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属印度支那钱币（二）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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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年，总督保罗•杜美重组了行政机构，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国家：一个行政总部和五个地区分部；统一的预算也使殖民地不再是宗主国的财政负担。为执行预算，杜美建立了一套庞大而饱受诟病的征税系统。在土地税和人头税收入不足时，即使已经有一大堆苛捐杂税可征，行政当局仍然越权对鸦片、食盐和米酒贸易实行垄断经营。

　　印度支那作为开发型而非移民型殖民地，从征服之初就开始着手资源的开发。一战期间，殖民地为宗主国的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经济价值得以确认。直至1930年，总督巴基耶（Pasquier）仍认为“印度支那的利润属于法国人再自然不过了”。国家和公司在经济开发的过程中扮演着相互补充的角色。创建于1875年的“印度支那银行”（IBC）实力雄厚，实际控制着殖民地的经济命脉，是殖民当局无法绕过的合作伙伴。

　　“印度支那银行”既是商业银行，又是投资银行，也是金融公司，还享有其它私人银行所没有的特权：发行货币“法属印度支那元”。其业务区域涵盖全亚洲，甚至也已拓展到亚洲以外。到1937年，该银行与几乎所有的印度支那企业都有业务往来。当然，如专注于橡胶领域并在米其林公司（Michelin）投资的里沃银行（Rivaud）一样，宗主国的金融和工业巨头没有忽略印度支那。除阿尔及利亚以外，印度支那在所有殖民地中获得了最多的宗主国投资，1940年估计达67亿金法。

　　来自宗主国的投资主要流向矿业，橡胶、茶叶和咖啡的种植，以及工业制造领域，如纺织厂、啤酒厂、卷烟厂、烧酒厂和水泥厂。殖民当局也很重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建设。西贡很快成为远东大港，1937年为法国第六大港。1936年，连接河内和西贡的铁路贯通。1939年，西贡到马赛的轮船航行时间缩短到30天以内，到巴黎的飞机飞行时间也不超过5天。无线电报于1921年建成，信息传送比通过海底电缆更快捷。在道路和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上，殖民当局也有所投入。

　　为促进殖民地经济建设，法国当局颁布了一项法律以规范地下资源、土地和森林资源的开发，以及土地的测量和登记；制定了劳动法以简化劳工的雇佣和压制劳工单方面终止合同。此外，新世纪初叶，法国当局致力于创造一切条件以“对帝国实施科学管理”。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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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里昂商会主席曾说：“今天所谓促进当地民众文明开化，就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工作并获得相应报酬，如何消费以参与价值交换。”殖民地在经济领域成绩斐然，在保健和教育方面也效果显著。法国人认为这些成果证明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比传教使徒，但传播的内容不是宗教而是世俗的文明。他们设计了一整套人道主义的殖民政策，目的是要联合印度支那本地精英实施“自治”，直至最终终结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一部分精英获得了印度支那民众的尊敬。这些精英也希望广大民众参与到自己国家的建设中来。

　　要想从精神上征服本地人，教育是重要途径之一。起初，学校试图将本地孩子改造成小法国人。但在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由于受古老文化熏陶的当地人的抗拒，也因为欧洲新的教育理论的影响，政府开始调整教育政策。

　　在柬埔寨，1930年，公立小学学生有1.57万人，1945年达到3.2万人。此外，柬埔寨的法国小学教师路易•马尼普（Louis Manipoud），成功地对佛教寺庙学校进行了改革，在传统课程中加入了现代知识的内容。这类新式学校，1939年学生数量是3.8万人，1945年达到5.3万人。

　　在越南，拼音国语（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语）和法语教学得到普及。1919年，用于选拔官员的传统科考制度的废除，使得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越伦理。他们全盘接受了法国所带来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参差多态，并且自己创造了他们的现代文明。

　　在法属印度支那这个殖民社会里，少数欧洲人占据了社会的顶层。种族加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存在正式的种族隔离政策，但一条无形的边界划定了每个人的位置。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在《情人》中描写的恋爱关系就是对这种殖民社会规范的反抗。社会可以接受一个法国男性，往往是临时性地，找一个本地女性为伴；但一个法国女性与一个本地男性结合，哪怕是合法婚姻，也会为社会所不容。

　　在法属印度支那2200多万总人口中，法国人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3.4万人（1940年）。他们大部分是公私机构的管理人员，还有极少数的移民。1929年有6000多公务员，他们享受特殊津贴（殖民地补助），比他们在法国的收入翻了一翻。并非所有法国人在当地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相反某些人对当地人还表示出尊重和抱有感情。但当法国人因谋杀当地人而受审时，根据“种族判例”就可获得较轻的刑罚。

　　1920年代，要求平等和自由的运动蔓延开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在各种西方思想理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反抗殖民统治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殖民地的工人、农民欢迎这种理论，法国本土也不乏支持者。同一时期，殖民地农民的状况开始恶化。农产品出口的利润完全取决于地区乃至全球市场价格的波动。农民负债累累，土地权证制度缺失，使得富有的大地主、大商人轻易获取大片土地，而失地农民的数量则大幅攀升。

　　此外，殖民经济摧毁了乡村传统的组织和互助结构：几百年来，乡村集体共有稻田的习俗受到严重破坏。殖民地无产阶级成分复杂，包括种植园劳工、工厂工人、矿工等等。他们常常是一只脚踩在水稻田里，另一只脚则踏进了殖民企业的大门。他们必须遵守严苛的劳动制度：克扣工资、体罚等等司空见惯。

　　在法属印度支那，各项计划迟迟不见实施：工业化方案、政府机构改革、法兰西联盟内的有限自治。不清楚法国人是没能力还是不愿意实施自己所制订的改革措施。最终，反殖民的独立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转自高棉经济杂志