交瘁，九岁的帕梅拉就帮助母亲照看弟弟妹妹。每到月底，她还要带着比她小一岁多的妹妹到父亲的单位去领取被削减了很多的“生活费”。父亲的单位离家很远，小姐妹俩要多次转车，穿越大半个城市，花上大半天才能完成一次艰难的旅程。帕梅拉一手牵住妹妹，一手紧紧捂住贴身收藏好的那一份全家人的活命钱。一次又一次，直到父亲被“解放”。

当社会生活逐渐回复正常，父亲又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由于在体育方面的突出表现，帕梅拉曾被选拔到省田径队集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还是没能当上运动员，就被分配到了工厂。虽然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辉煌口号已经不再有人提起，相对于那些既不能升学又没有工作的同龄人，他们毕竟是捧着一个“铁饭碗”。也许是年纪太轻，也可能是对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政治运动的本能规避，帕梅拉对于入团入党或者提干毫无兴趣，对社会上的流行玩意却兴致盎然，这一点使她的父亲非常失望。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对市民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沉迷在跳舞，打麻将这类活动之中的现状感到忧虑，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规定”的实施过程有一套程序。先是制定文件分发到各级机关，由机关领导宣讲一番规定的重大意义，然后交由各级工作人员具体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再作总结。那一天，帕梅拉的父亲在单位里刚向下属作了“遏制打麻将歪风”的动员报告，回到家里却看到大女儿和几个朋友正在“大战四方城”。也算那几个年轻人机灵，一看到老爷子黑如玄铁的脸马上草草收场，老爷子才没有当场发作。老爷子把准备和同伴们一起开溜的帕梅拉叫住，把自己所领会的“精神”又再宣讲了一遍，把帕梅拉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其实这项关于打麻将的规定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风头一过，别说家里，街头巷尾都经常有人支起一张小桌战上几圈。  

帕梅拉悄然出国，令父亲单位上的人大为惊讶。有人就慨叹领导好手段，不显山不露水就把女儿办出了国。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老爷子在女儿出国这件事上并没出一分力，他甚至从心底不愿意女儿远嫁他方。帕梅拉出国也充分体现出她“想做就去做”的果敢性格，出国所要经过的各个环节都由她自己操办。由于她的工作单位和父亲的单位没有统属关系，加上父亲对她的出国意愿一直保持“不鼓励，不关注”的态度，她也一直没有向父亲报告申请的进展。  

从广州远嫁到新西兰，帕梅拉也算是一个“过埠新娘”。不过，她并不像大多数的“过埠新娘”那样飘洋过海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他嫁的是从小就认识并且过从甚密的表哥。说起她这个表哥的家族，在新西兰还是有一点名气。表哥的先祖在 1869 年就来到这里开了一家商店售卖粮食和矿工用具。有时为了照顾乡亲一时资金短缺，他会让他的顾客先行把货拿走，待它日钱银松动才来结清欠款，因此深得顾客赞誉，生意也就越做越大。1880 年，这位深具商业眼光的老华侨组织了一家矿公司，率先采用挖泥机来淘金，获得巨大利润。其后，他们的家族一直经营淘金业务到 1942 年。落叶归根，归葬故土是国人的传统心愿，但是当年的华侨工人未必人人都有能力这样做。这位老华侨于1882 年捐出大笔款项，倡议成立了一个慈善组织，专门捡拾番禺，花县，从化的先友遗骨运送回乡安葬。

帕梅拉的这位表哥是老华侨的第五代，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广州出生，七十年代中期国门重开时全家移民新西兰。表哥一家到新西兰之后，象多数海外华人一样，开了一家快餐店。帕梅拉也就在这里吸收了经营管理快餐店的经验，为小两口后来自己开快餐店做好了准备。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常是一个伤她心的男人。”这句话放在帕梅拉夫妇身上绝对不合适。当然人们可以这样解读：他们是成功的一对，并不单纯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或者成功的女人。他们的成功和两个人性格的互补分不开。帕梅拉是一个思路敏捷，行动果敢的女子，但有时会流于冲动。她的丈夫则是一个温和，稳健的好好先生。帕梅拉急了会骂人，她的丈夫却从来不会与人口角。对于帕梅拉的大部分决策他都默默支持，即使有不同的见解，他总是婉言相劝。对于丈夫的反复规劝，帕梅拉口头上针锋相对，却也会在实施的时候作些相应的修改。因此，他们经常能转危为机。
餐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很长，帕梅拉他们也不例外。除了周一上午休息，他们每周七天都营业。由于工作时间长，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孩子小的时候在家里由姥姥照顾。上学以后就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店里，家里两边走。再大一些，孩子们还会在周末到店里帮帮忙。帕梅拉平常就爱笑笑闹闹，她的丈夫也不失幽默，所以和孩子们相处都比较愉快。由于他们夫妇俩又是表兄妹，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们对这种华人的称谓很感兴趣。隔了很多年，他们还会问：究竟我们应该叫爸爸还是表舅，又或者我们应该叫妈妈还是表姑？虽然他们没有很多时间照顾，看管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夫妇那种勤劳俭朴，待人以诚的品格成为了孩子们的表率。年复一年，三个孩子渐渐成长，大儿子和排行第二的女儿大学毕业都当了医生，小女儿还在修读药剂师的课业。  

相熟的人之间互相叫对方的花名是一种亲昵的行为。帕梅拉就特别喜欢给别人起花名。除了给别人起花名，她还经常有意无意地利用谐音转借制造出笑料。有一次，一个熟人很认真地问她要挑怎样的女婿，她回答说：景系要鸠大有簕啦！此话一出，令问者瞠目结舌。她是模仿广东中部偏西新兴县的语音说的这句话，整句话的意思是“当然是高大有力啦！”但是听在广州人耳里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粗俗得很。她就这样化解了一个不想讨论的问题。还有一次，她的二妹在电话中和她谈到佛教里的“了生脱死”，她爆了一句：“乜話？X 餐死？”一段很严肃的话题就变成了笑谈。

她们几个女人的笑声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帕梅拉感到有人在碰触她的手。低头一看原来是弟弟两岁多的小女儿，手里拿着一张纸要她看。她接过那张纸，看到上面画了几个类似鱼和水母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图像，但明显画的是海洋生物。她夸了侄女几句，侄女很开心地走了。她的目光随着侄女走的方向看过去，看到弟弟正在和三妹的两个孩子在说话。看到风度翩翩的弟弟，她回想起当年三妹和弟弟刚到新西兰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只带着年轻人走向新生活的满腔热情和奋斗精神。二十多年下来，三妹成了一个大农场的女主人，大孩子已经进了大学。弟弟的成就更大，学成之后，回流国内，在金融服务界开拓了一片天地。从弟弟的经历，她又想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他离开新西兰到欧洲当医生已经一年多，还娶了个洋媳妇。问他好端端地为什么要跑到欧洲那么远？他说要到外面去开阔自己的眼界，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接下来，二女儿又要离家到奥克兰去当医生，又多了一个令她牵肠挂肚的人......    

想到这里，她才真正的领会到自己当日在白云机场等候登机的时候，为什么老父强颜欢笑的脸上，双眼竟带着无奈和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